九年前，二十四歲的小伙子與太太結婚不足一個月，就入住當時仍是已婚宿舍的莊漢樂樓，建立新婚後第一個家。我們是當時學院年紀最輕的夫婦。然後是建道三年難忘的生活，與許多校友一樣的經歷，笑過，哭過，磨練過，認識了上帝更多，結識了一班終生戰友，發現上帝擺在我們前頭的使命。

畢業後，我們離開香港，遠赴陌生的德國。第一年花上所有時間學習德文，適應環境。太太凱玲在柏林宣道會事奉，當時我們都是初出茅廬的神學生，要獨力承擔整個宣教工場，只能戰戰兢兢地事奉下去。

第一年生活安頓過後，我在德國的神學生涯正式開始。一星期五天的神學研究，周末在教會事奉，閱讀、思考、寫作、事奉，閱讀、思考、寫作、事奉……從不間斷的。每天從一百年前的書堆中思想上帝，在大學旁聽一些神學科目，主動尋找可討論的對話夥伴，同時又面對眼前活生生的教會，讓我可以在神學思考與教會現況中畫出一條彼此可依據的量度。外國的體驗，宣教工場的事奉，與內地學生相處，這些經歷，這種思考琢磨，都不是在香港容易獲得的，實在非常寶貴。六年的光陰就是這樣渡過。我們第一條白頭髮都是在德國長出來了。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所獲得的成長經驗極其豐富，難能可貴。

三年長洲，六年柏林，兜兜轉轉的，又回到這個小島。8月7日，和太太拖著行李，從機場到中環，從中環到長洲碼頭，從碼頭又回到神學院。和太太拖著手，久違了的酷熱高溫，路途盡是密密麻麻的長洲村屋，似乎忘記了路，我們卻能隨著直覺一直一直往前走。第一個的竟然是蘇師父。我們都不禁大聲地喊叫：「蘇師父！」回到神學院，由從前的莊漢樂樓變為現在的「三十一號」，心裡感覺很奇妙。很多都是陌生的，但其實又是熟悉的。然而，面對熟悉的的環境、熟悉的人物、熟悉的長洲炎夏，卻又不能一時間完全適應過來。

因此，回到香港後的幾個星期，生活上仍有許多未能適應過來。尤其是面對在建道前面的事奉，心裡其實有點緊張。9月2日上班前的一個晚上，收拾預備明天上班的東西，我問太太：「我們的《生命聖詩》在哪裡？」畢業後，我們把《生命聖詩》帶過去德國，卻一直沒有機會拿出來使用，也很久沒有用廣東話唱詩歌了。翌日早上開會，建道同工們有唱詩靈修的時間，我打開手中這本《生命聖詩》，與同工一起開口唱詩。那一刻，我才發現，過去建道三年的回憶，那留下來、傳承下來的，實在遠遠超過三年，並且已經不知不覺影響著我日後的生命。於是，在母校再次翻開《生命聖詩》唱詩歌，先前許多的不適應都盡消除。「其實這不就是建道嗎？我緊張甚麼？」我心裡想。那刻，我才發現，在外留學的六年，其實只是簡單的中途站。我又回到建道了。

回到建道，很享受每次與人交談的機會，無論是老師、同學或是同工，每次交談都是很寫意的。我感到，上帝似乎要我在建道繼續學習過往還未學完的功課，只是換了一個角色。還記得早前的屬靈操練營，我第一次以老師身分參與營會，第一次從老師的角度體驗這個屬靈操練營，感受非常深。在營會裡，幾個老師在教師營舍住一起，間中聽見陳耀鵬牧師、何啓明牧師幾個牧者前輩的風趣對話，實在感受到過往七十年代的建道情懷；當我走在廖博、蔡牧、張sir身邊時，[1]卻又是另一種九十年代建道的使命感。然後，當我回到自己帶領的關心小組，面對比自己更年輕的神學生，又是另一種全新青蔥的感覺。建道，不斷孕育著一代又一代人。時間過去，年代過去，身分在轉變，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建道的精神與價值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續著。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想法，相同的召命。

因此，於我來說，是老師，還是學生？其實，又有何分別呢？我們都是在人生不同階段領受著相同的召命，努力面對上帝為我們預備的挑戰。

我是這樣面對前面建道的事奉。（當然，被同學誤會是同學的情境仍在發生中……）

註釋：
[1] 編按：「廖博」即廖炳堂博士，「蔡牧」即蔡少琪牧師，「張sir」即張雲開老師，而前文提及的「蘇師傳」，即事務部同工蘇揚喜先生。

原載於《建道通訊》173期，2013年10月，頁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