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現以「宣道會」命名有兩個基督教團體，她們分別是「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為清晰起見，本文將整個團體組織簡稱作：「中華宣道會」；而單指在九龍塘窩打老道的母堂則稱為：「塘宣」），和現在以「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擔旗領軍的「香港宣道會」。[1] 今時今日，即使身為這兩團體的會友，若要向別人解釋為何一地出現兩個宣道會組織，也是相當困難的事情。確實，這並非三言兩語就能夠解說明白；更何況，「中華宣道會」和「香港宣道會」對事情亦可有不同論述。本文，筆者透過早年的文字檔案和記錄，嘗試將兩者的淵源和關係娓娓道來。

有關這兩個宣道會的事蹟，是與早年香港的殖民統治、宣道會的宣教理念、宣道會兒童宿舍不可分割的；因此，故事必須從早年宣道會在香港的歷史說起。本文主體為四個部分：一、早年香港於宣道會宣教的地位；二、宣道會兒童宿舍（Alliance Hostel）；三、「塘宣」的成立過程；四、「香港宣道會」與「中華宣道會」的關係。

一、早年香港於宣道會宣教的地位

根據美國宣道總會的記錄，第一批踏足香港與國內的宣道會西教士，是在1889年1月9日，美國賈錫德夫人（Mrs. William Cassidy）攜同兩位女兒和另外兩位女性宣教士。當時，距離宣信博士（Dr. A. B. Simpson）成立宣道會還不足兩年時間。她們由紐約出發抵達香港，再途經上海轉到南京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年半後才前往蕪湖建立第一個宣道會在華的宣教站。[2] 十九世紀末年，香港維多利亞港已是國際知名的港口之一，是輪船往來南中國必然停泊的地方。1893年美國宣道會總會刊物對當時的香港有如下描述：

香港不是差會「直接」宣教的工場，其角色可以說是各差會於廣東的「宣教中心」（missionary center），與差會在華南設立總部的地方；正如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聖公會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就是最好的例子。[3]

相比華南其他城市，香港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她是英國殖民地，其制度、法律及官方語是英國式的，容易被歐美人士認識和接受。政治方面，當時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因此香港較中國內地相對穩定，戰亂與暴動不易發生。她是一個自由貿易港，人與貨物沒有特別限制而可自由出入，所以是進入中國大陸的前哨站與補充站，也是外國機構設立遠東總部最理想的地方。在位置上，她與大陸接壤，既是國際港口也是珠江的出入口；人們往返國內、外都十分方便。在這殖民地，中西文化並存，是初次來華西教士學習語言、認識中國風土人情最佳之選。

雖說香港有如此便利，卻不是西教士理想的宣教工場。在這殖民地上，聚居的華人來自五湖四海，他們說着不同地區的方言：潮州語、客家話、廣府話、福佬話、蜑家語等。對西方人來說，要掌握一種方言至少得花上二至四年的功夫；而擁有說一種方言能力的人只可在香港向個別族群宣講福音，對象少並且要四出尋找，費時費力。因此，西教士寧願走到內地，進入大區域裡向說同一方言的族群開展宣教工作。早期香港，對一般西方差會來說，並非建立宣教工場的地方。

宣道會的情況也是相同。早在1892年，已有宣道會西教士李富枝夫婦（Mr. and Mrs. C. H. Reeves）進駐華南地區宣教；他們夫婦帶同一位美國華僑馮雲先生（Mr. Fung Won）[4] 為助手，選擇沿西江進入廣西內陸傳教，不果。[5] 其後，他們暫居澳門，[6] 並常常往來香港接待和安頓新來的同袍。[7] 至1895年春天，宣道會已有12位宣教士抵達華南沿岸，他們蓄勢待發深入西江，誓要把廣西宣教大門打開，最終在年內得以實現，在廣西貴縣建立首個宣教據點。[8] 約兩年後，他們於梧州市一個山丘上建立了宣教總部，作接待新來西教士、訓練華人信徒及支援在廣西各宣教站。[9] 從這時起，大量宣道會人士途經珠江進出華南；而位處珠江口的香港，自此成為他們登陸、出洋、休假、採購物資、郵遞、收發電報、治病、休養、逃避內地戰火和暴亂的地方。[10]

早年宣道會不選擇在香港宣教，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根據當年宣道會的宣教策略，是不會在別人建立的根基上開展工作；該會宣教士是必須尋找福音未聞的地區作佈道開荒。因此，香港、澳門、廣州及華南沿岸都不是他們選擇要去的地方。這個情況，要到1930年代，貝光道牧師（Rev. John Bechtel）由廣西南下香港居住，才出現了些微變化。

二、宣道會兒童宿舍（Alliance Hostel）

貝光道牧師原是美國紐約州奧爾巴尼（Albany）的印刷商人，打理家族生意。後因公司一位員工向他傳講福音而成為基督徒，並立志終生為上帝服務。[11] 1930年，美國宣道會聘請他前往廣西梧州負責宣道書局的印刷工作，印製《聖經報》與教會刊物。[12] 1932年，貝牧師患上十分嚴重的肺炎，幾乎要了他的性命；華南差會送他到香港就醫，病情才略有好轉而慢慢地康復過來。[13] 就在貝牧師於香港休養期間，廣西宣道書局一位有精神問題的印刷工人，不知何故竟在印刷工場縱火，所有昂貴的印刷機全被焚毀，書局不得不把印刷廠關閉，將印製書刊的工作外判。[14] 就這個緣故，貝牧師在廣西已沒有工作；後來差會吩咐他繼續留在香港，工作變為在當地接待同袍進出內地、籌措金錢和物資以支援華南教區各宣教站。[15] 1933年，一對廣西宣教士夫婦途經香港轉往荷屬印度尼西亞宣教，[16] 在離開香港前，將三位孩子交由貝光道夫婦托管照顧；他們希望孩子可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而宣道會兒童宿舍於焉誕生。[17]

起初，貝氏夫婦和女兒、三位托管的孩童在九龍旺角一單位居住；但隨後日子，陸續有其他同袍的孩子交他們托管，[18] 居所漸見擠迫。1935年，貝牧師與華南差會主席陳法言牧師（Rev. W. H. Oldfield）到九龍各區尋覓更大、地點更適合孩子上學的住所。[19] 最後，他們在九龍塘巴芬道覓得一理想房屋，作為兒童宿舍的新址。據1937年美國總會《宣道周刊》的報導，當時已有十六個孩子交由貝氏夫婦照顧，這些孩子均來自宣道會三個宣教地方的宣教士兒女，分別為：荷屬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群島及中國內地的教區。[20]

1938年，中、日戰火蔓延至華南地區，大批宣道會華南西教士南下香港避亂，他們都是在兒童宿舍暫居，觀察戰局的變化。[21] 1941年，戰雲籠罩香港，戰事有一觸即發的可能，美國總會下令全體西教士人員與家屬儘速撤離香港。因此，兒童宿舍內一眾西教士、貝師母和所有孩子均啟程返回美國；而貝牧師則為要照顧一間剛剛成立的車房教會（即「塘宣」的前身，見下文）而選擇留下。[22] 香港淪陷後，貝牧師被日軍俘虜。幸好兩年後，美、日兩國交換戰俘，他才得以返回美國與家人團聚。[23]

抗戰勝利，日本人無條件投降，結束在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侵佔。宣道會西教士陸續返回宣教工場，而兒童宿舍也再次熱鬧起來，回復戰前的面貌。1947年，貝牧師與美國總會以港幣88,000在九龍塘根德道23號買下一棟白色別墅，[24] 以致能容納更多人居住。這個時候，貝氏夫婦除與這些西教士孩子同住外，亦聘請一名外籍護士及數名華籍傭人一同居住。對於這群孩子，貝氏夫婦猶如他們的家長和父母。當時的宿舍分別有「男孩房」及「女孩房」，每房間約有三至五名孩子和傭人一起居住；而貝氏夫婦就與他們的親生孩子同睡一個房間。每個早晨，當孩子吃過早餐後，就會拿着籐製長方型書包，乘腳踏車到附近的英皇佐治五世英童學校或九龍英基小學等學校上課。[25]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美交惡，所有宣道會西教士被勒令撤出中國大陸，寄居兒童宿舍的小孩亦因父母轉往別的宣教工場而離開。1951年，兒童宿舍停止運作。[26] 自此，這裡成為香港西差會西教士宿舍及舉行會議的地方。另外，有英軍身分的貝牧師（見下文）在這裡舉辦海軍團契（Servicemen’s Centre），多年來每逢星期一晚在屋前花園舉行團契及聚餐。除服侍英國駐港軍人外，也接待途經香港不同國籍的海軍人員。[27]

三、「塘宣」的成立過程

當宣道會兒童宿舍遷到九龍塘巴芬道之後，居住在宿舍的孩子日漸增多。本身為宣教士的貝光道牧師，看着自己所照顧二十多位同袍的孩子沒有正常的宗教生活，感到相當歉疚。正是這個緣故，1939年貝氏於九龍塘積極尋找合適地方，期望可在兒童宿舍附近建立禮拜堂，使孩子可參與教會聚會之餘，亦方便向街坊傳講福音。[28] 不過，這事情卻是有相當難度；皆因九龍塘是價格高昂的住宅地區，興辦教會機會渺茫。[29]

某日，貝氏行經九龍塘金巴倫道25號，看見一間原先是售買零食雜貨的車房店鋪，在門外掛上招租牌子，他隨即上前與業主洽談。[30] 業主Chui太太，[31] 是一位年老虔誠的基督徒；但巧妙的是，她早年來香港定居前是廣西梧州宣道會的會友，知悉貝牧師是廣西宣道會人士，希望在本區租借地方興辦禮拜堂，喜出望外。[32] 最後，Chui太太願意以一半價錢將車房出租給貝氏，只收取港幣20元的租金。[33] 貝光道隨即將這個消息告知美國總會及所屬的華南差會，希望得到他們的同意與支持。不過，他得到的回覆卻是：「沒有興趣！」[34] 究其原因，如前文所述，宣道會的策略只往未聞福音的地區宣教，而華南差會的宣教路線也不打算在中國沿海地區作工，以避免和其他差會的工作重疊，浪費資源；貝氏此舉正是違反上述的宣教路線。不過，貝氏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興辦教會的念頭。他有一位英國籍朋友，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香港電燈公司出任主席。貝氏將事情告訴他，希望他能在金錢上作支持；最後終得他的應允，願意在開辦初期承擔車房的租金。[35] 事情就這樣成了。[36]

貝牧師將車房略作修葺，內裡放置了講壇、一台鋼琴及四十張椅子；在外即掛上一面刻有中、英文名字的招牌，中文名：「廣西宣道會香港分堂福音堂」[37]，英文名：“Quantze Alliance Church Hong Kong Subsidiary Church”。[38] 當時，香港沒有宣道會的組織，所以貝氏利用自己是廣西宣道會宣教士的身分，作為教會所屬派系的名字。[39] 創辦之初，除貝牧師夫婦及韋美靈教士（Miss M. Etta Whitney）[40] 外，貝氏亦聯絡區內伯特利聖經學院，得院長支持並派遣院內教授與神學生，同來處理教會事務；當中包括宋彼得先生為崇拜講道、丘育靈先生為主日學負責人、朱建磯先生負責教會青年人工作。[41] 1940年12月1日，教會正式揭幕，舉行了首次崇拜聚會；出席聚會者有來自兒童宿舍的廿二位孩子、車房業主Chui太太等人。[42]

1941年，日本軍隊逼近香港，人心恐懼驚惶，越來越多人走進福音堂尋求上帝的慰藉。貝牧師為了與教會會眾共渡時艱，沒有跟隨宣教士隊伍撤離，獨自留守香港。除此之外，他還加入了英軍的空防隊伍，在九龍地區四出呼籲居民要做足空防準備。[43] 同年12月，日軍進行侵略，在英軍節節敗退下，港督楊慕琦最終在聖誕節傍晚向日軍投降，香港淪陷，在往後三年零八個月為日本軍事佔領區。英國軍人隨即成為戰俘並關進戰俘營，這包括貝光道牧師。他被日軍囚禁於赤柱監獄，兩年多後他才獲釋返美；[44] 而福音堂的聚會也因貝氏被囚而被迫停頓。

日佔時期，香港百多間教會在日軍控制之下，不能隨便公開聚會。1942年1月18日，該堂傳道宋彼得、丘育靈偕同徐澤林及鄭錫壽，會見日軍警備佐藤隊長，商議教會聚會事宜，結果他們獲得許可證在福音堂舉辦崇拜聚會。1月25日，金巴倫道25號再次響起敬拜的頌揚聲，當天收得奉獻金額為港幣二元六角五分，數字雖少但意義重大；日後「塘宣」視之為他們自立自養的開端。[45] 由於遠近基督徒得知該處可以公開聚會，所以他們不分宗派，扶老攜幼，於星期日聚集這裡敬拜上帝。因這個緣故，聚會人數不斷增多，導致車房不勝負荷，有很多信徒要站在門外聽道，加上夏天來臨，車房內暑熱難當。其後，堂會得九龍塘學校借出幼稚園及大禮堂作崇拜聚會之用，而原有車房即改作教會辦事處。[46] 根據「塘宣」的資料，這時亦有外來堂會願意加入他們，[47] 教會因此更見規模。1942年，該堂已成立首屆執事會，負責管理教會事務和發展；1943年擬訂了會章規程，教會各部組織亦漸臻完善。[48]

1945年8月，香港重光。至1946年4月，貝光道牧師由美國返回香港，得悉教會這幾年發展良好，喜出望外。據早年「塘宣」的記錄，當時貝牧師重返堂會，並聯同宣道會華南差會主席陳法言牧師出席該堂的執事會議。兩人皆表示無意接管教會，建議堂會應繼續由華人自理；而眾執事則欣然接受他們的盛意，隨即邀請兩位牧師為該會顧問。[49] 自此，該堂實施「自立、自養、自傳」的三自政策，並且將教會易名為：「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50] 其名字意思是：「香港九龍塘」代表所在地區；「中華」代表由華人自理，不隸屬西差會組織；而「宣道會」即追溯其起源為宣道會，以廣西宣道會香港分堂為前身。[51]

四、「香港宣道會」與「中華宣道會」的關係

至於「香港宣道會」的事情，是始於1949年中國大陸全面解放，內地宣道會西教士紛紛轉至香港，在宣道會兒童宿舍暫居，等候總會進一步的指示。當時，美國總會打算把所有宣教士撤離香港，並將他們派往東南亞等地的宣教工場。然而，有幾對西教士夫婦不贊同總會的調度與安排，堅決留在這殖民地開展聖工。這正是違反該會一貫的宣教路線。經多次商討後，總會才無奈接受他們的做法。[52] 早期，這些西教士除在香港延續「建道聖經學院」和「宣道書局」的使命外，另一項重要工作，便是聯同「塘宣」的婦女組織，在摩星嶺展開難民的服侍。[53] 至1950年中旬，政府打算將摩星嶺難民安置在調景嶺；而他們則把握機遇，成功申請進駐該地以服侍孤苦無依的難民；[54] 由此，宣道會在香港奠基。在短短一年內，「香港宣道會」會友數目由零迅速增長至一千多人，第一所堂會「調景嶺堂」亦因而建立。那幾位西教士的努力最終獲得美國總會的認同，在1953年批准成立宣道會「中國—香港教區」。

五十年代初年，「香港宣道會」[55] 是與「塘宣」互相配搭，無分彼此同心合意興旺福音，這可能是貝光道牧師的關係。[56] 當時，該會只有數名西教士，是根本不足以開展任何聖工。調景嶺事工的建立，實有賴與「塘宣」共同協作下才可成就。另外，早年「塘宣」亦大力支持建道聖經學院。1951年7月，十多位建道學生於畢業後（建道在香港首屆的畢業生）不能重返中國內地，在香港則無依無靠。其後，院長劉福群牧師（Rev. William C. Newbern）得到「塘宣」梅澤生先生的幫助，答應收留這批畢業生在家裡暫住，直至他們找到牧職為止。當時，中國共產黨大有接管香港的可能。為避免此舉有損「塘宣」利益，梅先生要辭去堂會領導的崗位。至於「香港宣道會」第二所堂會「黃大仙福音堂」（後來稱為「竹園堂」，在1979年再易名為「宣信堂」），也是因為梅先生大力支持這批建道畢業生：曾錫亨、梁得人、簡國慶、黎福華、曾惠蘭、潘瓊芳等人，才得以建立起來。[57] 在另一方面，初年宣道會西差會曾出錢出力協助「塘宣」的發展，特別在籌建九龍塘禮拜堂和學校、建立英語事工等方面。早年，宣道會西教士大多在「塘宣」出席英語崇拜、教授英語主日學課堂。

至五十年代末年，「香港宣道會」已建立了十間堂會，組織漸具規模。而「塘宣」亦分別建有幾所分堂和學校，也演變成一基督教團體。當其時，「香港宣道會」期望能與關係友好的「塘宣」和所屬團體，即「中華宣道會」一起發展，並曾經邀請她們加入「香港宣道會」的大家庭。[58] 可是，這時的「中華宣道會」已自立多年，其發展路線和服侍對象亦與「香港宣道會」略有不同，所以並沒有答應加盟。因此之故，「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名字雖有「宣道會」三個字，其建立與信仰特色也源於宣道會，和宣道會西差會素有來往，亦與六十年代才成立的「宣道會香港區聯會」[59] 有非常良好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從來都不曾隸屬宣道會組織。由始至終，該團體沒有加入「香港宣道會」，也沒有加入世界性的「宣道會國際團契」（Alliance World Fellowship）。

「中華宣道會」一向以興辦學校為發展策略，其宗旨是：「建一間學校，同時建立一間堂會」。在香港，現今有多間以「宣道會」命名的學校，其實大部份是「中華宣道會」轄下的組織；當中只有少部份隸屬「宣道會香港區聯會」。[60] 至於「香港宣道會」，多年來都是以最簡單直接的方法，走進香港新發展地區和屋邨，透過不斷植堂的增長模式，將福音傳給「未得之民」。[61]

五、結語

總括上文，因香港地理位置與政治環境的特殊，成為西教士進出中國大陸的必經之地。對宣道會來說，早年香港是其宣教人員休假、採購物資、郵遞、收發電報、治病、休養、逃避內地戰亂和學習語言文化的地方。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宣道會兒童宿舍的設立，使在中國和東南亞宣教區工作的西教士能將子女寄養當地。孩童除了有貝光道夫婦悉心的照料外，亦可接受殖民地英國式的學校教育。早年，香港並非宣道會的宣教工場，更非其建立堂會的地方。

香港兩宣道會的組織都是在偶然的情況下成立。「塘宣」及「中華宣道會」是因貝光道牧師為使宣道會兒童宿舍的孩童能有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衍生的。而「香港宣道會」則是在1949年大陸全面解放下，個別宣道會西教士堅持留在香港發展所設立的。以上兩組織，都是脫離了宣道會的宣教路線，在沒有得到美國總會和差會的認同下，由個別人士以堅毅不拔的開拓精神所創立而成。五十年代早期，「塘宣」和宣道會西教士曾彼此合作同工、互相配搭，終使基督教信仰在調景嶺和黃大仙等擁有大量新移民和難民的地區傳開，而「香港宣道會」亦因此奠基本地。其後，縱使兩團體在發展道路上有所差異，可大家都是本著基督的大使命和「宣道運動」的精神，以不同的方式將福音廣傳。時至今日，兩者皆是香港重要的基督教宗派或組織，在各自的崗位上服務人群。

註釋：
[1] 「香港宣道會」一詞是一個統稱，這是指1949年後宣道會在香港建立的事工與組織，這包括：在1950年成立的「全中國委員會」（All–China Committee）、1953年建立的「宣道會中國——香港宣教區」、在六十年代建立的「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和旗下所有的堂會與機構、亦包括1992年以前「宣道會香港西差會」。
[2] W.M.Turnbull,“First Days in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LVI:47（3 Feb., 1923）:731.
[3] “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X:25（23 June,1893）:387. 筆者翻譯為中文。
[4] 馮雲為英文 Fung Won 的音譯，其真實中文名字有待 查考。他是中國南方人士。
[5] “Departure of California Missionaries for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IX:22（25 Nov, 1892）:348; “Editorial Correspondence”,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X:27（7 July, 1893）:4–5.
[6] “Our Mission in Souther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XIV:16（17 April, 1895）:243–244.
[7] “Our Mission in Souther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XII:26（29 June, 1894）:697.
[8] “Good Tidings from Southern China”,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XV:21（20 Nov., 1895）:328.
[9] “The Good Work in South China”,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XXI:5（3 Aug., 1898）:115.
[10] 參以下資料：“The Annual Report of South China Mission”,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XXV:20（26 May, 1906）:320; R.A. Jaffray, “A Plea for the Perishing of South China and Annam”, The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XXXIII:4（23 Oct.,1909）:1; Walter H. Oldfield, “South China”, The Alliance Weekly, XL:21（23 Aug., 1913）:328; “Editorials”, The Alliance Weekly LII:25（13 Sept., 1919）:386; “Greetings from the South China Party”, The Alliance Weekly LIV:45（5 Feb.,1921）:714–715.
[11] 根據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正確日子不詳。貝約翰牧師（Rev. John H. Bechtel）是貝光道牧師的兒子。
[12] “Personalia”, The Alliance Weekly LXV:5（1 Feb., 1930）:77; “Department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LXV:8（22 Feb., 1930）:125.
[13] 傅堅理牧師（Rev. Charles William Fowler）與筆者的電郵，2013年12月12日。傅堅理牧師為傅證道牧師（Rev. Charles Christian Fowler）的兒子，兩人同為宣道會來華西教士。傅堅理牧師年幼時曾被貝光道牧師照顧，所以對這段歷史十分瞭解。
[14] “Work and Workers”, The Alliance Weekly LXXII:27（3 July, 1937）:427.
[15] 傅堅理牧師與筆者的電郵，2013年12月12日。
[16] 根據“Work and Workers”, The Alliance Weekly LXXI:35（29 Aug., 1936）:561，這對夫婦很可能就是Rev. and Mrs. Gustave Woerner，這有待進一步查證。
[17] 同上。
[18] 傅堅理牧師與筆者的電郵，2013年12月12日。
[19] “Department of Prayer”, The Alliance Weekly LXX:39（28 Sept., 1935）:626.
[20] “Work and Workers”, The Alliance Weekly LXXII:27（3 July., 1937）:427.
[21] “Missionaries in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LXXV:36（7 Sept., 1940）:562.
[22] “Alliance Hostel in Beulah Beach”, The Alliance Weekly LXXVI:33（16 Aug., 1941）:515、528.
[23]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傅堅理牧師致筆者的信件，2013年12月12日。
[24] 根據貝約翰牧師的憶述，港幣88,000元是一個很便宜的價錢。原因是日據時期日軍曾在這屋的花園屠殺了很多人，香港光復後人稱這為「鬼屋」。
[25] 〈樂飄飄：根德道——温馨小白屋〉，《東周刊》第74期（2005年1月26日），頁76–78。（該文是關於貝約翰牧師憶述在宣道會兒童宿舍的往事。）
[26] 傅堅理牧師致筆者的信件，2013年11月22日。
[27] 〈樂飄飄：根德道——温馨小白屋〉，頁77；“Servicemen’s Center in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itness 103:1（3 Jan.,1968）:7. 此軍人聚會日後轉到窩打老道121號，在貝氏後期的居所裡舉行。
[28]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29] “Brief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lliance Church”，《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2000），頁42。
[30] 同上。
[31]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而根據“Brief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lliance Church”，業主的英譯名字為：Mrs. Chan Man–Wai，中文名應是：陳文威；名字有待進一步考證。
[32]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33]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8。
[34]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35] 根據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的資料，教會成立後不久，營運所需最終由西差會承擔。
[36]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37] 根據《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8的文字、頁50的舊照片。
[38] “Brief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lliance Church”，頁42。
[39] 傅堅理牧師與筆者的電郵，2013年10月19日。
[40] Miss M. Etta Whitney為宣道會華南區宣教士，當時她剛剛上任，在前赴廣西工場前於香港學習廣東話，周末則幫助福音堂事工。
[41] 徐澤林：〈本會小史：廿年蒙恩之經過〉，《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二十週年紀念刊》（香港：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1960），頁2–3；”Brief History of the Kowloon Tong Alliance Church”，頁42。
[42]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43] 貝約翰牧師在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堂慶的講道。
[44] 同上。
[45] 李伍振華口述歷史：《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會史》，1980年，頁1；〈本會小史：廿年蒙恩之經過〉，頁3；《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9。
[46]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會史》，頁2。
[47] 根據《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26、42，加入他們組織的教會有：Kowloon Tong Gospel Centre 及 Duke Street Church，這兩間教會的中文名稱有待考究。
[48] 〈本會小史：廿年蒙恩之經過〉，頁3。
[49] 〈本會小史：廿年蒙恩之經過〉，頁3；《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49–50；《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會史》，頁3。
[50] 該堂於1950年5月正式向政府註冊，成為一個認可的慈善機構。
[51]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頁50。
[52] 詳情可參考筆者在第十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文章。何明章：〈中國內戰時期的宣道會〉（未出版）。
[53] 根據以下資料：Paul H. Bartel, “A Happy Sequel to Tragedy”, The Alliance Weekly 85:38（23 Sept.,1950）:601; John Bechtel, “Graduation Day in a Refugee Bible School”, The Alliance Weekly 86:15（14 April,1951）:233; 聖經報復刊委員會：《包忠傑牧師紀念文集》（香港：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頁85，該段文字是潘士端牧師與包忠傑牧師交往的記述。
[54] 包忠傑：《包忠傑自傳》（香港：宣道出版社，2006），頁166。
[55] 1953年以前，宣道會在香港的組織為：“All China Committee” 「全中國委員會」。
[56] 當時貝光道牧師是「香港宣道會」西教士，也是「塘宣」的顧問牧師。
[57] 根據以下資料：簡國慶：〈勤儉簡樸的宣教士〉、梁得人：〈腳蹤遍寰宇〉，朱秀蓮、邢福增編：《我們的薦書——建道神學院梧州期校友見證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33、156–157; Paul H. Bartel, “Good News from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45（14 Nov.,1951）:713; John Bechtel,“Reaching the Children in Hong Kong”, The Alliance Weekly 86:45（14 Nov.,1951）:714.
[58] William C. Newbern, “Chairman’s Report of China–Hong Kong Field, June 1958–June 1959”.
[59] 於1958年成立，最初的名稱為「香港宣道會堂聯會」，負責統籌、聯絡與協調各宣道會堂會。1968年，西差會為了使區聯會有更全面運作的能力，並加速宣道會本土化，乃建議區聯會向政府申請註冊成為有限公司。最後，「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有限公司」於1968年11月8日註冊成立為一法定組織。
[60] 「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旗下也興辦了數間學校，亦以「宣道會」三字命名，但其辦學規模就遠不及「中華宣道會」。
[61] 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詳情可參考：何明章：〈滕近輝牧師與香港宣道會〉，《滕近輝牧師的事奉、思想與人生——華人教牧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建道學刊》第四十五期（2016年1月）：105–130；何明章：〈宣道運動在香港：香港宣道會的發展歷史（1949年–1999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6期，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