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消失的檔案：重尋佈道團的真實面貌（上） [1]

一、佈道團的真實張力

作為建道師生及校友，必定聽過不少建道佈道團激勵人心的見證故事，這都是十分真實歷史。可是，歷史往往並非只有一面的故事。基本上除了建道畢業班外，大部分建道學生都必然是佈道團成員。每代佈道團學生中，都總會有熱心積極的同學，他們全情投入，為的是希望能接觸一位非信徒並向他們傳福音。不過，除了有熱心委身的同學外，同時亦有不太情願，質疑為何學生必須加入佈道團的同學。

建道學生佈道團成立於1915年，第一屆佈道團學生是自由加入，創立佈道團的同學逐個遊說，最後或多或少以群眾壓力來使最後一位同學加入。[2]到二十年代，佈道團成員並不是每位學生都積極參與的，當時在佈道團官方刊物中有文章以「得過且過，不圖發展」等字眼來形容某些佈道團成員，就連職員也被形容為「莫不關心」。[3]在佈道團核心人員眼中，凡不積極參與者，都被冠以類似的字眼形容。二十年代非基運動時期，那亦是佈道團的黑暗時期，不少建道學生相繼退學離校，佈道團職員辭職聲音亦此起彼落。佈道團一切的佈道工作被迫停頓，最後只有三數人繼續堅持佈道團的工作。[4]

1949年建道在香港復校後，佈道團不久亦正式復團。前院長劉福群牧師（William C. Newbern）雖然十分肯定佈道團在建道的存在意義，可是他亦提出同學的學習與服侍的張力問題。劉福羣指出：

佈道團的活動，往往與學業有所抵觸。學生們的課餘時間，大部分都用在這些事奉上。學校規定每小時的上課，必需加上一至三小時的溫習，但學生們往往連這最低規定都遵守不來。每星期二十小時的功課，已經非常繁重，還得多花二十多小時從事課外活動。此外，有些學生自己不肯用功研究書寫論文，往往拿佈道團作為成績欠佳的藉口，但大多數教授都認為，每星期最少二十小時的溫習時間，是騰得出來的，不過課外活動的時間，就的確少而又少了。[5]

除了劉福群牧師外，七十年代與劉牧師的言論相近是當時擔任團長的陳耀鵬同學。陳耀鵬作為佈道團團長，自然寫了很多肯定佈道團存在意義的原因，但他有一段說話是相當有意思的，他指出：

功課與事奉的失調——有人認為神學院的生活是蜜月生活，其實，在這四年的生涯裏，同學對聖經知識及其他學問的研究絕對不敢亦不會馬虎，而所敬愛的師長亦不許我們馬虎，這些繁忙而又重要的功課與富有挑戰性的事奉，往往會令同學在時間的分配上及取捨的衡量上有無所適從的感覺，這會導致「兩頭不到岸」的危機。[6]

無論劉福羣牧師和陳耀鵬的說法，其實都帶出一個真實的畫面，同學在應付佈道團和神學裝備的學習時，兩者之間的拉扯著實不容易解決。八十年代初，有同學認為佈道團工作是畫蛇添足，原因是佈道團創立的時候，建道學生並沒有週未實習，故此自然迫切需要組織佈道團來爭取實習和事奉的機會。但當各同學每星期都要到教會實習，加上不斷變遷的社會對時代工人的裝備和要求日漸升高的時候，功課的繁重已使同學們應接不暇，為何還要同學背負佈道團的工作？[7]所以，有些同學就用各樣方法不參加佈道團，前建道老師張煉能牧師用「取巧」來形容那些同學。[8]

除了個別學生對佈道團有所抗拒外，就連團內某些部對於佈道團出隊次數亦有意見，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懲教部。九十年代初，懲教部認為對比其他部，他們出隊次數及時間較為多，所以他們感到部員所承受的壓力和負擔亦較為沉重。他們認為為了讓懲教部部員減壓，懲教部向佈道團職員會建議兩個選擇，一是讓懲教部同學減少週末實習半年，一是把每三次休息一次的制度改為每兩次休息一次，即由每年出隊三十次縮少至二十七次。[9]最後佈道團職員部應允讓懲教部以二休一的制度，因為佈道團沒有權利應允學生不用週末實習。[10]

這些佈道團歷史並不是激勵人心的故事，故此不可能世代傳頌。不過，那確實是佈道團百年來真實的一面。然而，百年來佈道團為甚麼不斷出現這張力呢？或許這與佈道團成立宗旨有關。

佈道團成立歷史主流的官方說法是，1915年入學的朱醒魂和梁慕德等新生認為讀神學時都應該要傳福音，於是他們有意在學院組織學生佈道團，經老師同意後就開始進行各方面的籌備和推動。主動的是學生，學院是被動的，所以這是獨立於院方的學生組織。梁家麟院長的《建道神學院百年史》[11]和朱醒魂後人朱敬華校友的《宣教火，家承傳一華人宣教先鋒朱醒魂與家屬見證》[12]也是這樣記述。朱敬華在《宣教火》講述佈道團是由朱醒魂等人創立，他主要是引用梁院長的《建道神學院百年史》一書，而梁院長在書中則引用大量佈道團刊物和昔日校友的回憶記載，這代表著佈道團百年來是一直世代流傳此說法。

因著這主流的官方歷史，故此佈道團百年來都傳遞一個觀念，就是「我們傳道由即日開始，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傳道，不獨為神所喜悅，亦可以增加學習之機會與經歷，而收事半功倍之効」。[13]這觀念不單世代傳遞下去，而且更成為佈道團的根基。這說法亦一直流傳至今，就像天條一樣。任何時候都需要傳福音，這既是無可質疑，亦永遠是對的。所以神學生在神學訓練期間，也要經常傳福音，這一直是佈道團的定位。不過百年來的真貌是，歷代佈道團都出現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對於佈道團成立的主流說法，筆者倒有個疑問，剛入學不久的一年級神學生，他們還在適應學院這陌生環境的時候，真的可以完全自發，並在短時間內組織如此具規模和系統的組織？這是筆者一直在心中的疑問。如果佈道團的成立歷史有另一個版本，百年來建道佈道團是建基在一個不完整歷史版本上的話，那麼佈道團的定位和存在意義只會不斷被挑戰。前一百年是如此，後一百年也會是如此。或許在主流官方說法以外，同時亦有另一個版本存在。（待續）

註：
[1] 此文章曾於2017年6月5日佈道團早會分享。
[2] 李天任：《建道學生佈道團創立憶述》，《播種人》第十一期（1964年12月），頁22。
[3] 正言：《進言》《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6。
[4]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6。
[5]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樓，1979），頁148。
[6] 陳耀鵬：《團長眼中的佈道團》，《播種人》第三十三期（1976年1月），頁53。
[7] 林瑞興《再思佈道團工作》，《播種人》第四十二期（1980年6月）頁20～21。
[8] 陳耀輝，劉會清，劉燕芬訪問張練能：《佈道與操練》《播種人》第四十二期（1980年6月），頁8。
[9] 《給佈道團眾同工及志民的信》（1991年4月16日）。
[10] 《佈道團職員會會議記錄》（1991年5月30日）。
[11]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40。
[12] 朱敬華編：《宣教火，家承傳一華人宣教醒魂與家屬見證》（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頁45～46。
[13] 李天任《建道學生佈道團創立憶述》，《播種人》第十一期（1964年12月），頁22。

原載於《建道通訊》189期，2017年10月，頁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