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教會對聖經中有關未世預言的程文(如太24:1-25:46；可13:3-37；路21:7-36：帖前4:13-5:11：帖後2：1-15；及啟示錄等)經常有著兩種頗為不同的態度。第一種是熱衷於研讀預言，旨在從經文中得出有關未世的全面性畫像，尤其著重末世事件的性質及它們發生的先後次序，甚至傾向將聖經中的預言和當代發生的大事和人物關連起來，互相對照，作為證明聖經預言確切的證據或是歷史進程的指標。

第二種態度亦可說是對第一種態度不滿而產生的反應。針對著教會在歷史上屢屢對末世理解有所偏差，而且產生出各種謬誤和一些頗具傷害性的情懷，很多基督徒都轉而抱著一個不可知論者的態度來處理聖經中末世的預言。一方面他們認為該等經文充滿著象徵符號，導致詮釋困難，容易被誤會和誤用。另一方面他們覺得道些經文的出現和當時信徒所面對的政治及宗教情況不可割離，在無類似的情況底下，未世的信息對現今的教會不很適切，應用性不大。

上述兩種態度的起因都不雞理解，而且各有其道理，但筆者相信兩者都多少對末世預言及其所處啟示性文學的性質存有誤解，導致前者產生一些不必要的教條主義，對末世的教訓過份系統化，反而忽略了聖經預言和啟示性文學的主要功能。誤解亦令後者對聖經產生「經內有經」(canon within the canon)的偏見，導致在宣講上未能將神的話語全面地不避諱的傳揚出來 。

針對第一種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經文中有涉及末世事件的先後次序，還是不足以幫助我們把預言組織成一個「末世行事曆」，更不能讓我們以「新聞式」的讀經法把當今的世事變動及天災人禍和經文一一對照，作為末世步伐的指標。過去的教會在這些事情上出過錯，我們若如此專注，也難免重蹈覆轍。原因是我們必須分辨清楚經文的用意(intent)和内容(content)之間的區別。無論是保羅，老約翰，或是主自己，每次論及未世及主再來，都是因應門徒的困惑或教會面對的困難而起。用意不在於提供一個時間表，而在於提醒信徒神的主權與公義，警惕聖徒要做儆醒，持守真道，要堅忍，持定盼望，要工作忠心，生活聖潔，不被惡事沾染，不向惡者低頭，以致在主的日子不會蒙羞。況且每段預言對末世都無全面性的覆蓋。例如聖徒被提的事情，就祇有在帖前4：17才有提及。教會忽略經文中的勸勉(exhortation)而專注在經文中的描述(exposition)之上，導致歷史上產生有關信徒災前、災中、抑災後被提的爭論，甚至各方堅持己見為真。異見為謬，互不相容，可謂把經文用意本末倒置。

當然，第一種態度的長處在於對經文認真。如果能平衡一下重點，不過份執著末世流程編排，更重視警惕，勸勉，安慰和神主權的信息，可謂大利。

對第二種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說：現代人對末世啟示性文學所探用的象徵符號雖然陌生，但並非不能理解，因為這些符號一般都和當時歷史背景有關，且與舊約和其他猶太人同類型的文獻所用的符號同出一轍。我們不能因内容艱澀而放棄鑽研經文的內容和應用經文的信息。況且正如上述，末世經文的主題大都十分明顯，我們大可不必矯枉過正，「斬腳指避沙蟲」，把末世道理擱置一旁。還有，有關末世預言的經文，和其他新約教訓一樣，都包含著既濟而又未濟的張力。即使這些經文主要是指著將來而言，但亦非與現今無關。以啟示錄為例，從海上上來的獸無疑是標誌著那沉淪之子或敵基督，但同時亦是針對著羅馬和其他當時教會的敵人。歷代信徒都曾把迫害教會的敵人看成那獸的化身，原因是這獸幾乎可被視為一個表樣(type)，在救恩歷史的進程中，不断出現，卻都是那末後要來的那獸的影像。故此同樣的經文今天仍然向我們說話。這些經文固然是指著未來要發生的事而不言，但同時亦警告著我們現今教會在各樣勢力的衝激下所要面對的爭戰，亦激勵著我們必須持守信心，堅定盼望，信賴神的引領。

第二種態度的長處在於實務實幹。但若忽路了末世預言對今日信徒的信息，則務實會變成短視，神話語活潑的功用，亦會因而大打折扣。

總的來說，當我們了解到不必刻意為末世訂定一個行事歷的時候，我們便更能釋放地就世界的現況作出回應，藉神的話更新教會，預備好主的新婦。當我們發覺末世預言並非一些天方夜譚，古怪離奇的記載的時候，我們便能釋放地聽取其中的教訓，在忠心和盼望的大前提下，可以和走在我們前頭的眾聖徒同聲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原載於《建道通訊》111期，1998年4月，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