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中產化是自然而正常的事。

隨著社會走向穩定，人民生活富裕起來，中產階層也逐漸成長；教會與時俱變，與社會同步成長，信徒以中產階層為主，乃是正常不過的事。

「窮人有福音可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福音都是首先在窮人中間傳播的。社會邊緣的群體通常都不是既得利益階層，對傳統文化的效忠較低，受傳統社會的約束較少，對外來宗教的接受能力較高；加上他們在生活基本需求的範圍內的缺乏較明顯，所以傳教士也較易藉救濟和服務（教育、醫療）來接觸他們。

立足邊緣基層

早期教會成員中，婦女和奴隸佔了很大的比例；福音傳到印度，首先是在賤民階層取得立足之地；傳教士來到中國，首先藉間接佈道的方法來吸引低下階層；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沿海大城市的教會，外來民工佔的比例甚高。

兒童和年輕人因著社會化的程度較低，也屬於邊緣群體，對外來事物的接受程度也高；所以教會在發展初階，信徒的平均年齡通常較低，兒童和青少年的比例較高。

香港教會的發展模式沒有例外，傳教士首先是在基層群體，藉救濟和服務開展工作，「有奶粉可派」是許多信徒的童年回憶。難民/新移民事工也是五十年代的主要傳教形式，宣道會和路德會便是藉以崛起的。

教會中產化不是傳福音對象的選擇轉變的結果，而是教會成員的自然轉變。木屋區的街童、屋邨的青少年，逐漸藉教育和辛勤工作，改善生活的條件，提升社會的地位；他們捕捉了香港社會和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蛻變趨勢，分享社會發展的共同成果。教會由屋邨單位搬到私樓，信徒也由屋邨遷居自置物業裡，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召開宣教策略會議，也不是遵循某套教會中產化發展方略而進行的。

體現時代進程

上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性格較比溫純聽話，讀書較為用功，工作也較專心勤奮，較不容易沾染不良嗜好，婚姻和家庭較牢固；因此也較易往上爬，積聚財富也較容易。我沒有統計數字，光從常識推理，基督徒中產化的幅度和速度應該較香港社會整體為大為快。（這裡我已刻意不提上帝特別賜福信徒此超自然因素，以免給人散播成功神學的印象，但我當然相信上帝的保守和賜福。）

我成長於一間基層屋邨教會，數十個信徒裡，得博士學位的有三個；其餘中學或大專畢業的，大都創業成功或取得專業資格。與我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超過一半住在自置物業裡。太平山下，這樣子的故事根本不希罕。

正如許多人所曾指出的，教會主要由教師、社工和護士等行業的中產階層組成，赤貧的和巨富的都不多；撇除香港最基層的人士許多是新移民和老人的因素，教會的社會成分跟香港的社會分層大致相若。香港的中產階級的定義是非常廣泛的，家庭月入二萬多便算中產了，有牌的計程車司機是中產，裝修師傅是中產，擁有一層四百呎的屯門樓的也是數百萬「富翁」；如此說香港教會主要由中產階層構成，便一點不值得誇張標示。我倒是有興趣知道，香港有哪些社團或志願組織不是主要由中產階層組成的？

分享發展成果

中產階層為主導，這是發展較先進的社會最正常的情況；今天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存在嚴重不公平，貧富兩極化，中產階層萎縮，M型社會出現，才是不正常甚至是危機四伏的。中產無罪，中產理直氣壯；在一般情況下，教會若沒有中產化，便不僅是不正常，更是有嚴重的內部問題的；在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方面，肯定出了嚴重問題。

我在七十年代末期便參與工業福音團契和自己教會的工友福音工作，見證許多「工廠妹」發奮讀夜校，取得中學畢業資格，轉為工廠文員；也見證許多小雜工晉升專業技師，在八十年代初被高薪聘到大陸的廠房作訓練員。我的姊姊和姊丈都是小學畢業程度，姊丈在中電做技術人員至退休，他們在新界擁有一幢村屋，時值超過五百萬。我曾在基層教會：漁民背景的東方佈光基督教會服事數年，弟兄姊妹只因不嫖不賭，勤奮工作，愛護家庭，泰半便都安居樂業了；除了老年才信主的一群以外，沒有幾個住在「劏房」的。聖經的教導若無法使人變成這樣子的信徒，我們還可以相信福音有改變生命的大能嗎？

承擔社會責任

筆者重申不是成功神學倡導者，但不主張成功神學，不等於便得提倡「失敗神學」。天災人禍、生命橫逆，在基督徒中間仍是會發生的，所以也有忠於聖經教訓，勤奮工作的信徒沒能晉升中產階層，未能顯著改善生活。不過，橫逆不是常規，否則便不叫橫逆；我們總不能將個別例子變成普遍現象，說許多信徒遭遇車禍，家人罹難，生活無著；不能說失業、失意、失敗才是基督徒的正理。我不是說所有信徒都得變成中產，而是說教會中產化是一個正常而健康的現象，正好說明教會有效承擔造就門徒的責任。

教會中產化也說明教會逐漸進入社會的主流，基督信仰的外來性減低，信仰不再受到主流社會的嚴重排斥，接受信仰所得繳付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較少。這是我們夢寐難得、不斷祈求的事。教會中產化不等於福音本色化和社會基督化，但前者是後二者有望實現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有前者不等於有後二者，沒有前者肯定不會有後二者。我們的期待是，香港的基督徒能夠承擔社會更多責任，在公眾生活有更好的見證，在推動社會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

有人擔心，教會中產化意味著對窮人的忽視，減少對邊緣群體的關懷。這是有可能出現的。不過，若出現這個情況，通常都不僅是教會忽視了窮人，而是整體地忽視福音使命。

教會變得內向，缺乏外展的抱負，僅以自然增長為滿足，這是值得關注的危機。筆者相信，只要教會忠於耶穌基督的託付，積極向未得之民傳福音，便不會忽視尚未被福音化的基層群體。再說，邊緣群體才是最易接受福音，最能被福音化的一群啊。今天向非洲宣教容易，抑或向日本宣教容易？教會會否因自己的成員主要是中產階層，而決定只向日本派遣宣教士？

福音跨越文化

也有人問，教會即或在傳福音之上沒有歧視窮人，但會否因其主要成員是中產階層，而不自覺地形塑出中產屬靈文化，從而產生排斥基層的效果呢？這個情況也是可能發生的。教會必須恆常檢討，是否趨向精緻化與專業化，為了追求群體的純粹和秩序，而產生小圈子文化，造成排他主義的效果。

不過，信徒期待彼此深交，而同質性愈高的人愈容易深交，這是難以抹煞的自然情況；因此，即使我們有讓不同膚色、種族、階層的人共治一爐的教會理想，現實的教會總是傾向「各從其類」的。窮乏者很難在半山區或九龍塘的教會感到自在，在他們居住的地區為他們開設教會是較容易解決問題的，雖然這或會產生教會群體標籤化的效果。無論如何，香港教會最密集的地區都不是富有人的地區，居住在最貧窮的地區的人通常都可以在一車站之遙便覓得教會，因此也不能說香港教會都在逃避基層，遷向中產地區了。

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或多數人都能從事跨文化的宣教工作，這多數是由少數有志者或福音機構承擔；但我們期待所有信徒都支持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也有人批評教會中產化造成教會趨向保守，淪為保皇黨，拒絕社會改革或革命的後果。說此話的人大抵都是中產階層，他們對基層有不切實際的浪漫想像，以為基層都是勇於社會批判、積極尋求制度改革的一群。

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是，基層群眾或會爆發暴動，但有計劃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中產階層或家境出身富裕者推動的。再說，香港教會從來都不曾由革命趨向保守，卻是從未出現過革命階段；說這批評的人，都對教會抱持某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期待，譬如希望教會變成參政或社會行動團體，他們對現實教會的失望是必然的，任何時間都會失望。

我們期待教會更關心貧窮人，積極向社會邊緣階層傳福音；但我們歡迎教會的中產化，認為這是教會趨向成熟和勇於承擔使命的階段。

我們歡迎香港教會的中產化，我們更祈禱中國教會普遍中產化的實現。

原載於《建道通訊》171期，2013年4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