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包忠傑牧師(Paul Bartel)到越南華人教會負責聖禮，遇上張志江。張志江是個才二十歲的年輕人，於一年前信耶穌，立志全時間服事。包牧師勸導他去香港建道聖經學院接受造就，當時張志江年少氣盛，不客氣地回應說：「建道從來沒有出過甚麼出色有名的佈道家和傳道人。」他接著一口氣提出宋尚節、倪柝聲、王載、王峙、計志文、趙君影等名字，他們都沒有完成神學課程。張志江再指出，中國內地會的創辦者戴德生，年紀輕輕便來中國宣教，他同樣並未讀過神學。這些鐡般事實所導引出的結論，自然是「神學教育無用論」。

後來經人力勸下，張志江才勉為其難來建道讀神學。[1] 也許是因為在建道唸了數年，終其一生都沒成為有名的佈道家，但他卻成了為主燒盡的宣教士和牧者，忠心宣講上帝恩惠的道理。

「讀神學有甚麼用？」張志江牧師在大半個世紀前提出的問題，在當時期的華人教會裡，是頗為普遍的想法；特別是受奮興佈道家所影響，並立志做奮興佈道家的年輕人，都認定四年的神學訓練，無法培植他們成為另一個宋尚節。

這個問題在今天的教會同樣流行，不過提出的多數不再是有志全時間服事的年輕人，而是教會裡的主任牧師。他們認定多數傳道同工都毋須接受正規的神學訓練，原因有三：

第一，今天教會聘用較多傳道同工，中小型堂會少說也有兩、三位，大型堂會更達數十人。人數多，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做法。基於講壇和教導系統高度中央化的原則，多數同工都不用負責講道和教導的工作，也輪不到他們的機會。傳統神學訓練超過一半內容是跟講道和教導有關的，這明顯是一個浪費。

第二，教會愈來愈注重分齡牧養，大量徵求負責帶組和跟進關顧的同工，這些同工需要社工的技巧遠過於傳道的訓練，許多教會也因此開設了福音幹事或傳道幹事的職位，招聘沒有受過全時間神學訓練的同工出任。事實上，今天教會最有效吸引信徒與非信徒的是心靈輔導、貼身關顧與超常體驗，這些事工相關的技巧，都跟聖經和教義無關，不需要在傳統神學院修業三年方能掌握。

第三，不少教會都突顯魅力牧者的個人品牌，言說與事工都是主任牧師的個人選擇(說是「選擇」，乃因他們連為此選擇作充分辨正的神學討論都不容許，極端一言堂，順昌逆亡)，所以主任牧師不喜歡手下同工被其他不同說法和做法所「污染」，以免動搖教會路線的一元性，神學院的多元化訓練於此不僅沒有必須性，更是帶有危險性的。

為防範神學教育對教會一元教導的衝擊，好些較具實力的教會遂決定自辦神學院，以咱家的言論和事工作為單一的「正統」，好訓練出與領導層完全同質的同工。

跟半個世紀以前，沒有讀過神學的奮興家卻自行開設神學院的想法一樣，今天超大教會的主任牧師喜歡自辦神學院，主要是渴望將釋經和教義的個人亮光，以及教會和事工的運作模式的獨得之祕傳遞開去，立功立言，自立門派，發揚光大。

他們最常強調這是「門徒訓練式」的神學院，藉以跟傳統神學院作出區分，但其實他們跟學生之間共處的時間根本不多；而奮興家甚少同時做堂會牧養工作，貼身關顧也非他們的強項。因此所謂「門徒訓練」，主要不是指長期緊密的師生關係，像耶穌基督跟門徒三年半同吃共睡；而是指工作坊的教育形式：他們並非旨在提供學院派系統化和整全的知識，卻是如工作坊的師傅帶徒弟般半教導半模仿的傳授形式，就像昔日裁縫師傅的訓練由在裁縫店當小工開始。[2]

在廚藝學校修讀烹飪課程，與在餐廳廚房做小工學師，哪種形式更能栽培出頂級大廚？哪種形式的教授更為有效？這是不好簡單概說的，大概各有強弱吧。可以確定的是，最頂級的大廚，都是在馳騁沙場，不會受僱於廚藝學校；但就是受聘於頂級大廚的餐廳當小工，也沒有幾個有機會獲得大師的真傳，更不要說師傅的祕技，通常只傳給關門弟子一人而已。所以，不是所有在一哥的廚房工作過的，都自動成為料理鮑魚的大師。

此外，從實用性的角度說，學做掌勺，不一定需要讀甚麼飲食史或營養學等理論科目，多炒兩碟牛河也許更有用處。一個設計嚴密、兼具理論與實踐的課程，較易做一般性的品質保證，就是確保畢業生都掌握若干知識技巧；卻常常限制了個別天資聰慧的人的出頭空間。我從前在酒樓廚房工作，曾目睹有師兄「埋爐頭」三年便滿師，接著受聘於另一家酒樓，帶一隊人自立門戶，由四廚跳升到大廚，這人真是廚藝天才。蓋茨(Bill Gates)和喬布斯(Steve Jobs)都不需要大學學位，他們比所有大學畢業生甚至大學老師都更優秀；但這能否推論出「大學教育無用」的結論呢？

今天大學學費昂貴，非專業學位畢業生的職業前景也不見理想，據說因此有三成年輕人說後悔唸大學。有人從經濟效益說，社會並不需要人人讀大學，這樣才有人甘心從事非專業的低級工種。但調查發現，不唸大學的人的競爭力和長遠薪酬，較讀過大學的平均顯著為低，顯示讀大學還是有相當的市場效益的。為節省社會資源，以限制大學學位的數量來做社會分層，限制大部分青少年的晉升路徑，是否有違公義，是否背離教育的原旨，也是值得商榷的。

剛唸完一本書，作者批評今天教會聘任了太多專業傳道人，掠奪了信徒在教會裡的事奉位置，並將教會的活動過多投放在傳講真理之上。他主張小組關係和活動才是教會的根基，絕大多數活動和事工都可以由信徒承擔。[3]

原則上說，教會最基本的是信仰、關係和使命，跟建築物和專業牧者無關，亦跟日後構成教會的三大元素：教義、禮儀和教制，只有間接的關連。在非常時期，沒有這三者，信徒群體還是可以維持，使命仍舊能推展。但這是否意味所有教會的發展和積澱都是無事找事，二千年來教會所走過的路都是誤入歧途？當然不是。我們可以歌頌中國教會在缺乏專業人事和組織領導下，仍能在文革後期和上世紀八十年代高速發展；但不要因此便推論她今天致力從事牧者栽培和組織建設，是偏離目標、自甘墮落之舉。

無疑教會大多數的功能，諸如傳福音、初信栽培、團契相交、生活關顧，都是非專業性的，毋須受過四年專業訓練的牧者才能承擔；甚或說，由專業牧者從事這些職任，也許是大材小用，資源錯配。我們可以聘用未受神學訓練的福音幹事承擔，或推動更多弟兄姊妹分擔，效果可能更佳。正如一所醫院可以將多數非醫療專業的工作，分判給非專業的職工甚或義工，以減輕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壓力，但不等於便不需要專業的醫護人員，更不等於四年至七年的醫療訓練是多餘的，光靠臨床模仿亦能掌握打針配藥的技巧了。

早期教會有使徒坐鎮，一錘定音；今天的超大教會則通常有具權威的主任牧師統攬一切。他們擺平所有真理爭論，掌控或取代組織制度，便為信徒提供一個平穩而廣闊的非專業空間，供他們相交、生活和服事。

我們可以重新思考牧者在教會裡的角色，重訂神學教育的內容；但我們不懷疑專業神學訓練和專業牧者的重要性。

註：

[1] 張志江：〈建道與我〉(未刊手稿)。謝謝張馮綺覺校友將張牧師的日記和書稿移送建道收存。

[2] 常常有人在反對學校式的神學教育的同時，高舉所謂門徒式的訓練，認為後者較前者更人性化，更貼近生活，更有密切的私人關係。筆者在廣東酒樓工作八年多，由傳菜員漸次擢升到三廚，可以見證傳統學師制度根本不是這些人所說的情況。不要說個別關顧闕如，連個別教授也不多，當廉價勞工擦盤子的時間才是壓倒性多的；學習嘛，主要只靠從旁觀察與揣摩，各安天命。筆者可以斷言，在所謂門徒訓練學院裡，主要職分為大牧者或奮興家的「師傅」，能夠花在個別「弟子」身上的時間，肯定比建道神學院全職老師花在同學的時間為少。

[3] 李偉良：《還我教會》（香港：ManyMany Design，2013）。

原載於《建道通訊》175期，2014年4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