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號幹線葵涌貨櫃碼頭附近，看到一個很大的廣告牌，是屬於某物流公司的，上面寫著「亞洲根基、中國焦點、全球網絡」 (Asia Based, China Focus, Global Network) 。這個口號頗適用於思考今天香港神學教育的路向。

亞洲根基

經過兩個世紀的努力，基督教業已成為普世宗教，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奠造了基礎。隨著本土教會的成長，亞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教會，都有長足的進步，信徒增多，教會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加，相對地，基督教在傳統歐美地區的力量有滑落的趨勢。因此，二十一世紀基督教已不再是純粹西方人的宗教，卻呈現多元化的面貌 。

與非洲和拉丁美洲相比，基督教在亞洲的發展尚沒那麼迅速，許多被稱為福音未得之地的地區仍位處亞洲（特別是中西部），但韓國教會已晉升為全球輸出宣教土最多的第二個國家，至於新加坡、印度等國，也有相當的基督徒人數，而中國大陸即使僅有三千萬信徒（這是我能接受的數字），也還是不容忽視的龐大羣體。從起源上説，基督教是亞洲的宗教，今天在現實上，我們也可以説基督教是亞洲的宗教——她是普世的，也是亞洲的。

伴隨着全球化而來的，是更大的在地化。由於政治與經濟力量，已不足以構築一道社羣或心理的邊界，保護社羣免受外來因素衝擊甚或威脅其存續，文化與宗教遂成了世人尋覓身分認同與羣體連結的主要憑藉。文化與宗教因素既 促成羣體內的連結，很容易造成羣體間的對立分化，這是所謂文化衝突與文化戰爭。民俗與傳統宗教的復興，很可以説明在地化的趨向。

面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消退與文化民族主義的抬頭，基督教不能僅以普世宗教的面貌出現，並為其普遍主義沾沾自喜，必須關注信仰和教會如何適應不同地區的文化與社會，致力建構本土化的信仰和教會。香港教會位處亞洲，神學院得積極地認同所在地的社會和文化，關懷並參與本土神學的建構，訓練立足本土的傳道同工，協助教會更有效地完成福音使命。我們得擺脱過去專門輸入歐美神學的做法，更多地關懷亞洲的教會和神學。

這裏説的亞洲神學，不是為迎合西方人而營造的東方情調，與教會和信徒的生活脱節的甚麼「孟姜女神學」、「水牛神學」，而是真真實實地立足於教會和社會，承擔着佈道、植堂、見證與栽培事工，也回應着社會的急遽轉變而 作的神學思考。神學不能脱離教會，教會不能脱離福音使命。脱離了福音使命和教會脈絡的所謂「神學」，不過是宗教哲學的同義詞。

面對真實多變的世界，再無任何單一神學主題，能處應所有挑戰。昔日所有簡易的二元對立思考模型，諸如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都已捉襟見肘。亞洲人正在重構他們的民族和文化身分，其中有傳統和東方的元素， 也有現代和西方的元素，[1] 己再不存在 「封閉排外」與「全盤西化」的兩極選擇。教會本身亦在此選擇中。

中國焦點

香港是中國的不可分割部分，土地和人民如是，教會亦如是。回歸以後，香港教會逐漸學習不復僅以單向事工來跟中國教會聯繫，卻從身分上反省如何成為中國教會一員與中國教會其餘部分相較，她的共性（中國性）和殊性（香港性）各是怎樣的？除有較充裕的資金和事工經驗外，香港教會尚有甚麼可資貢獻中國？

教會為使命而生，也不能抽離福音使命而專談教會的身分，所以我們最為關注的仍是中國的福音使命，但我們思考的不僅是事件性的短期宣教，也不單是如何投注在某宣教工場之內，而是長遠地建立怎樣的教會，並為此前景而獻上今天。我們既有責任、亦有權利一同形塑中國教會的未來，中國教會的前景，便是香港教會的前景。

香港的神學教育與神學研究離不開中國的現  實需要和未來願景。我們不僅有所謂中國概念，更以中國為視野焦點。我們關注國家的經濟發展 對社會造成的正負面作用，關懷道德教育、環境保護、社會公義、文化建設等課題，並在此等關懷的基礎上尋索福音的適切性。我們關愛在不同境況中作見證的國內信徒，支援他們，為他們代禱，在可能範圍內與他們並肩同工。

我們不將教會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二分對立，空談教會參與社會、福音回應文化挑戰。教會本來便廁身社會之中，福音亦在文化中傳遞，基督教會是中國社會的部分，正如基督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部分，沒有任何組織與信仰，可以宣稱代表整個社會和文化，並將教會摒諸局外。教會在社會中，福音在文化中，各自成為有機部分。我們要討論的是教會如何更有效地參與社會，福音如何塑造未來的文化。我們拒絕與基督信仰南轅北轍的思潮，諸如唯物主義、世俗人文主義等，卻犯不着與此等思潮糾纏。我們不把它們看成為社會和文化的總代理，即或它們是中國的現在，我們也不視之為必然的未來。我們積極建立教會，建設基督教文化，與眾思潮各自表述，爭取市場份額。

心繫神州，「神」州就是上帝立定寶座的地域。我們為香港讀書，也為中國讀書，服侍香港教會和社會，也服侍中國教會和社會。

全球網絡

這是強調建立網絡 (connecting) 的時代，沒有人可以遺世獨立，孤芳自賞。全球化的浪潮沖垮了所有政治和心理的防堤，再沒有桃花源。

正面地説，世人從未如今天般互相靠近，天涯若毗鄰。商品流通，資金流竄，資訊傳遞，一切彷彿在零距離的空間中。我們在網絡上能認知每個角落的教會情況，而任何角落的信仰實踐都有可能影響我們的生活世界。移民、難民和宣教，使各地信徒匯聚一起。我們無法撇開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僑信徒來思考華人教會，也得集結各地華人信徒的力量以推動中華歸主的使命。

基督教向來都是普世宗教，早已建立了大小網絡，對訊息和資源的分享習以為常。二千年來，我們累積了許多處應不同境遇的經驗，學會如何處卑賤與豐富，學會在得時或不得時中仍致力傳道，學會與不同肢體一同受苦或一同喜樂。因此，我們應該較擅長於回應全球化的挑戰，利用資訊綢絡所鋪設的新商道 (trade route)，積極完成未竟的普世福音使命。

全球性的視野使我們更易為自己定位，全球性的網絡使我們更易實踐獨特的召命。譬如説，建道神學院是一家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神學院，我們最大的可能性是辦成一所優秀的華文神學院，服侍世界各地的華語信徒。學生來自不同地區，我們在不同地方設教學點，或與各地教會和神學院合作，網上教學更突破時空的界限。地域疆界不復是我們的限制，語言與服侍社羣才是我們自訂的新地界。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面對亞洲的發展，面對中國的崛起，香港教會和神學院都得戒慎恐懼，儆醒禱告，規劃前景，調整腳步。

註：
[1] 馬來西亞等穆斯林為主的亞洲國家，正在倡議探討「追步伊斯蘭」(Islam Hadhari, progressive Islam) 的課題。筆者得指出，理論上沒有一成不變的「原教旨主義」，現實裏更不存在被西方自由主義媒體所標籤的「原教旨主義 」。積極參與世界杯足球賽的伊朗，沒有全面反對現代化，他們只是企圖奪回國家現代化的主導權而已。從正面的角度説，十九世纪的自由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後自由主義，不是信仰本色化的唯一出路，今天亞非拉國家的基督徒，毋須回答十八世紀西方啟蒙運動的知識論問題。

原載於《建道通訊》149期，2007年10月，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