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精神的失落

上學年的結業禮，學院邀請了畢業二十五年的校友董美琴牧師回院訓勉。她談到當年畢業時，立志開拓新堂會，並祈禱上帝賜她一所千人的教會。四分一個世紀過去，她果然拓植了一間堂會，由最初的二十餘人發展到今天的四百餘人。她笑說一千人的夢或許無法經她的手完成了，因為她離退休的日子已不太遠。

我當下的回應是，要是每位建道畢業生都能認真傳揚福音，開拓教會，在退休前呈獻上帝一間四百人的教會，這都將是建道的最佳薦書，我們將來在主面前為神學院交賬，也不致於羞愧了。

數天後跟一位資深牧者閒聊，他談到新拓植的一間堂會發展得並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委派到新堂服事的兩位傳道同工，都缺乏傳福音和開荒的心志，他們以為只要做好「廟祝」的位份，將各項聚會安排得妥貼，便已完成傳道責任。牧者若是缺乏外展佈道的動力，便很難帶動教會參與佈道植堂。

我在表達對牧者所託非人帶來的困惑的理解之餘，也不忘自我檢討，承認神學院今天主要訓練的不是拓植的人才，大部分遣送出工場的畢業生，都缺乏開拓者所需要的性格和思想裝備。

香港教會已趨向成熟，並且無論是牧者抑或信徒領袖，都有中老年化的情況，自然愈來愈傾向保守穩重，維持現狀，穩打穩紮，拒絕冒險，開拓精神萎靡不振。近年來由於信徒生活忙碌，能投放在事奉的時間有限，教會遂聘請較多全職同工以為替代，一間才二、三百人的教會，常常傳道同工便四、五人，另行政同工二、三人。面對這樣的工場環境，神學院自然教導神學生學習與同工配搭，培養團隊精神，包括妥協忍耐、讓步不爭。老師常掛在口邊的話是戒驕戒躁，不要冒進，先定而後動，切忌自作主張，盡量服從主任牧師和執事會的指示。

神學生其實都來自這樣屬靈氛圍的教會，對現存的精神面貌不僅不陌生不抗拒，更是主動配合。他們絕大多數都沒有獨當一面的抱負，卻是寧願在一個團隊裡配搭同工；他們不斷尋問自己的獨特恩賜和能力，思考該在怎樣的團隊裡擔當怎樣的角色。套用世俗的說法，神學生多數傾向在畢業後加盟大中型的公司做僱員，而非自行創業當老闆。一來大樹好遮蔭，制度完善而生活穩定；二來專注承擔較擅長的服事，諸如做青少年或職青或婦女，總教一腳踢甚麼都幹來得簡單。

還有三來：年輕人大都害怕面對複雜的人事糾紛，抗拒繁瑣的行政事務和冗長的會議；所以最好不要做領導的角色，由主任牧師一力承擔遮擋風雨，自己專注做專業的教導和牧養工作，靈恩教會稱之為「有遮蓋」。今天本地和海外的華人教會都缺乏領導人才，主任牧師出缺情況嚴重，原因亦在於此。我們在批評年輕一代缺乏承擔精神之餘，也得承認這個事實：如今天教會的行政佈局與程序，比十年前要繁瑣數倍不止，執事會的決策效率之低，跟現在立法會不遑多讓；有喜歡「拉布」的議員，即使有英明如李光耀的特首也還是無死所。

建道訓練出來的傳道人口碑不錯，畢業生基本上不愁出路，通常還有多個選擇供他們仔細配對。這樣，亦沒有任何「走投無路」的外在壓力，迫使他們非自行開拓創業不可。英雄常常是由時勢造出來的。有康莊大道在前，為甚麼還要在草莽中強闖新路呢？

還得一提，以今天的香港情況，即或有強烈的開拓抱負，要赤手空拳建立一間新堂會，實在是難乎其難。尺金寸土，租金高昂，家庭狹小，租借公用地方費用也不菲(據悉：周末和星期天租用一間二、三千呎的幼稚園作教會用約需二萬元，租用一間中學校舍的友情價是五萬元)。所以，除非是由具實力的母堂或宗派承擔開辦經費，否則以織帳棚的方式獨力建立教會是吃不消的。筆者認識數位建道校友努力做獨力開拓的工作，除了用「拉羊」的方法較為輕省一點外，每個人都可申訴一個血淚故事。

事實上，別說個人，連宗派和堂會也對開植新堂表示保留的態度。一方面覓地困難租金高昂同樣是得面對的挑戰，另方面教會傾向「做大」「做強」，保留實力發展為中大型堂會，不願分拆上市分散資源。當然，一個理直氣壯的說法是：今天堂會的數目已經太多了，常常同一座大廈已有兩三家；香港的交通發達，由中環去任何一點也都是一小時左右，弟兄姊妹亦習慣坐車上教堂，那麼，除了新發展的市鎮外，為甚麼還要開植新堂呢？香港教會開植新堂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現在每年有雙位數字的增長便已很不錯了。

缺乏開拓新堂的機會，神學生單有開拓精神，亦缺乏用武之地。

開荒精神的重尋

我在做了上述解釋以後，牧者在表達同意之後，不忘諷刺我一下：「若說建道也訓練不了開拓的人才，建道的開荒精神擺在哪裡？」得註明他不是建道校友，所以說話不用給我賞臉。

他的這個問題，倒是令我思考再三。我當然關心建道的開荒精神能否保留又如何延繼；但我最關心的是香港教會若普遍失落開拓精神，長遠地會帶來怎樣的後果。

保守綽綽，創意缺缺；守業容易，突破困難；守常從容，應變維艱。以上都是失落開拓精神所造成的教會性格，也不用做太多的解說。

今天香港乃至普世華人教會存在的一個隱憂(其實已經非常顯著)，便是老化情況嚴重。老化指的不僅是領導層和成員的平均年齡，也包括組織制度和事工模式的逐漸過時失效，能滿足的受眾範圍愈來愈狹窄，甚至變成專做街坊熟客生意的老店；唐人街的割據心態強烈，畫地自保，拒絕應對新環境和新挑戰。而在心態上，對新觀念和新做法總是抱持懷疑，對新一代亦有許多批評不滿，常常慨歎新不如舊，一代不如一代。

篇幅所限，就重拾教會的開荒精神，這裡且做一些正面的建議：

第一，一個略有資源的宗派，能否像政府那般設立中小企發展基金，提供資源和機會，供有志開拓的年輕人另闢福音戰線，嘗試新的工場和新的事工模式？

現今的年輕人喜歡建立團隊，集體行事，所以最好是容許他們組織不同的福音特遣隊，給予充分的自由空間，而不要舊瓶新酒，勉強他們單個地跟舊組織和舊人事配合；最多是簽訂有年期的契約，不成功便拉倒。

第二，一個略具規模的堂會，能否有胸襟膽識，擋住要求和諧一致的輿論，開闢時間空間，建立教會裡的「特區」，甚或進行「堂內植堂」，容許一兩位同工嘗試建立新事工，接觸向被忽略的社群？

今天一些教會所做的傷殘人士、貧窮群體、少數族裔工作，其實已有這樣的「特區」性質。不過，接受可見的物理和生理的差別容易，接受文化和價值上的差別則困難多了(接受不同膚色族群較接受紋身群體容易)，我們仍需要建立多個文化族群的「特區」。

第三，教會和神學院能否主動識別一些具創意和膽識的人才，給予破格的機會和另類的訓練，又保護他們免受主流常規所磨蝕？

在現今已告成熟的教會體制裡，沒有特殊遮蓋，要闖出一片新天，實在非常困難。我們必須恪守耶穌基督的教訓：人比制度重要，安息日為人而設。千萬不要為了維護制度的劃一完整，而扼殺上帝所賜的稀有的另類人才。

原載於《建道通訊》177期，2014年10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