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亞蘇撒街復興肇始未久，五旬節信仰的宣教士即已到中國宣教。事實上，前往亞蘇撒街復興的訪客及當時投入五旬節運動的各方人士，不少都具有宣教士身分，其中以內地會和宣道會背景居多。在成為五旬宗信仰者以後，這種靈恩式的宗教經驗，尤其是「宣教方言」觀念的催化，似乎讓這些早前已投身海外宣教的改宗者對宣教事業報以更強烈熱誠，這些宣教士多回到之前的「禾場」繼續工作，且往往也成為當地五旬節信仰的先驅和傳播管道。

按裴士丹（Daniel Bays）的研究，五旬節運動入華之始，主要以三個區域為中心：香港、河北省正定縣（彼時舊稱直隸省正定府）與上海，這三個地點也深刻影響了五旬節運動以後在中國的發展。[1] 然而他的研究顯然僅局限於美國五旬宗的宣教士，並未論及前述的英五旬會在中國西南省份開展的工作，事實上，該處宣教工作的影響和意義亦不容忽視。[2] 以下就這幾個區域五旬節運動初期的傳入歷史進行概述。

香港五旬節運動與莫禮智

1907年首先進入中國的五旬宗宣教士應為五旬節聖潔會差派的麥堅道（T.J.McIntosh），[3] 他先抵澳門，然後進入香港。不久，亞蘇薩街出身的嘉活力（A.G. Garr）夫婦也於該年十月受數名已到香港的宣教士邀請，從印度來香港傳道，三日之後兩名來自西雅圖的女宣教士羅姑娘（May Law）[4] 和皮特嫚（Rose Pittman）也抵港，兩人曾參與萊恩（Martin Ryan）帶領的的日本宣教團隊，並堅信自己已領受「香港語言」的能力，因而轉赴香港。由於兩名女宣教士在香港並無計畫也無棲身之處，嘉活力夫婦在樓梯街（Ladder Street）承租一處作為宣教士宿舍，並邀兩人加入。這四名宣教士獲准使用一間暫無人使用的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堂會，在此舉行五旬節式的聚會。1908年，萊恩團隊的另外兩名女教士Bertha Milligan和Cora Fritsch也來到香港，加入嘉活力等人的宣教工作，而麥堅道亦隨之與他們建立網絡，並不時自澳門前往探訪。[5]

嘉活力早在亞蘇薩街聚會的時期，就宣稱自己獲得說印度孟加拉方言（Bengali）的能力，其妻子也宣稱能說中國話。[6] 然而到了印度以及香港，始發現根本無法使用當地語言傳道。嘉活力在港遂雇用了本地信徒莫禮智為傳譯員，並與其結為朋友，他所受的良好教育以及傑出的英語能力，使他在宣教士面前平起平坐，更成為本地的五旬節運動領袖。[7]

莫禮智自幼即為基督徒，畢業於中環書院（後稱皇仁書院），曾擔任天文台書記、警屬通譯、華民政務司屬總翻譯等政府公務，亦曾在一些機構任教。1892年之後他開始投身教會工作，於培道書室（後為基督教青年會）任義務書記，並在苦力中間傳道，同時也在各處舉辦露天佈道會，而後擔任美部會教會執事及主日學校長。1907年擔任嘉活力傳譯員後，接觸了五旬節運動，同年10月領受「聖靈的洗」，據其所言，他說出了漢語、客家話和非洲方言。[8] 莫禮智與嘉活力及其他宣教士在香港成立的教會起初沿用「使徒信心會」，時至1910年改名為「香港五旬節會」，[9] 並強調為華人自立教會。[10] 1913年以後，雖與部分在港的宣教士有某種程度的斷裂，[11] 其創辦報刊《五旬節真理報》似乎也逐漸減少刊載宣教士信件，然而該會的自立路線並未如其他中國自立教派如真耶穌教會那般，訴諸民族話語而與西方差會決裂，並加以口誅筆伐。

宣教士和莫禮智在香港的開荒工作，以及麥堅道在澳門、香港、廣東的巡迴宣教，奠定五旬宗在兩廣地區的基礎，而廣東工作又以佛山三水縣的西南鎮為中心。麥堅道對廣東地區五旬宗的傳入可謂居功厥偉，甚至在金恩（Joseph H.King）訪港期間，趁機向其遊說派遣宣教士前往該地的必要性。時至1921年，華南（尤指兩廣）的五旬節教會大部分加入神召會。[12] 加拿大神召會及五旬節神的教會也在1910年代進入香港，前者更以此為基地發展廣東宣教工作。五旬節運動萌芽初期，香港因其英殖民地的身分及地理位置，遂成五旬節運動傳入華南地區的重要口岸。

五旬節運動在上海

上海是五旬節運動傳入中國初期的另一個中心，亞蘇薩街的「使徒信心會」一名也在此地得延續，直到中國政權更迭初期，上海的部分五旬節教會仍以「使徒信心會」為名。目前尚未能確定上海工作何時開展，但應略晚於香港，許多早期在上海活動的五旬節宣教士之前就曾以其他差會宣教士身分在中國宣教。而且，就目前所知，該區域的五旬節運動從初期就成點狀散佈，似乎並無特定人士或機構可視為中心，然而，一些早期在上海活動的五旬宗宣教士，對這個地區的五旬節運動推展仍有其重要性。

女宣教士慕茂（Antoinette Moomau）在成為五旬宗信徒前，已在蘇州擔任長老會宣教士達六年，來華前曾就讀慕迪聖經學院（Moody Bible Institute）。[13] 1906年暫離中國回美，據她說當時被委託前往考察洛杉磯亞蘇薩街的使徒信心運動是否真如宣稱可見屬靈恩賜的彰顯，同時也聽到對該運動負面的評論。在她乍到亞蘇薩街的首日，已欣然接受該處的現象「來自於神」，原先她一度不認同成聖教義，但隨後得到是項經驗，又領受「聖靈的洗」，說出方言。[14] 而後她再次回到中國，成為獨立五旬宗宣教士，並得另一位女教士菲利（Leola Philips）協助，兩人在中國的婦女工作頗有成效，在上海設立使徒信心會。再者，她們成立一個名為「希望之門」（Door of Hope）的宣教站，拯救若干「墮落」少女。[15] 不同於其他多數以中下階層為對象的「使徒信心」宣教士，慕茂憑藉早年在長老會的關係網絡，得以接觸社會地位較高的中國人，曾在駐比利時大使的家中舉行福音聚會。據她說在剛抵上海時曾受宣教士夫婦Mackay 的款待，透過這對夫婦，還接觸到倪桂珍，即宋氏姊妹的母親，孫文和蔣介石的岳母。[16]

在1910年，另一批五旬宗宣教士抵滬，加入慕茂和菲利的團隊，包括Bertha Pinkham Dixon及其丈夫和馬錫麟（齡）夫婦（Hector and Sigrid McLean），均為英五旬會差派。只是兩者都以上海為中轉站，前者轉往香港，後者於不久後即轉往西南地區宣教。慕茂約在1911年離開中國，其工作由勞勒夫人（Mrs. Emma Lawler）及其子女Harold和Beatrice接續，全家均屬萊恩的團體。[17] 他們在幾年後也曾赴南京宣教，馬兆瑞正是勞勒一家傳教所贏得的重要人物，[18] 馬氏在當地創辦信德工藝女子學校，屬神召會背景，性質類似孤兒院，學生半天讀書、半天工作，堪稱當時神召會在中國的慈善機構。[19] 勞勒一家隨後於1928年加入麥艾美（Aimee Semple McPherson）甫創立的四方福音會，成為該會在上海設教的代表，[20] 1936年勞勒夫人也擔任該會在中國的會長。[21]

另一方面，被視為華北地區五旬宗宣教士代表的賁德新[22] 在1907年從亞蘇薩街返華時，招募了一批宣教士來華，其中漢森夫婦（George and Sophia Hansen）和Roy Hess到上海開展工作，後者不久轉投梧州宣道會陣營。[23] 漢森夫婦很可能就是上海地方志所記載的「亨生夫婦」，根據前述資料，亨生夫婦1908年在上海創辦教會，初借周家嘴路524號至532號進行聚會，1932年在東余杭路購地建堂，名為全備福音堂。[24] 漢森在1910年代開始和德倫建立網絡關係，成為其傳道會支持的宣教士。[25]

另一方面，漢森夫人因一件軼事而聞名於當時的五旬節運動羣體，她見證自己在芝加哥領受「聖靈的洗」時，竟說出中文，因此佐證原先所得到往中國宣教的「呼召」。1908年到了中國之後的某日，她受到「聖靈感動」，在街上就講起了中國方言，引發眾人圍觀，因大家知悉她並不會說漢語。據她的見證，當時在場民眾甚至有受感而流淚者。[26]

漢森夫婦來華時有七名兒女隨行，但有四名不幸病逝中國，[27] 其中一位名撒母耳（Samuel），在1920年即協助其父事工，未久漢森夫婦於1923年返回美國，由撒母耳接續上海的工作。[28] 同年，撒母耳及其妻在某次因緣際會下，為一位廣東基督徒的痼疾禱告而得痊癒，此神蹟在上海的粵人羣體引起震撼，進而接受五旬節信仰，並租屋成立聚會點。[29] 這間教會即是1925年由黃月霖和胡黃氏在閘北和平坊創立的廣東使徒信心會。[30] 而漢森的一名女兒Helga Nathalia則於1920年與賁德新之子賁含立（Henry Berntsen）結婚。[31]

上海的五旬節教會雖各有宗派名稱，彼此也有聯繫，但在五旬節運動傳入上海直到1949年政權易幟這段期間，相對而言仍是以獨立形式存續。神召會和使徒信心會等名稱其實只是鬆散的組織，尤以後者為甚，而前者遲至1948年才成立全國性總會。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強行進入上海租界，勒令教會辦理登記，否則將停止聚會。上海的一些獨立教會為應對困境，成立了「靈工團」此一聯合組織，參與的教會多數是五旬宗教會。[32] 關於上海靈工團的歷史，尚待治史者進一步研究。

華北五旬節運動

華北的五旬節運動與賁德新（Bernt Berntsen）密切關係。賁德新生於挪威拉維克（Larvik）於1893年移民美國，在芝加哥一間雜貨店任職店員，1904年正式歸化美國籍。[33] 同年他加入由侯理定（Horace William Houlding）創辦的挪威裔宣教組織「南直隸福音會」（South Chihli Mission)，舉家前往直隸省大名府（今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宣教。[34] 1906年底，他偶然得到一份亞蘇薩街的機關報《使徒信心》，閱後對洛杉磯方興未艾的五旬節運動深表興趣，尤其渴求報道中的「聖靈的洗」。

在1907年於上海舉辦的宣教士來華百年大會上，賁德新趁機探問關於亞蘇薩街的消息，然而所得到的全是負面答案。賁德新仍未放棄，遂遠渡美國，同年8月抵達西雅圖，遇到正整裝前往亞洲宣教的萊恩及其團隊，於是參加其聚會，但追求「聖靈的洗」未果。賁德新跟着造訪亞蘇薩街，在9月15日終於得到尋求已久的靈洗經驗。[35] 這次的「朝聖」之旅，讓賁德新與五旬節運動建立聯繫，其在中國的宣教工作也因而變為五旬節運動宣教事業的一部分。同年年底，賁德新前往從前在美國的住處芝加哥，拜訪了前述德倫的北道傳道會，並招募了若干名宣教士重返中國，[36] 回到大名府後，他開始籌辦孤兒院，並鼓勵其他五旬宗宣教士與他一起工作。[37] 不久後將宣教站遷移至直隸省正定府（今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直到1917年遷往北京。[38]

1910年，賁德新暫離中國數月，前往美國、挪威、丹麥等地尋求對其五旬宗宣教事業的支持，更與斯堪地那維亞的五旬宗領袖建立關係，包括著名的挪威五旬宗領袖巴瑞特（Thomas Bell Barrett），[39] 當時賁德新曾將事工報告和信件投書至巴瑞特主編的Byposten 及 Korsets 等期刊。賁氏在斯堪地那維亞各國的停留，也激勵了當地人士到中國宣教，不久即有數名挪威五旬宗宣教士赴直隸省南部開展工作。1914年海道爾（Abraham Lovalien Heidal）也在正定附近開始一個小型的五旬宗差會，1916年遷至直隸省的高邑。該會中文名亦稱「神召會」，英文則稱為「Assembly of God — Good News Mission」，主要受一些與美國中西部和加拿大神召會宣教團契有連結的斯堪地那維亞裔五旬節教會的支持。此外，南直隸福音會也有若干成員轉向五旬宗陣營，斯堪地那維亞裔的五旬宗宣教士在直隸省一帶活動的蓬勃程度於此可見一斑。[40]

安臨來夫婦（Leslie Anglin）以山東的泰安為根據地，並以設立阿尼色弗孤貧院（The Home of Onesiphorus）而聞名，此院類似前述馬兆瑞的信德工藝女子學校，院生半日就學，半日工作。[41] 但此機構和安臨來在後期逐漸脫離五旬節運動。[42] 安臨來夫婦原為浸信會背景，1916年投入五旬節運動。[43] 資料顯示，賁德新與安臨來也似有聯繫，而某位名為馬秀一的山東泰安人士為兩者之間的聯繫者。馬秀一亦原為浸信會背景，曾任安臨來的官話教師，[44] 他與賁德新之子以及真耶穌教會早期領袖張靈生也有往來。[45] 此外，安臨來更間接促成了耶穌家庭的誕生，創辦人敬奠瀛即在其影響下接受五旬節式的聖靈經驗。

中國其他區域的五旬節運動

除裴士丹所指出的前述三個區域以外，西南和西北地區亦為五旬節運動入華初期的中心。西南地區主要以寶耀廷（Cecil Polhill）創立的英五旬會（Pentecostal Mission Union for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為主力，在初期的六十名宣教士中，即有三十六人被差派至中國，[46] 尤以雲南省為中心，此外尚有美國、丹麥、荷蘭、芬蘭、瑞典、德國的五旬宗團體在此區域活動。英五旬會與中國其他地區的五旬節宣教士差派方式迥然有別，後者雖與某些西方的五旬宗組織或傳道會聯繫，但基本上這些機構的角色僅是在經濟層面支持海外五旬宗宣教士，缺乏計畫性的訓練和差傳，對宣教士也無約束力。然而英五旬會相對而言則是一個頗具制度的差會，具組織規章，所差派的宣教士必須接受一定程度的神學訓練，因此寶耀廷在倫敦和蘇格蘭開設了聖經學校供宣教士受訓。此外，所有宣教士都須要獲頒該會核發的准證後方可接受差派。[47] 英五旬會不僅差派英籍人士，也有其他國籍的宣教士和獨立差會受其差派。[48]

五旬節派在西南地區的傳播可追溯至前述的馬錫麟夫婦，兩人原為內地會宣教士，1901年就已在雲南一帶宣教，1909年在亞蘇薩街接受「聖靈的洗」，後加入英五旬會，並得寶耀廷重用，委任為該會在當地的監督。返華後曾在上海與慕茂共事一段時間，隨後也到了山東省的芝罘（煙台）。1913年馬錫麟夫婦來到昆明，在左哨街租房設立教會，1917年經當地人王仰之介紹，在大東門購屋改建為禮拜堂，即為「大東門福音堂」，隨後又有史可度（應為Elise Soharten）、鮑義德（應為John Boyd）、伍建勛（應為Albert Wood）、李大衛（應為David Leigh）、鐵牧師（中文名不完整，無法判別，但或許為Frank Trevitt）、貝牧師（中文名不完整，無法判別）等教士前來。之後馬錫麟夫婦開始在雲南各地巡迴佈道，並暫離英五旬會崗位，以獨立宣教士身分深入足跡罕至的區域傳教，至1920年始返回英五旬會宣教站。兩人於1927年經香港回到加拿大，結束二十六年在華的宣教生涯。[49]

除英五旬會以外，丹麥系統的南雲南會（South Yunnan Mission）富力敦（John D.Fullerton）等人，也在1915年進入勐烈、思茅宣教，該會尚有晏崇仁（英文名不詳）、巴斯德（英文名不詳）、尼爾生（英文名不詳）、郭存英（英文名不詳）等人在雲南各地傳教。[50] 此外還有美國神召會背景的貝開文（Harold A.Baker）於1919年在昆明設立亞杜蘭救濟院，[51] 1922年美國神召會宣教士張義生（英文名不詳）進入昆明設教，而加拿大神召會的馬導民（英文名不詳）也於同時進入雲南。瑞典、芬蘭等斯堪地那維亞裔的五旬宗宣教士也先後來到雲南，在當地亦稱「神召會」，後期與丹麥的南雲南會一同併入美國系統的神召會。[52]

根據地方志與調查資料所述，五旬節派在雲南發展的信徒人數頗為可觀，且在少數民族中也非常蓬勃，神召會（未知是否僅指美國系統）有百餘處教堂及一萬六千多名信徒，英五旬會則有二十餘處教堂及兩千多名信徒。[53] 一份思茅地區的調查資料更指出，按富力敦在當地的工作成果顯示，1922年就有千餘名信徒，到了1949年甚至達到兩千五百多人；貝開文則發展了五千餘人的信徒。[54] 這樣的數字似乎與中國神召會總會及《中華基督教會年鑑》的統計相去甚遠，[55] 其中的差異，尚待進一步研究。

在西南地區以外，西北也是五旬宗在中國初傳的重鎮，新普送（W.W.Simpson）可說是此區域的宣教先驅。新普送生於田納西州，原為宣道會宣教士，1892年前往甘肅與西藏邊界，[56] 當時漢名為席儒珍。五旬節運動進入中國後，亦開始影響在華的宣教士，在內地會和宣道會兩個差傳組織中尤其受到衝擊。1912年，新普送開始受到英五旬會兩位宣教士Bristow Trevitt與William McGillivray的影響，而後在洮州舉行的一場聚會中得到「聖靈的洗」[57]，自此開始與同道克省吾（William Christie）分道揚鑣。因為立場的轉變，他在1914年辭職，但仍在中國以獨立宣教士的身分工作，直到1915年返美，並加入神召會。[58] 由於妻子病重，無法即刻回到中國宣教，因此有三年之久在新澤西一所該會的聖經學院擔任院長。妻子病逝後，新普送和兒女再次前往甘南地區，返回不久，即勸化早年他在宣道會時期所發展的信徒改宗五旬節信仰，此後他就以甘南為根據地在長江以北宣教，其足跡所及範圍甚廣，他和當時在正定的賁德新也有所聯繫。[59] 新普送曾兩度因戰事回國避難，但其餘時間都在中國，直到1949年政權交替為止。[60]

結語

以上是筆者的一些簡單整理和考證，僅能略為當時五旬節運動在華宣教史的輪廓，如今在漢語學界裏，關於1949年五旬宗在華宣教的歷史仍是一片尚未耕耘之地。雖連曦的《浴火得救》已向我們揭示出以往被中國教會史學者所忽略；草根階層基督教信仰的靈恩特質，但他未將西方傳入的五旬節信仰與民間基督教之間做清楚的劃分，對前者的着墨相對缺乏，而且認為前者的傳入對後者而言只扮演催化作用，本身在中國的影響力相當微弱。這樣的理解除過度強調本土基督教的靈恩特質與民間信仰的連續性，也忽略五旬節運動在幾個大城市以外，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及西北、西南地區的影響力。這塊領域仍待學者持續筆耕。

註：
[1] Daniel H. Bays, “Indigenous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hina, 1900-1937: A Pentecostal Case Study,” in Indigenous Responses to Western Christianity edited by Steven Kaplan (New York and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9.

[2] Cornelis van der Laan, “Beyond the Clouds: Elize Scharten (1876-1965), Pentecostal Missionary to China,” in Pentecostalism in Context: Essays in Honor of William W. Menzies, ed. Wonsuk Ma and Robert P. Menzies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7), 339.

[3] 《神召會月刊》vol.1,no.1（1926）：18 將其中文姓名寫為「麥堅道」，而《五旬節真理報》vol.1, no.11（1908）：4 則作「麥言道」。

[4] 《神召會月刊》vol.1,no.1（1926）：18 稱之為羅姑娘。

[5] Allan Anderson, Introduction to Pentecostalism: Global Charismatic Move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2.

[6] The Apostolic Faith vol.1, no.1(1906):4:“Brother and Sister A.G. Garr…were powerfully baptized with the Holy Ghost and received the gift of tongues, especially the language of India and dialects. Bro. Garr was able to pray a native of India ‘through’ in his own language, the Bengali. Sister Garr also Spoke Chinese”; Confidence no.2 (1908): 21.

[7] Confidence vol.2, no.11 (1909): 259.

[8] 《兩廣神召會月刊》vol.2, no.2 (1927):41; Confidence vol.2, no.12 (1909):283.

[9] 《五旬節真理報》vol.3, no.2（1910）：2 提及：「本會一向使用使徒信心會之名目， 但覺此香港五旬節會之名，更為合宜，故至今以後，本會命名香港五旬節會。」

[10] 《五旬節真理報》vol.3, no.10（1910）：1 表示：「香港五旬節會，乃華人自立耶穌教會，不是外國教會分枝來我國者…」；《五旬節真理報》no.36（1914）：1 則再度重申：「啟者香港五旬節會，乃本港耶穌教華人傳道會，不是外國教會來我國分枝者，亦非西人創立，所有司事人等，俱當義務，盡皆我漢人，特此佈聞。廣東新安莫禮智謹白。」

[11] 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21.

[12] 《兩廣神召會月刊》vol.1,no.1（1926）：18。

[13] Cecil M. Robeck Jr.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 Revival: 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06). 262.

[14] The Apostolic Faith vol.1, no.11 (1908): 3.

[15]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3, no.67(1910): 1; Confidence vol.9, no.1 (1916): 17.

[16]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6, no.131 (1913): 4. 這篇事工報告書信提及的「Mackay」夫婦有可能是上海地方志所記載的英國夫婦麥凱，兩人於1911 年在東寶興路邢家橋租屋，創立使徒信心會耶穌堂， 1937 年遷至哈同路（今銅仁路），後一度與五旬節聖潔會聯合，隨後又重新歸屬使徒信心會，改稱凱樂堂。參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01），441。

[17] Robeck,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 Revival, 263-4.

[18] The Latter Rain Evangel vol.20, no.2 (1927): 10.

[19] 《神召會月刊》vol.2, no.3（1927）：18；《神召會月刊》vol.2, no.10（1928）：14-15。馬兆瑞後來成為山東南部「靈恩會」創建的啟發者，參連曦，《浴火得救：現代中國民間基督教的興起》（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75。

[20] The Pentecostal Evangel no.738 (1928): 11.

[21]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156，該會在上海中文名稱為萬國四方福音會。

[22]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1, no.17(1908): 1. 在此形容賁德新是華北五旬節運動的代表。

[23] Bays, “China,”60; 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33.

[24] 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 441。

[25] The Pentecostal Testimony vol.1, no.5 (1910): 10.

[26] 這件事陸續刊載於幾份不同的五旬宗刊物：The Pentecostal Evangel no.438-439 (1922): 4; The Weekly Evangel no.178 (1917): 5;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24, no.278(1930): 18.

[27] 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33.

[28]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16, no.244 (1923): 4.

[29]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17, no.247 (1923): 2,3. 另參見張德明主編，《神召會來華宣教100 年—從華南到香港》（香港：神召神學院，2014），40-41。

 

[30] 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 442。胡黃氏應即為前述禱告獲癒者。

[31]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of the Pentecostal Enterprise in China,” 138.

[32] 上海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宗教志》， 441，456。

[33] Certificate of Naturalization of Bernt Berntsen.

[34] R.G. Tiedemann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 Two: 1800-Present (Leiden & Boston: Brill,2010), 550. 而賁德新在成為五旬宗宣教士之後，似乎仍與侯理定保持聯繫， 參見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3, no.64 (1910): 4.

[35] The Apostolic Faith vol.1, no.12 (1908): 3.

[36]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1, no.12 (1908): 1. 另外，在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1, no.14 (1908): 2，賁德新致函亞蘇薩街表示已安抵中國，並已建立新的總部，根據這封信函可以得知賁德新團隊的人員名單， 計有Adolph John、Gust Lundgern、漢森夫婦及其七名兒女、Roy Hess 夫婦及其一位孩子、Emma Hansen、Ellen Carlson、Mary Bjorkman、Linda Erickson、Hanna Helnlsten 等人， 安德森指出這批與賁德新前赴中國的宣教士多為挪威裔，參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33。

[37] Robeck, The Azusa Street Mission & Revival, 261; Tiedemann,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550.

[38] 《通傳福音真理報》no.3（1917）：1。

[39] The Bridegroom’s Messenger vol.3, no.64(1910): 4，是時賁德新表示將從西伯利亞乘火車前往挪威，並告知若需致函給他，可以寄到巴瑞特在挪威的地址。

[40] Tiedemann, “The Origins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s of the Pentecostal Enterprise in China,”123.

[41] 《神召會月刊》vol.2, no.7（1923）：21-23。

[42]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171，此機構在日後發展成為一國際性組織，名為「Kids Alive International」，在台灣亦有分部，台東及南投的「阿尼色弗兒童之家」即為此組織的成員。中國山東泰安的本院在政權更迭後改稱泰安市社會福利院。

[43] 陶飛亞，《中國的基督教烏托邦》，34。

[44] 《通傳福音真理報》no.8（1915）：4，6。

[45] 《通傳福音真理報》no.12（1916）：7；《通傳福音真理報》no.13（1916）：7。

[46] 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24.

[47] Confidence vol.2, no.1 (1909): 13-14.

[48] 如荷蘭籍的Arie Kok 及挪威籍的John Cairns Beruldesen， 參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200. 英五旬會在英國的總部於1928 年即併入甫成立的英國神召會，而中國的英五旬會則在1948 年與在華的美國神召會系統合併。

[49] Anderson, Spreading Fire, 128：吳耀輝、吳錦， 〈昆明市基督教歷史與現狀〉，收入楊學政、邢福增主編，《雲南基督教傳播及現狀調查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76；《神召會月刊》vol.2, no.3（1927）：39。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8），401 將馬錫麟視為英五旬會初傳者，開工年份註明為1917 年，應是以大東門福音堂的建立為基準。另一方面， 法蘭屈的研究指出，馬錫麟在晚期轉投獨一神論五旬宗陣營，參French, Early Oneness Pentecostalism, Garfield Thomas Haywood, and Interracial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the World, 339.

[50]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216;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雲南省志‧ 宗教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223.

[51]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111.

[52]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雲南省志‧宗教志》，223-4。前揭地方志資料所記載的「瑞典神召會」應該就是「瑞典自立會」（Swedish Free Mission），參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219.

[53]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雲南省志‧宗教志》，223-4；韓軍學，〈雲南基督教各教會及其特點和差異〉，收入楊學政、邢福增主編，《雲南基督教傳播及現狀調查研究》，200。

[54] 思茅地區宗教局，〈“思茅地區志‧宗教志”（討論稿）摘錄〉（未刊稿）。

[55]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122宣稱中國神召會在1948年只有148間教會和7500名信徒；1933年的《中華基督教會年鑑》公布的則是神召會有64間教堂與1090名會友，英五旬會則有15間教堂和483名會友，參中華續行委辦會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續行委辦會，1933），369。

[56] The Christian Alliance and Missionary Weekly vol.8, no.15 (1892): 236-7.

[57] 從此時開始，新普送就已和英五旬會建立聯繫，見Confidence vol.5, no.6 (1912): 141.

[58] Minut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ada and Foreign Lands, held at Turner Hall, St. Louis, MO. October 1-10, 1915, 15 能見到新普送夫婦名列神召會傳道者名錄中。

[59] 《通傳福音真理報》no.7（1916）：8。

[60] 關於新普送的生平和事蹟，可參見陳聲柏， 〈新普送的五旬節經驗及其在中國的影響〉，《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no.4（2013）：111-121；Michael D. Wilson, “Contending for Tongues: W.W. Simpson’s Pentecostal Experience in North China,” Pneuma no.29 (2007): 281-298.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4期，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