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道神學院學生佈道團自百年前成立以來，都因社會轉變而作出具時代性的事工發展。佈道團在成立初期，不論在廣西梧州街上或船上，每星期都會看到佈道團的身影。他們嘗試接觸街上路人、兒童、商人及工人，並直接傳講基督信仰。然而在梧州時期，因著社會動盪及戰亂等因素，佈道團可以發展的空間相當有限，而且斷斷續續，故此亦需要就時代的轉向而作出改變。非基督教運動、日本侵華等，這都使佈道團都要作出彈性調整，好讓他們在非常時期都能繼續發揮佈道精神。

當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後，建道神學院從廣西梧州遷到香港長洲，佈道團在相對較穩定的社會環境發展，故此他們的發展空間和佈道方式越來越具時代性及多元性。直接佈道雖然是佈道團的核心所在，但佈道團亦需要因應香港及長洲的社會社區變化而作出不同的新嘗試。因建道駐足於長洲，長洲漁民或島上居民自然是佈道團首要關懷的福音對象。可是，佈道團發現長洲兒童的父母大多是水上人，知識水平不高，故此認為長洲兒童除了需要福音外，也需要接受教育。因此，佈道團就為長洲兒童辦識字班，好讓他們有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當時除星期五及星期日外，識字班每日下午由二時半至四時半上課兩小時，分由六位同學任教。科目有聖經、國語、常識、算術、美術等。佈道團兒童識字班舉辦一段時間後，該工作逐漸移交給長洲教會接辦，佈道團才慢慢從這事工中退下來。

除此之外，佈道團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出版基督教雜誌《播種人》。《播種人》出版一改昔日佈道團刊物的風格定位，它不只是報導佈道團出隊或分享佈道經驗，而是以「喚起校友工作的熱誠，幫助信徒屬靈生命的滋長」作為定位，他們希望透過刊物來牧養信徒，所以當中有大量信仰思考及聖經教導等文章。當時香港基督教刊物相當缺乏，《播種人》的出版切合當時華人教會的需要，劉福羣牧師曾指出《播種人》在當時的中文屬靈刊物中評價相當高，這可見它在華人教會中具有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文字工作外，香港七十年代電視越來越普及，刺激佈道團成員思考如何以影像來佈道。他們成立影音部，並製作一系列幻燈片福音故事，目的是以影音故事來支援各部的福音工作，增添佈道的時代感。

另一方面，因著長洲漁民逐漸式微，以及社會風氣所影響，長洲原來的逐家部、水面部等也開始逐漸困難，佈道團不得因時代轉變而開拓其他工作。戰後五、六十年代大陸難民湧入香港，這亦衍生出不少社會問題，黃賭毒問題亦因而日趨嚴重。六十年代開始，佈道團有機會接觸在戒毒及在囚人士。對佈道團而言，這是具相當挑戰性和意義的工作。監獄事工於是成為佈道團一個重要事工之一，而這工作一直維持至今。此外，七十年代開始，越來越多逃避越共的越南難民抵達香港，香港瞬間成為第一收容港。雖然難民問題困擾香港社會多年，但佈道團卻視此為福音契機，故此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服侍這群離鄉背井的難民。佈道團十多年的難民工作一直貢獻良多，隨著香港的難民問題逐漸解決，佈道團才終結這工作。

作為歷史悠久的佈道組織，時刻更新變化，切合時代需要，這才是佈道團難能可貴的事。因著佈道團與建道學制是配合，每年總有學生畢業離開，同樣亦有新生加入。這模式缺點是不會有多年經驗的人在佈道團內坐陣及帶領，但正正因為不斷有新人加入，所以佈道團就可以不斷有時代性的血液注入，而不會出現一成不變地僵化老化。誠然，時代是不斷變化，佈道方法亦總有有效期。昔日是福音對象，方法亦也許有效，但今天可能未必如此了。相反，今天看到的時代需要，昔日亦可能從未出現。佈道團的時代性，就是看今天能否把握這時空出現的需要，從而作出適切性地應對。佈道團歷史重點不在於傳遞前人的豐功偉業，也不是死守前人的做法模式。相反，佈道團歷史是述說前人不斷尋找他們那時代的需要，並且不怕失敗地作出不同的嘗試，為的是讓福音傳開。前人有前人的時代性，我們亦有我們的時代性，這才是值得後世學習歷史的重點所在。

原載於《播種人》第82期，2017年6月，頁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