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在一次敬拜讚美聚會中經歷主的恩召以來，我已在教會、福音機構和神學院事奉超過三十年。回顧這段旅程，我至今仍感到奇妙，不明白上帝為何揀選我去承擔牧養和神學教育的使命。如果非要尋找原因，或許是因為我喜歡思考神學與人生的問題。然而，我深信，上帝的揀選不取決於人的能力或條件。

年少時，我貪玩不愛讀書，學業成績差，每年能合格升班已是恩典。然而，我對人生問題卻有濃厚的興趣：為什麼我存在？人生的意義是什麼？為什麼要成為好人？怎樣才算好人？雖然不愛讀書，但偶爾會翻開哲學書籍，卻總覺得艱澀難懂。預科畢業後，由於成績限制，我報讀了浸會大學的社會學系學士課程。意想不到的是，這三年的學習啟發了我，讓我培養起閱讀的興趣，並逐漸將其變成習慣。更重要的是，社會學幫助我明白，人生受社會、文化、經濟和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我特別喜歡研究勞資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醒覺到個人的生活與社會階級、權力關係及意識形態之間的密切聯繫。

大學畢業後，我在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碩士課程，專注研究國內的勞資問題。然而，1994年的蒙召經歷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使我放下原本的發展路線。我明白，唯有耶穌基督的福音才能真正幫助人。為了準備全時間投身神學，我在正式入讀神學院之前，用了六年的時間在不同福音機構和教會服侍。同時，我也在晚上報讀建道的延伸課程。在眾多學科中，我特別喜愛系統神學，對其中的教義問題充滿與趣。我曾拿著加爾文的《基督教要義》，在中大校園靜坐閱讀大半天，內心充滿快樂與滿足。

成為全時間神學生之後，我接觸到更多聖經知識、神學討論和社會議題，開始更認真思考神學知識論、詮釋學、救恩論，以及福音與社關的關係。在郭鴻標牧師的指導下，我撰寫了一篇關於莫特曼教會論的神學碩士論文，深化了對上述課題的理解，並為我日後赴德國進行博士研究奠定了基礎。

回到學院教學後，社會上的各種事件促使我更加深入研究潘霍華的神學思想。近年來疫情、戰爭及天然災禍對全球人類的傷害，也推動我關注上帝與受苦的問題：與人同在的上帝也有痛苦的經驗嗎？如果有或沒有，這對基督徒的信仰和實踐意味著什麼？最近，我閱讀了Frank Woggon的 The Emphatic God（2024），其中探討了救贈與羞辱的問題。作者指出，現代人面臨的核心問題不僅是罪疚（guilt），更是因外在因素導致的羞恥（shame）。羞恥帶來的痛苦和影響極為深遠，這是過去我較少關注的，但現在逐漸意識到其重要性。

隨著人生際遇和經歷的不同，我對神學的興趣和關注也在不斷改變。這是自然的，因為信仰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當人生遭遇各種問題時，人會追問信仰的真實和意義，而神學的思考便由此產生。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正是這個意思。

我曾用「在運動場上跑步的人」這個比喻向朋友分享我的信仰體驗。自從決志信主那一刻起，我便踏上了屬靈的運動場，與其他基督徒一同奔跑。不知不覺間，我已在這條跑道上跑了幾十年。在這段旅程中，有時我充滿熱情，跑在人群前面；

有時卻因疲倦而落後。奔跑的過程中，我看見許多發生在信徒群禮中的人和事，有些竟與世俗無異，這讓我感到驚訝與難過。面對這些現象，我心中有許多疑間，卻未必能找到答案。在這運動場上，我祈求上帝賜我力量繼續奔跑，並保持對信仰與人生的思考熱情。我不祈求跑在人群最前方，只希望每一位在我身邊經過的人，能因我的分享得到安慰與鼓勵，並懷著喜樂的心繼續向前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