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參與由吳劍麗博士主講的「基督新教在甘青地區的穆宣事業（1878-1951）」講座，實屬難得。在此之前，有關穆宣事工的資料，只是鳳毛麟角，遑論相關歷史之了解。當日講座吸引了八十多位弟兄姊妹參與。

講座首先以穆宣事工的機遇，介紹由內地會（今稱海外基督使團）及宣道會開展穆宣工作。最早於1876 年的中英煙台條約， 訂明英國人可以從北京前往甘青地區，或經四川進藏再入印度（其他國家援引最惠國待遇得以利益均佔），打開進入內地之門。而宣教士亦開始調整其宣教策略， 焦點由地域性轉為羣體性，以族羣作為宣教目標。

與此同時，二十世紀初池維謀（Dr. Samuel Marinus Zwemer） 推動「伊斯蘭國家與地區傳教士大會」以及會後籌辦《穆斯林世界》刊物，都成為西方認識穆宣需要的窗戶。加上池博士的研究成果以及第一身經驗，對日後的穆宣傳教士影響深遠。往後的博德恩（William Borden）、濮馬克（Mark Botham）、金品三（George E. King） 及海春深（George K. Harris），他們當中有語言學家，精通多種語言；又有著名學府的門生；都願意放下舒適的生活，遠走至中國大西北， 就是要得着那一羣「未得之民」。

當時的宣教策略主要有兩種途徑：其一是巡迴佈道，走遍大小山區送出小冊子，或在街頭市集拉開橫幅，接觸民眾，增加認識機會，順道學習語言；亦會在市集節期派發阿拉伯語小冊子。其二是以醫療模式作橋樑，分別開辦博德恩醫院（今蘭州市第二人民醫院）以及其分院河州分院， 希望以醫療服侍回民，開啟福音的門戶。宣教士亦會拜訪當地的教長及阿訇，與他們討論神學問題，藉以建立良好關係。

雖然不少宣教士不斷努力投向穆宣工作，可惜效果事倍功半； 除了1949 年因國情轉變被迫撤出工場外，宣教士本身需要適應高原氣候；再者，艱澀的語言以及各類型的少數民族方言，需要長時間的學習。甘青地區正正處於中國內地不同少數民族聚居又信奉伊斯蘭教的多元地區，每一位到甘青地區的宣教士，需要成為「專家」才可較有效與回民溝通。而他們的「族羣紐帶」更是福音遍傳的最大阻力，因穆斯林從出生開始，就被確認「穆斯林」身分，若表達對別的宗教信仰有興趣，會被視為「背叛」， 是與他同住的家庭、村莊或族羣相對立，難以在原地繼續生存甚至生命受威脅。吳博士強調宣教士曾以神學角度與穆斯林對話，可是不論神論及基督論，或是罪與救贖觀，在神學觀念上都有着不能逾越的鴻溝。而一般教長及阿訇表面願意與宣教士作朋友， 但在「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前提下，卻會教導穆民小心與基督徒來往。

最後吳博士以「鑑古知今」的角度，提出面對今天穆宣工作的困難：一是繼續以友誼進路建立關係；二是在神學上有需要本色化工作，提防穆斯林以基督教語言包裝；三是以祈禱支持穆宣工作，以及嘗試以接觸本地穆民為起點。吳博士以約翰福音十章16 節提醒我們﹕「我另外有羊， 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 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羣，歸一個牧人了。」

從來穆宣工作並不是「多快好省」，而是需要時間及耐性， 持續不斷地投入及關注。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4期，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