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本文旨在探討中國基督教最先的出版機構——廣學會的成立，以及立會精神和發展經過，特別是1949年中國解放以後，廣學會與三個基督教出版機構聯合組成中國基督教聯合書局，從組織上而言，廣學會已從歷史消失，但從精神而言，中國教會可說是繼承廣學會精神。

另一方面，1951年香港幾位基督教領袖深感屬靈書籍的缺虞，成立了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雖無繼承關係，不過繼續以香港為基地，在海外（因香港尚未回歸）發揚廣學會精神，及至1965年為了準備自養，改組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名字雖稍作改變，但仍然繼續承傳廣學會精神，盼能在名亡實存的廣學會精神中為主作美好見證。

二   廣學會的成立

廣學會的成立可追溯至1877年在華各外國差會在上海舉行第一屆宣教會議，會中議決成立教科書委員會，旨在為各級教會學校編印教科書及一般讀物，並推選倫敦傳道會蘇格蘭籍宣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為執行幹事，負責推動計劃。可是由於學校教科書委員會的範圍太狹窄，乃於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創辦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可見望文生義應是「在中國人羣中廣傳基督教及一般知識的會社。」主要發起人有赫德（Robert Hart）、韋廉臣、丁韙良（W. A. P. Martin）、林樂知（Yeung Allen）、花之安（E. Faher）、艾約瑟（J. Edkins）及慕維廉（W. Muirhead）等人，除赫德為中國政府的總務司外，其餘皆為外國傳教士。[1]

廣學會創辦人韋廉臣一八九零年去世，會務由艾迪斯（Charles Addis匯豐銀行經理）代理。一八九一年赫德請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任督辦（總幹事）。[2] 翌年開始採用「廣學會」為中文名稱，並於1906年改用英文名稱“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而中文名稱則一直沿用「廣學會」。[3] 含有「廣傳福音，推進學術」的深厚意義。

至於廣學會的組織可分為兩方面：一為會員：每年年底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改選董事，凡訂閱「萬國公報」者，以自動入會論，申請加入者，則須經董事會通過，後來（1896年）又將訂閱者的會員資格取消，而以二人介紹。及至民國初年，再改為捐款五元以上者，由董事會通過，可成為會員，一次捐款五十元可成為永久會員。至於董事會則負責推展會務，成員以商人及傳教士為主，可見商人是經費支持者，而傳教士則為實際工作者，藉着此兩大力量的結合，廣學會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4]

三   廣學會發展概況

1. 清季時期

清季時期的廣學會，若以督辦（總幹事）來分，可分兩個階段，一為韋廉臣時期（1887至1890）。他死後由艾迪斯代理一年，蕭規曹隨，可說是韋廉臣時期的延續。雖然只有四年，但由於是創辦階段，實在是奠下基礎的時期。韋廉臣於創立「同文書會」即以注重宣傳信仰為目的，及至改組為廣學會，宣揚信仰仍然較普通知識為重，可從廣學會的目的及出版物知悉，特別是早期的對象是知識分子與家庭婦孺兩者兼顧。[5]

韋廉臣逝世後，李提摩太於1891年10月接任廣學會總幹事，任期二十五年之久，直至1916年5月退休返英。[6]

李提摩太雖然也是傳教士，但有着廣闊的思想，他不限於拯救靈魂，亦注意社會福祉，因為天國不只在天上，也應建設於人間。他認為宣揚信仰和介紹世俗知識，應該兩者並重，不過中國當時所迫切的需要則為物質建設，所以應以介紹世俗知識為重心，在他主持下的廣學會，遂由注重宣揚信仰轉而側重介紹俗世知識。[7] 而具體幫助中國最佳的方法就是開啟民智，由於中國人數眾多，故以接觸王公大臣、院試考官、縣學官、教諭和小部分有家室的士大夫，以及他們的夫人和孩子為主，大概是四萬四千零三十六人。[8]

廣學會介紹的西方思潮，深得中國士大夫肯定，尤其是李提摩太與蔡爾康合作撰審《泰西新史攬要》，梁啟超更非常欣賞，此書乃向國人介紹十九世紀歐洲和美洲各國的發展歷史（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方面外），此書風行中國，初版三萬冊瞬即售罄。[9] 李提摩太很注重與士大夫交往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康有為與梁啟超，甚至有人認為是英美兩國背後企圖操縱中國，以利通商和傳教。李提摩太與康有為的直接交往乃於1895年10月17日開始，由於中國於甲午戰爭戰敗，他們曾於同年2月公車上書，請求變法，又於6月創辦「中外公報」，取名模仿廣學會的「萬國公報」，7月又創立強學會，英美公使曾餽贈大量西書與儀器，以資鼓勵。在10月17日的見面，康有為表示相信廣學會刊物中所刻劃的上帝慈愛與國家間的友愛，希望與李提摩太等合作改造中國。[10]

根據王樹槐的看法，維新運動的領導人物：康有為、梁啟超與譚嗣同，皆由閱讀傳教士的譯著，無論直接或間接都影響他們的變法思想，可見傳教士自然加強變法運動的進行。[11]

隨着戊戌政變的失敗，廣學會仍然致力協助中國現代化，孫中山先生於1894年6月（甲午戰爭前夕）上書李鴻章表達政治改革被拒，醒覺和平改革的希望完全幻滅。及後《萬國公報》於十月刊登長達萬言的〈上李鴻章書〉。[12] 以及《萬國公報》於1899年2至4月號連續三期刊載了由李提摩太節譯，蔡爾康撰文題為《大同學》的文章，這是漢文最早向中國提出馬克思學說的文章。[13] 可見李提摩太雖然好像主張中國君主立憲，以利通商和傳教，但並沒有拘泥於某一套學說，而是兼收並蓄，向中國介紹西方各方面的現代思潮。

2. 民國時期

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後，廣學會的聲望處於低潮，乃是由於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清朝官吏，後由民國政府官員取代。加上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大型出版機構的成立，成功取替了過去由廣學會出版學校課本和普通書籍的任務，以致基督教出版機構已不再是西方知識的唯一出版社。[14]

有見及此，廣學會於1912年一改過去將普通知識作為出版重點的做法，決定以後嚴格地限制在宗教書刊的出版上，並且訂立了三項目標：

1. 拓寬中國基督徒的視野，幫助他們理解並信靠全備的福音真理；
2. 讓他們能夠自立；
3. 培養他們的團結協作精神。[15]

從以上所述，我們得悉民國以後，廣學會雖然集中出版基督教書刊，卻沒有趨於保守和把信仰個人化，特別從1913年成立的新聞局（Press Bureau），致力以基督教觀點來回應世俗問題（以國際政治經濟為主），由於不帶政治偏見，所以教外報刊紛紛轉載或參考，商務印書館更捐資二佰元以襄助新聞局。[16] 可見福音必須與現實生活結合才是豐盛的福音，無怪乎不再以傳播西方為主的廣學會仍然秉持結合學術與信仰的方向。

李提摩太於1916年退休後，加拿大長老會傳教士季里裴（Donald McGillivray）於1920年接任總幹事，直至1930年退休，由衞理公會林輔華牧師（C. W. Allen）接任，及後由於調任其他宣教工作崗位，再由英國浸禮會賈立言牧師（A. J. Carnier）接任總幹事，可惜上任不久辭職返英。從1937年8月1日起由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幹事朱立德先生兼任，他是第一位中國人擔任廣學會總幹事。在此期間，廣學會的出版方針基本上沒有甚麼改變，因為朱立德曾經聲明，他將繼續致力出版「非常有助於建立一種屬靈生活，同時也將引導人們正確對社會物質進步。」[17]

1937年中日戰爭，上海被日軍佔領，廣學會的工作幾乎停頓下來。1941年隨着太平洋戰爭爆發，廣學會的外籍職員遭受拘留，於是決定遷往西南地區成都，並於1943年，與其他四個基督教文字機構成立基督教聯合出版社。1946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廣學會遷回上海，1947年朱立德辭去總幹事職，由胡祖蔭博士接任。[18]

1949年解放後，廣學會仍繼續出版及發行工作。1952年胡祖蔭因事辭職後，董事會改聘剛由外國回來的丁光訓任總幹事，同年底，丁應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任院長，總幹事職一時未有合適人選，直至1954年乃請江文漢任總幹事。及至1956年12月，廣學會與其他三個基督教出版社聯合組成中國基督教聯合書局。[19]

綜觀廣學會建立於中華大地約七十年，建構了主要的精神有三方面：

首先是以基督信仰為中心，因為無論出版重點在於一般知識抑或信仰傳遞，皆不離在中國人中間廣傳福音。

其次是廣學會所傳的福音，不只是末世的屬靈應許，更包括肉身與現世的福音，所以透過推進學術，聯絡清廷官員，影響戊戌政變，推介不同西方思潮（包括共產主義），《萬國公報》提供園地予孫中山先生刊登曾上書李鴻章而遭拒絕的全文……

第三方面是參與廣學會的傳教士和政經領袖，他們分屬倫敦會、英國浸禮會、衞理公會、加拿大長老會……尤為重要的是與當時中國基督教上層人士結合，因着他們經濟力量雄厚，所以財政長期充盈，推動事工自無後顧之憂。

四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成立

1951年因着中國情況的改變，香港基督教書籍出現短缺之虞，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彭紹賢博士深感問題所在，遂與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商議應變方法，決定組織臨時基督教出版機構，加速收集廣學會及其他教會出版書籍，並且盡快召開擴大會議，請各教會及教會團體選出代表。其後會議決定組織基督教輔僑出版社（The Council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For Overseas Chinese）。其中Christian Literature 與廣學會（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相同，可見雖然沒有直接隸屬關係，但是精神是一貫且相通的。黃永熙博士在慶祝廣學會成立110周年感恩崇拜講道中引述同文書會立會章程的宗旨是「在中國、中國藩屬、以及一切中國人（聚居）的地方，繼續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類書籍──特別是為本會能力許可而又適合各階層閱讀的期刊。」黃博士認為我們不得不佩服前人的遠見和睿智：中國當然是指中國本土；中國藩屬，好像早已料到有特別行政地區的設立。至於一切中國人的地方當然是指世界各地，包括東南亞、歐美或其他華人聚居的地區。[20]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初期辦事處設於上亞厘畢道聖公會迎賓館，由倫敦會傳教士舒活牧師（Rev. Frank Short）任總幹事，1953年舒活牧師返英，社方聘英國浸禮會蘇佩禮牧師（Rev. H. W. Spillett）為總幹事。

五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發揚廣學會精神

從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初期出版的《華僑基督教出版消息》得悉：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主要是重印廣學會及青年協會書局書籍，供應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等華人教會的需要。香港未設門市及發行部，當時主要寄售書籍於香港聖書公會（The Bible Book and Tract Department Ltd.），其後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及個別堂會亦樂意寄售。尤為可貴的是出版消息，除了刊登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出版近況外，更開放園地廣邀其他基督教出版社：如浸信會出版社、證道出版社、香港聖經公會、信義宗聯合出版社……提供出版消息。除了出版以外亦曾經舉辦數次徵文比賽，發掘華人作者，以及成立讀書會，鼓勵閱讀屬靈書籍。[21]

除了重印1949年前內地的書籍外，更有三方面的出版重點：

首先是承接〈歷代基督教名著集成〉的出版工作，其實早於日軍侵佔南京之後，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新約學者章文新教授（Francis P. Jones），於1940年12月奉命移設該院高級班於華西壩，他途經重慶時與山東齊魯大學教授孫恩三博士相遇，彼此交流意見後，認為出版基督教名著的中文譯本非常重要，並且主張此項事工宜交由金陵神學院負責。同時間曾任職中華基督教教育協會的高德基博士（Earl Cressy）組織文友，並與天主教南京區總主教于斌會商，由兩大教會合作，將基督教古典名著與中國經籍互相翻譯，期望東西宗教思想的會通。此外金陵神學院系統神學教授鄒秉彝，亦得知此項翻譯事業的重要，以上四人可說是醞釀基督教名著集成的草創者。

直至1944年春，章文新返美，提請金陵神學院託事部主席德彬杜甫（Ralph Diffendorfer），及紐約協和神學院院長范都新（Henry P. Van Dusen）處理，透過邀請專家數次集會，擬定書目，構成五十三卷，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古代及中世紀二十卷，第二部改教時期至近代廿五卷，第三部當代八卷。

章文新及後自美攜帶修訂各卷綱要返南京，太平洋戰爭剛好結束。不過戰後復員，心神未易集中，不久，更爆發國共內戰，譯務不得不全告停頓。直至1951年章博士返美，報告於金陵神學院託事部年會，會中決定請他於哲吾大學（Drew University）兼課之便，假該大學圖書館設立集成編譯所，先後聘請許牧世、湯清、趙世澤及謝扶雅為編譯員。自1951年至1960年6月止，共已出版二十餘卷，皆將譯稿交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及發行。

歷代名著集成的編訂方式，採取兼收並蓄，開明寬容的精神，上自初期教父承接新約經卷，下迄當代著名神學家論著，不論羅馬天主教或希臘東正教，另至基督教系統的各宗各派皆涵括在內。[22]

其次是由於金陵神學院託事部鑒於當時東南亞各地華人神學院教科書異常缺乏，決定將名著集成計劃的預算大部份撥作教本翻譯之用。[23] 此神學教科書由東南亞神學協會主編，分別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及台南神學院在香港及台灣出版印行。並且以不同顏色的封面來區分：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是藍色，道聲出版社是紅色，而台南神學院則為綠色，出版範圍包括：聖經、系統神學與教義、教會歷史、實踐神學（教會行政、崇拜工作、基督教教育）、世界諸宗教、護教學（基督教的證據、哲學）、基督教倫理學……可說是配合普世合一的神學教育出版。

第三方面是全盛時代曾同時出版五大期刊：（一）快樂家庭雙月刊：內容包括專論、靈修、家庭問題、青年問題、家政、生活與常識、文藝及美術……（二）展望雙月刊（高級基督教雜誌）：專論、講章、靈修、研經、文藝通訊、青年園地、教會消息……（三）福幼月刊（兒童雜誌）：聖經故事、中外名人軼事、科學及衛生常識、笑話、圖謎及手工遊戲……（四）靈修日知季刊：由聖公會李兆強教憲牧師編譯，信徒每日靈修手冊。（五）景風半年刊：應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合作出版，乃研究基督教學術刊物，適合受過高級教育人士閱讀。[24]

綜觀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承傳廣學會精神，除了早年致力重印屬靈書籍，延續廣學會精神於海外華人世界。更以普世合一大公精神承接〈歷代基督教名著集成〉的出版及發行，傳揚涵括精深博大的不同基督宗教傳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基督新教），這在五十年代天主教仍未舉行梵二之前，實在難能可貴。

另一方面與東南亞神學院協會、香港道聲出版社及台灣台南神學院合作出版〈基督教神學教育叢書〉，配合五、六十年代港台兩地發展本土神學的方向，為華文神學教育提供重要的教科書，培育天國人才。

不過無論廣學會，抑或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資源可說是西方教會的全力支持，可是隨着七十年代，東西兩地教會的改變，不得不思想及尋求自養的努力。

六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承傳廣學會精神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於一九六五年易名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英文名稱的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與廣學會的Christian Literature相同，只不過中文翻譯不同，而廣學會開宗名義是for China，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則為Chinese，究其原因是由於上世紀中葉以後，世界各地華人的聚居越來越多，故基督教中文書籍，不應只局限中國內地，加上六十年代中國正值文革，教會活動全部停頓，所以易名乃為了服務普世華人，而非海外僑居（overseas Chinese）。

易名除了確立服侍對象之外，還有兩個里程碑：

首先是辦公室遷入北京道國都大廈3樓，從此不再寄人籬下，尤為重要的是附設書室，亦即不再全然依靠基督教機構及教會的寄售，培養讀者羣能夠直接與出版社接觸，建立更良好的讀書風氣。

其次是執行委員會議決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應由國人負責行政及出版，所以首任華人社長黃永熙博士（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五年）自美國履新，而前任編輯幹事（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三年）許牧世先生也返港擔任總編輯，期間曾主持多次文字工作講習班，並到馬來西亞為當地組織寫作營，惜因身體不適，於一九七一年辭去總編輯職返美。[25]

全由華人主政的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除了承接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的大公普世合一精神之外，面對時代的變遷，教會和社會的不同需求，黃永熙博士首先以東南亞華人為對象（以香港、台灣及星馬教會及基督教學校），完成《東南亞中文閱讀調查報告書》，期望能找出讀者的興趣與需要，幫助出版社，所以有以下七方面的努力：

第一方面：黃永熙博士以其深厚聖樂修養，修訂一九三六年前由廣學會出版的《普天頌讚》（由中華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美以美會、中華浸禮會、華北公理會及監理會授權編訂印行。）基督教學者朱維之教授曾經說過：「若有人問我：中國基督教文學最偉大的成就是甚麼？我亳不猶疑地說：五四以前，國語《和合本聖經》是最偉大的成就，五四以後，《普天頌讚》是最偉大的成就。[26] 黃博士邀請在港相關背景的教會參與修訂事宜，計有：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公會港澳教區、中華循道公會、衞理公會及潮語浸信會。由一九七零年三月的第一次諮詢會議，直至一九七八年八月出版修正本第一版。[27]

黃博士也致力推動香港及普世合一事工：香港方面就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一直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會員，數十年來推動合一事工合作無間。另一方面於一九七七年聯合七間基督教出版社成立香港基督教出版人聯合服務社（後於一九九六年易名為基督教出版聯會），又於一九八五年舉行第一屆基督教文化節，此乃一年一度基督教聯合書展的濫觴。更在一九七九年得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支持，於荃灣購買聯合貨倉。普世方面乃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歷來都是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World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Communication）會員。

第二方面是許牧世先生擔任總編輯期間：一方面為了關心青年—幫助他們信仰的建立、生活習慣的養成、人格的塑造⋯⋯所以出版〈基文青年叢書〉，尤為重要的是對象不僅限於教內信徒，內容包括現代青年追求的一般知識與學問，期望能幫助他們通達各種學問，好在將來進入那複雜而詭譎的人生戰場為真理打美好的仗，特別那時（一九六八年）適逢廣學會成立八十周年，正好回應李提摩太的話：「要把福音傳遍中國，文字而外，沒有其他捷徑。」[28] 所以該叢書的《給你瑩瑩》、《迎向光明》、《獄中書簡》、《冰點》、《近代神學淺說》、《如此我信》……已成現今成熟信徒（五十歲以上）的集體回憶。另一方面則在保存中國教會保存史家的資料，故倡議出版〈信徒傳記叢書〉，選材標準在於兼顧史料、文學傳道和見證，至於對象是否為著名人物，並不會特別重視。[29] 前後共出版了八本，可惜的是仍以著名人物：梁小初、謝扶雅、余日章、顧子仁……為主，未能見到普通人物而深具見證力量的傳記文學出現。

〈基文青年叢書〉與〈信徒傳記叢書〉，表面看來是新舊時代的不同作品，其實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繼承廣學會精神的重視信仰與生活，以及建立基督教文學的努力，而非只是停留於基督教文字階段。

第三方面是第二位華人社長何世明法政牧師（一九七七至一九八零年）任內出版了〈巴克萊（William Barclay）每日研經叢書〉（新約）以及〈每日研經叢書〉（舊約），成為牧者預備講章及信徒每日研讀聖經的必要良伴。另一聖經注釋叢書是得到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資助的〈中文聖經註釋〉，目的是希望以華人眼光研究消化並融合對聖經的貫通了解，而非直接移譯西化的作品。[30] 可惜的是舊約仍有六本尚未完成。

第四方面是第三任華人社長黃道一牧師（一九八零至一九八四年）則致力出版《文藝雜誌季刊》，該項事工得到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及世界基督教傳播協會經濟上的資助，雖然以華文世界的文學作品為重心，而且剛起首已有人顧慮將會夭折，一如過去的刊物：《展望》（初期定名為《世界基督教文摘》）、《快樂家庭》及《福幼》已先後夭折，不過黃道一牧師充滿信心地認為《文藝雜誌季刊》承擔精神的使命：包括文學與人生、藝術與信仰及教會與社會之間。[31] 可惜只辦了十八期，經歷四年半（一九八二年三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的短期時間，不過除了黃道一牧師所說的三方面橋樑之外，我發現第四方面的橋樑，就是「綠背文學」與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的橋樑。「綠背文化」，乃指五零年代韓戰爆發，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兩大陣營的冷戰不斷加強，為了宣傳意識形態，所以大量美元支援，形成「綠背文化」的出版社與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剎那間打開了香港文壇的沉寂，增添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蓬勃。直至一九七二年中美兩國發表「上海公報」，「美援文化」慢慢結束，左右意識對立逐漸緩和，雙方的文學雜誌因歷史使命的終結和經濟支援的中斷而相繼結束，可見《文藝雜誌季刊》正好為了香港文學雜誌真空時期提供了文藝墾丁的園地，隨着九十年代香港藝術發展局大量資助文藝刊文及書籍的出版，香港文壇孤寂的慘況，才稍有改善，《文藝雜誌季刊》可說是黑暗中的一絲微光，委實是承擔香港文學歷史的重要使命。

第五方面是第四任華人社長黃耘蔚牧師（一九八五至一九九四年）為慶祝廣學會成立壹百周年，推動多項事工，與出版有關的是〈世明文集〉共二十一本的印行，共分三輯：宗教與文化、信仰與生活及文學與傳記，旨在將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達致融貫。

黃牧師任內另一重要叢書是〈亞洲處境神學論叢〉，因着神學應與實際生活息息相關，而亞洲有其特殊的處境，自然也應有反省處境的亞洲神學，以便適切信徒的生活。[32]

第六方面是第五任華人社長蘇成溢牧師（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九年）於一九九六年出版〈拓思系列〉，針對今日教會及信徒面對不同的壓力，共同探索新的出路，以回應時代的召喚。以及得到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使〈阡陌文叢〉得以延續《文藝雜誌季刊》的使命。

第七方面是第六任華人社長馮壽松執事（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七年）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組合作出版〈基督教典外文獻〉；邀請關瑞文教授主編〈進深輔導叢書〉及修訂並增添彩圖版的〈那里亞王國〉。

近年則完成了《普天頌讚》新修訂版（二零零六年）及〈新編福幼小學聖經課程〉（二零零九年）。

尤為重要的是隨着內地改革開放後，中港關係不斷加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與內地的全國兩會和國家宗教局宗教文化出版社，透過交流及合作出版取得一定成果：首先是於八十年代開始贈書予全國神學院及重點城市教會，一九九七年起開始推動「中國神學培才計劃」以壯大事工，近年則主力餽贈書籍予偏遠地區如貴州、內蒙及雲南⋯⋯的神學院及教會，其次是協助全國兩會出版《讚美詩新編中英文雙語本》及《讚美詩新編補充本》，最為難得的是至今與內地合作已出版了超過五十多種書籍。

二零一一年慶祝六十周年社慶，訂定了願景與使命宣言：

願景（Vision）
秉持基督精神　開墾心靈土壤
弘揚普世價值　回應時代挑戰

使命宣言（Mission）
致力優質出版　推動文化事工
服侍華人教會　廣傳天國福音

 一方面肯定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六十年來發揚廣學會精神的歷史意義，另一方面更成為往後承傳的動力。

七    結論

綜觀廣學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及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的事工—都含有四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基督教（Christian）、中華（Chinese）、文字（Literature）以及文化使命（Council），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首先是基督教方面：除了一貫出版聖經註釋和神學經典之外，更重要的是重視普世合一精神，繼續以聖公會、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及中華基督教會為基礎，發揚普世合一精神。

其次是中華（Chinese）方面：無論廣學會、基督教輔僑出版社或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都在不同時代為中國、香港及世界各地華人作出了貢獻，特別是清末促成了新政言論的確立，以及上一世紀初期至今倡導本色神學、中國聖詩和不同時代的華文創作，而非只是出版翻譯作品，隨着中國已經在世界站起來，我們當尋求關顧世界華人心靈的渴求。

第三方面是文字（Literature）方面：這裏所指的文字不只是文學或文藝作品，更泛指一切印刷品和著作，甚至可以包括歷史文獻和音樂文獻，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怎樣與上帝同工，透過文字（甚至電子書或網絡）回應人們的整全需要。

第四方面是文化使命：自廣學會至今，英文名字一直是Society或Council，望文生義可知不只是出版工作，更應承擔上帝國的文化使命。

中國基督教全國兩會秘書長徐曉鴻牧師於二零一一年蒞港，擔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六十周年社慶感恩崇拜講道，他肯定地說：「廣學會最大的兩個繼承者，在香港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在內地是基督教全國兩會。」面對如斯深具意義的使命，那麼正是挑戰發揚廣學會精神的後來者，必須在一切困難與挑戰之中緊靠上帝，才能克盡使命。

註：
[1] 許牧世：〈廣學會的簡史及其貢獻〉，《慶祝廣學會創立九十周年特輯》（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頁12 及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文史資料選輯》第15卷第43輯（1984年），頁3。

[2] 王樹槐：《外人與戊戌變法》（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頁36。

[3] 江文漢：〈廣學會是怎樣一個機構〉，《文史資料選輯》第15卷第43輯（1984年），頁3。

[4] 王樹槐：《基督與清季中國的教育與社會》（台北：宇宙光，2006）。

[5] 王樹槐：〈清季時期的廣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上）（1913年），頁208。

[6] 同3，頁4。

[7] 同5，頁209。

[8] 蘇慧廉著，凌愛基譯：《李提摩太》（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7），頁164-165。

[9] 黎子鵬：《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編年史—一八六零至一九一一》（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未出版）。

[10] 同2，頁50-51。

[11] 同2，頁106-107。

[12] 孫穗芳：《我的祖父孫中山》（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44。

[13]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140。

[14] 何凱立：《基督教在華出版事業（1912-1949）》（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頁77-78。

[15] 同13，頁78。

[16] 同13，頁78-79。

[17] 同13，頁76及79-81。

[18] 同13，頁82。

[19] 沈德溶：〈上海解放後的廣學會〉，《文史資料選輯》第15卷第43輯（1984年），頁38。

[20] 黃永熙：〈廣學會的精神》，《文藝通訊》第十八卷第4期（1977）。

[21] 《基督教華僑出版消息》合訂本（1952-1960）（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

[22] 《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簡介》（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頁2-5。

[23] 同上，頁5。

[24] 基督教輔僑出版社編：《香港教會名錄》（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3）。

[25] 許譚天鈞：《基督的謙和勇士—許牧世教授1914-2002》（台北：天恩出版社，2003），頁284-285。

[26] 朱維之：〈漫談四十年來基督教文學在中國〉，《金陵神學誌》（1950），頁75。

[27] 《普天頌讚》新版序言（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7）。

[28] 許牧世：〈出版「基文青年叢書」序言〉。

[29] 許牧世：〈信徒傳記叢書》出版序言。

[30] 周聯華：〈中文聖經註釋〉編著緣起和旨趣。

[31] 黃道一：〈寵兒，我們祝福你—代發刊詞〉，《文藝雜誌季刊》第一期（1982年3月）。

[32] 陳佐才：〈「亞洲處境神學論叢」序言〉。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2期，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