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實踐普世福音使命，神學教育佔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隨着經濟發展和民族意識的覺醒，西方教育模式在全球的普及化與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 世界已鮮有嚴格意義的蠻荒之地，類似十九世紀西國宣教士向尚未開化的亞洲非洲土著宣教的故事將不復出現。今天，宣教士不僅無法維持一個長期顯著的社會與文化優勢，更常常構成福音在本地傳揚和紮根的障礙。簡單地說，由於本土意識抬頭，崇洋心態淡化，「洋教」(或說外來宗教)性質不復是基督教的一個吸引力，卻成了她的發展的負資產。因此，盡快訓練本地同工，承擔本土宣教使命，是建立本色化教會的重要關鍵。本地同工既沒有語言和文化的限制，亦不會在傳福音和建立教會時，有意或無意地輸入外來文化。

此外，宣教工作是非常昂貴的事工，隨着人們對生活要求與未來保障的期待提高，派遣一個家庭越洋宣教每年的費用，動輒需要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元，對於尚未晉達富裕社會裏的差傳後進教會而言，不可謂不沈重的負擔。因此，當地同工是最好的宣教資源，他們所需要的經費遠比外來宣教士為低，人手供應也源源不絕。

宣教策略：本地信徒自治、自傳

今天在宣教學的研究上仍可確定有好些福音未得的族羣，但在實踐上，我們差出的宣教士，甚少是前往這些偏遠或徹底封閉的地區的，而絕大多數僅是前往基督教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無論是緬甸、老撾、柬埔寨、尼泊爾、巴基斯坦等，它們都不是嚴格意義的未得之地。換句話說，宣教士極少需要單憑己力赤手空拳從零做起，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可以借助已有的宣教成果和本地教會的力量，攜手同心推動當地的福音事工。聘用本地教會的本地信徒以為宣教夥伴，肯定是最有智慧的做法。[2]

所以，即或福音尚未普遍傳開，即或初入教信徒的屬靈經驗尚淺，宣教士已因鑑外在壓力或內在需要，認定必須盡快栽培這些本地信徒，讓他們承擔自治、自傳的責任，這樣基督教才有望在當地長遠地、健康的發展。

我們常常看到以下的故事：宣教士在某地開基才十年，所建立的教會不過寥寥十數會眾，他們已急不及待要在堂會開設工人培訓班，給予首批信徒較系統的訓練。而當教會事工略具雛型以後，宣教士更計劃開設正式的聖經學校，訓練傳道工人。神學教育於焉開始。

也有差會主動聯繫在工場地區已開設的聖經學院，提出合作計劃，譬如給予經費補助，協助師資培訓等，好使聖經學院能提高程度，加大招生的數目，以期訓練出更多更好的本地工人；然後差會又再全額或部分資助聘用畢業生為本地同工，推動開荒佈道和建立堂會的工作。

最近聽韓國超大教會：愛的教會的分享。他們在英國威爾斯全力支持當地唯一的福音信仰的神學院WEST(Wales Evangelical School of Theology)，希望派遣當地的工人在歐洲各地建立教會。愛的教會的目標是要在歐洲建立1,000間教會。他們強調：這是歐洲當地人的教會，而不是韓國式的教會。可以看到，經過數十年福音使命的實踐，韓國教會逐漸學到了功課。

神學教育與宣教策略的配搭 

神學教育是建立自治和自傳的教會的必須條件。惟有在訓練出可以承擔福音使命和教會日常運作的本地同工，宣教士才安然退居第二線的角色，留在宣教工場，繼續支援本地教會；而宣教工場更可升格為跟差派地區同等地位的夥伴教會。

這幾年，神學院不斷收到眾差會的邀請，支援他們在工場所建立的神學教育事工；有個別差會更在總部成立諸如宣教學院的神學教育機構，自行栽培他們認為最合適的宣教士。當然，在成立這些宣教學院以前，他們總是提出既有神學院無法配合差會的政策，無法滿足工場的需要等說辭，作為他們取傳統神學院而代之的解說。但是，在成立自己的宣教學院以後，他們卻又宣稱基於國度真理的考慮，要求既有的神學院給予圖書、師資、場所乃至認可資格等配合支持。這個情況跟十多年前超大教會羣起自建神學院的路徑完全一樣。

中國事工方面，隨着救災和建堂的熱潮逐漸減退，開辦各類型的培訓班已成為新的事工重點，連香港個別堂會參與的國內事工，也有計劃與當地教會開設長期的培訓班。這些培訓班覆蓋範圍廣闊，從信徒到教會領袖到教牧同工，從一般性的培靈研經到聖樂基教輔導等專業，色色俱備。好些國內教會也希望在境外支援下，可以建立地區性的培訓中心，給予周邊同工定期訓練，以鞏固他們在地區上的領導地位。家庭教會在這方面不甘後人，不少片區都自行成立神學院，不少更是面向全國招生呢。

這些大大小小的神學培訓中心，紛紛向境外神學院招手，要求派遣師資、交流訪問、建立長期合作關係，乃至認可資格等支援。這樣的邀請，我們每年都會收到三、四個以上，應接不暇。

曾開玩笑說，我們這些從事神學教育的人，未來二十年都不會失業，也不愁寂寞；可以縱橫全國乃至全球，參與各地的神學教育事工。建道幾位已榮休的教師，只要身體情況許可，都是驛馬星動，奔走於承擔培訓使命的路上，有一位每年都承接七、八個短期教學的邀請，任教七、八門科目，教學量可不少於全時間教師呢。

神學教育未來的定位

飲水思源，建道神學院的建立，跟十九世紀末來華的宣教士已有相類似想法是分不開的。1899年，在廣西梧州立足才三年的宣教士，便已着手籌辦建道書院，希望在最短時間培訓出本地的傳道工人，與宣教士一同傳揚福音，建立教會。

雖說這想法並非新生事物，但如何面對這個宣教情況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神學院如何更有效地跟差會和本地教會合作？這將是非常迫切需要嚴肅思考的課題。其中一個方案，是集結一些業已退休或邁向退休的教牧同工，建成神學院的兼任教師團隊，增加教學的人力資源，俾能滿足日益擴大的訓練需求。

我們回應藉神學教育推動宣教事工的呼聲。

[1] 所謂「西方教育的普及化」，是相對十九世紀而言。譬如當傳教士來到中國，要開設神學院時，由於當時中國尚未有西學教育，傳統書塾的教育無法跟神學教育接軌，傳教士得首先提供小學和初中的基礎教育，然後才給予正式的神學訓練。馬禮遜在馬六甲所設立的英華書院便是這樣的情況。換言之，十九世紀傳教士要設立神學院，遠較西方教育已在全球普及化的今天為困難。

[2] 早在十九世紀初來華的差會，已經普遍這樣做；以早期的華人信徒如王元深等，多數曾先後受聘於幾個不同的差會和宣教士。新來差會和宣教士借用已有的宣教和教會資源，是很自然的做法。

原載於《建道通訊》182期，2016年1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