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中美交惡，西方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所有教會被要求取消宗派名稱，割斷與西方的關係。中國宣道會在這段動盪歲月中，步步為營地踏進新時代。

大時代的兩手準備

美國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傳教士於十九世紀末開始在中華大地建立教會。當日本侵華失敗投降後，中國內戰隨即爆發，眼見國民政府敗給中國共產黨只是時間問題，各地差會和教會紛紛作出應變準備，宣道會也是其中之一。

包忠傑牧師（Rev. Paul H. Bartel）於1948年在武昌召開全國宣道會會議，決定立即成立中國人自治的「中國基督教宣道會」，西差會必須盡快把所有教產（傳教士住宅除外）移交給華會管理，傳教士則撤退至華南。宣道會國外事工總幹事施爾德（Rev. A. C. Snead）因局勢急劇變化，更於翌年到香港商討，並傳達美國差會總部的指令：華中、川黔、華西教區傳教士立即轉移到廣東或香港，而華南教區傳教士亦要做好撤退的準備。同時，廣西宣道會把教產移交給華人教會，並按立三位建道聖經學院老師范能彬、劉恩厚和鍾本庸為宣道會牧師，好為往後廣西宣道會留下牧者領袖，又委任劉恩厚牧師為新任院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宣道會教區聯會於1950年在香港召開會議，各教區主席和書記都有出席。會議通過劉福羣牧師（Rev. William C. Newbern）在香港長洲島開辦建道聖經學院，並安排在梧州建道的畢業班前往完成學業，這是向外拓展的重要決定。這決定成就了後來建道培訓數以千計的傳道牧者服侍香港和普世華人教會，而香港宣道會亦因此而在地發展，成為現時香港最大的宗派教會之一。

愛國愛教的主旋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系列的政治運作陸續出現。教會外有抗美援朝反美帝，教會內則是支持吳耀宗和他推動的三自革新運動。自1950年吳耀宗與各宗派組織教會領袖到北京與國家總理周恩來見面後，吳耀宗於是聯同不同的教會領袖推動所推動「基督教革新宣言」簽名運動，當時宣道會亦有推動員會友參與，9個月間有3千多人簽名。1951年3月，全國宣道會執委會發出給全國教會公開信，表示堅決反對美帝武裝日本，開展教堂懸掛國旗運動。同年9月，支持「基督教革新宣言」的簽名人數增至4千多人。

在新的政治形勢下，推動國家社會建設也是教會的任務之一。1952年初，梧州市教會與全國基督教會一樣，普遍出現奉獻減少、信徒失業、家庭婦女需要找工作的問題，教牧與信徒生活都出現困難。於是梧州宣道會和浸信會決定各出500元人民幣，合共一千元做生意，由宣道會借出房屋來開設做鞋工場，並安排有做布鞋經驗的會友協助。當時不少宣道會教牧和神學生都有參加，這既是生活實際所需，亦是避免被定性為剝削階級所致。

1954年7月，「中國基督教全國會議」在北京召開，「三自革新運動」亦改為「三自愛國運動」，推動愛國成為教會任務之一。廣西省基督教會於是舉行三自愛國學習班，宣道會及其他宗派參與者共51人。當時宣道會教牧范能彬牧師成為學習班副主任，而林達榮、鍾禎堂牧師等成為委員。廣西宣道會在這政治形勢下，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只能緊緊跟隨新時代的主旋律。

主旋律的漩渦

面對政治社會形態的突變，廣西宣道會雖然盡力跟隨政府的主旋律，但亦不能倖免地遭受打擊。韓戰爆發後，中美瞬間變成敵對國，全國從上而下都推動抗美援朝運動。在這樣的氣氛下，梧州建道聖經學院於1951年初停辦，每位學生則獲宣道會支付五十元遣散費，各散東西，各奔前路。

另一方面，因擔心宣道會與西差會的往來紀錄被當局視為罪行，當時宣道會聯會主席趙柳塘牧師決定把賬簿燒毀。但這行動不僅引來當局懷疑，更使趙牧師被拘禁九個月之久。他因受到嚴重打擊，精神體力受損，被迫辭去教會工作，後隨兒子到新疆烏魯木齊居住，並於1969年底在新疆離世。

此外，全國於1951年底開始進行「三反」「五反」運動。當時被西差會預留給廣西宣道會的年輕牧者鍾本庸牧師，被控訴為帝國主義特務分子而遭到批鬥。鍾牧師雖堅決否認，但仍被指控為惡意攻擊共產黨，據說，乃因當時在鍾家搜出一首十多年的詩歌，這就成為他的罪名之一。到了文化大革命，鍾牧師因兒子曾參與失勢黨派而被處死抄家，他另一兒子亦遭受到殘酷刑罰而死。

桂、港宣道會劃清界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傳教士包忠傑留在香港繼續服侍，並且負責宣道書局的工作，繼續出版《聖經報》，卻繼續遭到攻擊。1952年中國基督教的機關報《天風》開始對《聖經報》進行批評，認為它「出版一些反動言論及『超政治』的道理，繼續向革新後的新中國的教會同道進攻」，至1956年再次撰文〈「聖經報」在販賣毒素〉，指「這些刊物表面上似乎是在講解聖經，但事實上卻是向我們善良的信徒散佈似是而非的論調」。當《聖經報》被視為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惡意攻擊的時候，廣西宣道會教牧亦出來與香港宣道會劃清界線，建道校友余耀昆牧師就曾撰文〈在傳福音幌子下的反動言論〉刊於《天風》，指：「這些書刊表面好像是在講聖經、傳福音、培養靈性，但事實上卻是別有用心地在宣傳戰爭，散播謬論。」

死而又生

面對中國政權易轉的現實，宣道會無論是傳教士或華人教牧都被迫要接受和面對。在大環境改變前夕，他們作出兩手準備，既為不可知的未來預留本地資源，同時亦在新地方開拓新宣教工場。然而，當時沒有人知道未來如何走向，他們起初在香港只是為了訓練和牧養從中國大陸抵港人士。可是，長洲建道神學院卻奇蹟地在香港建立根基，成為訓練香港和普世教會領袖的神學院。而宣道會蒙神奇妙的恩典在港茁壯成長，起初由走難傳教士和華人牧者牧養走難信徒，慢慢變成為本地牧者牧養香港新生代，並且成為香港的重要宗派教會之一。

原載於《宣訊》248期，2020年8月，頁1。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