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何謂量性研究？

量性（Quantitative）研究是以客觀量度與實驗為主要方法來了解所在世界的研究。它有確定及結構化程序，結果常以數字呈現。反之，質性（Qualitative）研究以較主觀經驗解釋和意義建構為取向，研究設計及過程較彈性，可隨研究發展調整；結果常以文字敍述。相對量性研究的客觀性，質性研究須面對主觀性的偏差。[1]

量性研究不等於就是統計調查，但後者是前者的主要資料蒐集方法。優質的內部營運／管理資料，或官方／國際組織發佈的統計資料，也是很好的量性研究資料來源。

2.優質量性研究的準則

量性研究旨在從多人反應分析，歸納受訪群體對某議題的看法或行為取向。若非對研究的目標群體（Target Population）作百分百全面普查，抽樣法就非常關鍵，樣本必須科學化及具代表性，否則結果最多僅屬顯示性（indicative）而不能代表（represent）整個目標群體。資料蒐集方法要保證問卷設計有專業水平、受訪者認真合作、有足够回應率，及極低未答或不完整回答的問題比率。研究的有效性端視乎研究設計、資料蒐集、分析方法和結論的品質。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可重複性和可複製性皆影響研究的可靠度。[2] 優質的量性研究報告對研究方法必有詳細交代。

3.量性研究的歷史

量性研究多涉統計。以筆者較熟悉的「英國皇家統計學會」[3] 為例，她成立於1834年，而在1887年獲皇家特許（Royal Charter），距今不足兩世紀。至今，量性神學研究仍主要在西方進行，在華人教會則甚少。

4.何需量性研究？

數字較易使人得着洞見和異象。一首聖詩說：「每日有十萬人靈魂，一步一步走向滅亡……。」梁家麟院長曾指出：中國內地任何一省的人口，較內地以外所有華人的總和還多，意指中國福音禾場廣大。這些量性描述雖簡單，卻令人印象深刻。

聖經民數記就有許多量性研究的記載。神也挺關注數字：祂認為基甸要32,000人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米甸人的手是太多，指示他只需300人，結果大獲全勝（士七章）。新約使徒行傳也記載不少數字：教會起初只有120人，其後卻以3,000、5,000人的速度增加（徒一至四章）。

張慕皚、梁家麟、鄺炳釗三位博士牧師在2011年成立「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就是認為需要量性應用神學研究的明證。

5.何謂實踐神學？

實踐神學（Practical Theology），或稱應用神學，是基督教神學的一支，注重基督教神學在日常生活中的牧養應用，探討一切有關事奉工作的神學思想，包括崇拜、禮儀、傳道、牧養、教導等範圍。[4]

天主教神學家拉納（Karl Rahner）指實踐神學乃在教會歷史任何時刻，關乎教會此時此地自我實現的學科；它肯定需要社會學。[5] 天主教神學教授羅拉（Michael G. Lawler）指實踐神學源自及回應教會實況的神學反思。只以演繹及非歷史性神學原則分析教會實況並不足够，須先揭露然後批判地反思實況，釐清聖靈的啟示及在福音亮光中的關聯和重要性。要科學化地認識教會實況及作神學反思，實踐神學需社會學。[6]

今天聖經學者與教牧領袖普遍重視實踐神學的探討和應用，因他們日益明白信徒群體雖不屬這世界，卻活在這世界。教會要有效實踐信仰，以單一神學研究作核心探討，已不能滿足教會在實際處境的需要，故涵蓋運用量性研究的實踐神學研究是重要和必要的。[7]

6.實踐神學研究的源起和歷史

在西方文化傳統，理論和實踐往往分不開。但自神學家基於新柏拉圖主義詮釋基督信仰後，確立理論和理性思考的優越，理論漸超越實踐成基督教信仰反省中心。[8] 在基督教歷史，從奧古斯丁到阿奎那，「信仰實踐是理論神學的應用」一直皆主流看法，即實踐神學僅神學理論的應用。18世紀的浪漫主義，是對17世紀啟蒙運動高舉理性主義的反動，強調感官和經驗。德國神學家士來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運用當代社會思潮重釋基督信仰，使其適應社會主流思想，歸類實踐神學為神學三大範疇之一。自此，信仰實踐脫離僅為神學理論的應用，成為神學反省的主要對象。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進而強調聖經資訊和當代處境關聯（correlation）。[9]

在美國天主教神學家特雷西（David Tracy）提出「實踐－理論－實踐」模式取代傳統的「理論－實踐」模式後，該模式在布朗寧（Don S. Browning）[10] 倡導下成目前西方實踐神學方法論的主要模式。它循環交錯交互影響，使教會能在不同時代處境以忠於基督的方法和策略實踐信仰。研究過程須涉及探討處境中的議題及議題的處境現況、神學反省、及決定教會與信徒實踐信仰時，如何據基督在當下處境的工作整合過程。研究過程持續不斷，新實踐帶來處境的新改變。重要是實踐神學研究必須包含神學反省。以基督為中心的方法論，「基督的實踐」（Christopraxis）[11] 是研究關鍵與核心。[12]

7.何需實踐神學研究？

由時代情景認知的真相，須受聖經真理檢視，從信仰角度辨對錯。但教會過重「屬靈」事務，常忽略了解時代情景真相的重要與必要，即信仰實踐不能脫離處境。實踐神學研究對明白聖靈當下的作為就非常重要。正確觸摸聖靈工作的脈動，方能有效回應時代議題與處境需要，有助提供榜樣或鑑戒、決策信息、判斷趨勢以制訂未來策略、和發展事工模式。華人教會一般較缺乏這類研究。[13]

事實上，傳統教導可因信仰群體接納與否而改變。舉例說：天主教至16世紀仍視放貸取利為犯罪，但隨着資本主義興起及神職人員與平信徒皆同意，如今已被天主教接納。此外，至19世紀中葉，天主教仍視畜奴為無罪，但其後改變看法。16世紀天特會議至20世紀梵二期間，非天主教的基督徒被視為不屬基督的身體，但如今「所有曾在洗禮中因信稱義者皆……被天主教接納為弟兄」。梵二要求基督徒審視時勢（the signs of the times）[14] 並在福音亮光中詮釋之，而神學家要明白信眾實際接納和相信什麼，社會研究不可或缺。 [15]

「全教會識別聖靈真理無誤的本能」（Sensus fidei）[16] 這神學概念，在20世紀梵蒂崗第二次會議（下稱「梵二」）曾有辯論。梵蒂崗神學家認為只有決定教義的有天主教教誨權者（the magisterium）及構成它的主教，才是這概念所指的「全教會」；這聲稱自1870年定義的教皇無誤論成為普遍。但與會主教及神學家則認為史上更準確的要求，是教會信心乃存於所有信徒（不單神職人員）的信心。梵二最終接納後者立場。[17]

教牧與宣教士關注教會內部建造和對外開展，擴展實踐神學研究至包含以事工為焦點的項目，如探索教會發展策略和事工模式，及如何有效跨文化傳福音。今天神學院廣設教牧學博士科就證明這趨勢。神學家與聖經學者較重神學（如探討聖經對財富的看法、神希望個人與社會如何待窮人、聖經的社會公義觀）；教牧與宣教士較重實踐（如探討當代社會致貧因素、教會如何作社會公民、助社會縮減貧富差距）。但無論如何，都須平衡地整體研究。平衡而優質的實踐神學研究，可藉社會科學研究產生實際應用貢獻，亦可藉神學思考澄清觀念。[18]

8.量性研究與實踐神學的關係

量性與質性研究方法，皆可用於實踐神學研究。所採方法或方法組合，可為從純「量性研究」至純「質性研究」兩極間的一點。量性研究以實證、統計為取向，藉量度工具蒐集和分析資料，過程以客觀為原則，焦點在多少，目標是描述、確認、及測試假說。[19]

實踐神學研究須了解人的處境。可先作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以初步了解。了解到某程度後，就要改用量性研究更清楚量性描述研究對象，並探討其影響因素；同時，要用統計機率確認量性研究結果的把握度。可只做一次調查的橫斷性（cross-sectional）研究，或每時段一次的追蹤性（longitudinal）研究。[20]

今天，神學院的教育體系基本包括系統神學、聖經與聖經神學、教會歷史與歷史神學、及實踐神學。相對首三項，實踐神學的演發僅近兩世紀的事。其研究旨在確認教會在這世界的信仰宣揚與實踐，能忠實反映神對世界持續要完成的工作的本質和目的。[21] 它建基神學，但總在人的處境產生和演發，故包括社會科學實證性。[22] 它是神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23] 是據聖經與信仰傳統，藉與其他知識慎思明辨地對話，針對教會在世界的信仰實踐、及神對人的計劃不斷反思的探索過程。[24]

量性研究資料必須且足够地反映教會信心實況，但卻不足以產生只能源自對實況作神學分析的神學洞見。教會的信心是神學反思的主要來源，但該信心，正如太七16-21和雅二14-17互相呼應，永包含實踐（praxis）。梵二認為：「在教牧關懷中，該足够地應用神學原則並世俗科學的發現，尤其心理學和社會學。」這樣，信徒將被領到更純潔和成熟的信仰生活。[25]

杜平根（Tübingen）大學實踐神學教授傅除士（Ottmar Fuchs）認為：實踐神學研究從信仰或神學角度藉經驗研究實證，並為相應實踐現象的神學立場提供神學的正反理由。它不能只滿足於僅是為某教牧問題提供實證的「合約研究者」，任其「顧客」使用研究結果。它需與教會當事人對話（即或是爭辯），提出科學及神學上有合理辯解的選擇，否則不懂神學者也可作研究。實證研究決定事實，並嘗試尋找較現行更接近使神學內容成真的經驗實踐。它亦提議適合方法使人可在經驗上更接近神希冀的目標。[26]

在所有情況下，若要研究可靠的意義歸因，量性與質性研究需互相配搭。量性研究結果只關乎研究群體的一般特徵。它們揭露一般判斷性的顯示和關係，故有普遍適切性，對某類別情況的群體有直接重要性，但並非對每一特定情況的每人。[27]

9.結語

總之，實踐神學可用量性及質性研究。量性研究不等同實踐神學研究，它只是後者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普查或統計調查是其主要但非唯一的資料來源。實踐神學研究必須有神學反省。

本文並非旨在強調量性研究較質性研究好，而是兩者應互補而相得益彰。不過，如今在質性研究不時被視為神學研究的必然或唯一主導之際，華人教會應加強量性研究。

 

註釋：
[1] 佘亞弘：〈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淺介〉，陳俊偉主編：《神學方法論》（香港：天道，2013），頁499。
[2] 佘亞弘：〈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淺介〉，頁493-494；註24，頁496。
[3] 筆者在香港政府統計職系退休前為英國皇家統計學會（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U.K.）特許統計師（Chartered Statistician）。
[4] 盧龍光主編：《基督教聖經與神學詞典》（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3），頁420。
[5] Karl Rahner, “Practical Theology Within the Totality of Theological disciplines,” Th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9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72): 102, 105.
[6] Michael G. Lawler, “Faith, Praxi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At the Interface of Sociology and Theology”, in Horizons 29/2 (2002): 199.
[7]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陳俊偉主編：《神學方法論》（香港：天道，2013），頁443。
[8] Raymond Martin and John Barresi, The Rise and Fall of Soul and Self: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ersonal Ident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38.
[9]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頁446-447。
[10] Don S, Browning, A Fundamental Practical Theology: Descriptive and Strategic Proposal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9.
[11] Ray S. Anderson, The Shape of Practical Theology: Empowering Ministry with Theological Praxis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51-52.
[12]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頁447-450、456-459。
[13]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頁454-455。
[14] 參代上十二32的「通達時務」(和合本) 或 “understanding of the times” (King James Version).
[15] Lawler, “Faith, Praxi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204-206, 210-211.
[16] John E. Thiel, Senses of Tradition: Continuit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Catholic Fai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
[17] Lawler, “Faith, Praxi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207-208.
[18]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頁451-453。
[19] 佘亞弘：〈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淺介〉，陳俊偉主編：《神學方法論》（香港：天道，2013），頁469-470、499。
[20] 郭英調：〈量研究的統計分析簡介〉，陳俊偉主編：《神學方法論》（香港：天道，2013），頁503-504。
[21] 佘亞弘、董家驊：〈實踐神學研究方法論淺介〉，頁444、446。
[22] Gerben Heitink, Practical theology: history, theory, action domains: manual for practical theology, trans. Reinder Bruinsma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6.
[23] Edgar J. Elliston, Introduction to Missiological Research Design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2011), xvii.
[24] Anderson, The Shape of Practical Theology, 22.
[25] Lawler, “Faith, Praxis, and Practical Theology,” 200-202.
[26] Ottmar Fuchs,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The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 14(2001)2, 9, 11.
[27] Johannes A. Van der Ven, “An Empirical or a Normative Approach to Practical Theological Research? – A False Dilemma,” 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 15(2002)2, 16.

原載於《建道通訊》177期，2014年10月，頁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