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十六世紀中葉澳門開埠後，這東西方貿易港口開始被葡萄牙人租借。三百年後，澳門成為葡萄牙殖民地，亦在同一世紀成為基督新教初次來華之地。故此，澳門曾是傳教資源的集中地。隨着十九世紀西方列強侵華，華南地區的地緣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澳門失去重要商貿港口的地位，但依然積存了豐厚的歷史遺產，宗教的歷史研究極具價值。然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澳門經歷幾番重大事件，導致大量教會資源流失，因此成為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的限制。本文將概述過去澳門基督教史研究的脈絡與成果，藉此窺探未來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有關天主教的傳播及發展史的研究，本文只作出簡述。

二、天主教在澳門的發展及中西文化交滙角度研究

有關天主教在澳門的傳播及發展史，以關於耶穌會的研究最為豐碩。柏里安（Brockey Liam Matthew）的《耶穌會在華傳教史（1579-1724）》（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1] 及鄧恩（George H. Dunne）的《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事》（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2] 便是其中頗有分量的著作。在有關耶穌會的專著中，以論述利瑪竇[3]、羅明堅、聖保祿學院等的研究為多。例如有關聖保祿學院的研究有李向玉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戚印平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劉羨冰的《澳門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以及多篇期刊論文。[4] 又例如近年出版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集了由澳門文化局和澳門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於2013年合辦的「《羅明堅中國地圖集》的貢獻及其影響」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是另一部反映耶穌會士對澳門天主教發展重要性的著作。[5]

除了澳門天主教的發展，不少學者也從中西文化交滙的角度，縷述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和貢獻。學者一般認為，澳門開埠以來一直扮演中西文化交接點的角色。除了西方商人聚居於此，不少傳教士也以澳門為傳播西方學問和宗教至中土的橋樑。龍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門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Mission in China）是其中一本最早期的著作，在1836年經已出版。[6] 劉羨冰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劉然玲的《文明的博弈：16到19世紀澳門文化長波段的歷史考察》、鄭妙冰的《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等關於文化互動的著作，也涉及宗教文化的元素。[7] 湯開健的近作《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下卷）是其中甚有分量的研究。[8] 另外，學術期刊論文如博克薩（C. R. Boxer）的〈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黃鴻釗的〈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以及黃啟臣的〈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等都甚有學術價值。[9]

三、新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研究

澳門是福音初至之地，在1842年中國簽訂《南京條約》以前，由於中國政權實施閉關鎖國政策，傳教士只有以澳門作為等待中國大門開啟的基地。當時澳門已是葡萄牙屬地，因此天主教對新教的發展有一定阻礙，[10] 西差會傳教士在澳門定居只屬權宜之計。這段期間，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並不持久，有關這時期的敘述有李志剛的《基督教在澳門》、夏泉的《明清基督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以及吳義雄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與《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等。[11] 李志剛的著作雖以研究澳門為主，但本書主要以《基督教週報》及其他報刊的文章輯印成書，是一本掌故式著作。

除了以上書籍，近年澳門亦出版了不少有關這時期基督教發展的文章。隨着澳門學於1980年代開始被澳門學術界提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逐漸興起，澳門出版了不少相關範圍的學術期刊，例如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澳門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出版的《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文化局出版的《文化雜誌》，以及澳門理工學院出版的《中西文化研究》等。[12] 當中有不少文章是從歷史、文化、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澳門的宗教發展，不過許多是由中國大陸學者，而非土生土長的澳門學者撰寫。

《澳門研究》曾刊登的相關文章包括：林芸的〈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1830-1844年〉、楊仁飛的〈1840年前澳門教會的作用與地位〉、夏泉的〈馬禮遜學校考實〉及〈晚清澳門教會教育研究〉、湯開健及吳寧合著的〈美南浸信會澳門活動考述（1836-1937）〉、侯杰的〈基督新教來華先驅馬禮遜和他的傳教活動：紀念馬禮遜來澳傳教200週年〉、吳寧的〈播道與興學：晚清英國循道會女傳教士在澳門和廣州的活動〉、吳青的〈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按立澳門女牧李添嬡事件之探析〉、顧鈞的〈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1835-1844）〉，以及何思兵的〈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13]

《澳門歷史研究》曾刊載的相關文章包括：張照的〈英國循道公會在澳門早期活動的信函譯介〉、湯開建及顏小華合著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吳寧的〈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師母在澳門的活動述略〉及〈重建的身份與生命：19-20世紀澳門浸信會的婦女活動之研究〉、陳俊才的〈裨治文、伯駕與中美《望夏條約》的簽訂〉、靳道興的〈中華醫務傳道會在澳門早期活動研究：以Chinese Repository為中心〉、夏泉及劉合著的〈廣州格致書院遷校澳門研究〉、劉寶真的〈澳門嶺南學堂（1900-1904年）的辦學特徵與影響〉、吳玉嫻的〈從「試驗田」到「避難所」：論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播及發展〉、周東華的〈瑪麗．郭士立和澳門女塾的盲女教育〉，以及何思兵的〈早期美國教育傳教士叔未士夫人與勃朗先生港澳活動述略〉。[14]

《文化雜誌》有關新教傳教士的文章包括：黃鴻釗的〈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譚樹林的〈馬禮遜：中國開山事業的造者〉、楊慧玲的〈馬禮遜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西傳〉、顏廣文及張海珊合著的〈早期澳門的教會教育〉、關俊雄的〈福音初至之地的見證：澳門基督教墓園所反映的19世紀早期新教在華面對之社會關係〉、耿昇的〈澳門在基督教宗教第三次入華中的作用與地位〉，以及潘劍芬的〈馬禮遜在穗澳地區主辦的印刷出版活動〉。[15] 另外亦有關於中國早期信徒的文章，如黃啟臣的〈梁發在澳門、廣東傳播基督教新教及其思想文化效應〉及胡錦峰的〈梁發：中國最早的改正教宣教士〉。[16]

以上文章不少屬短小精悍之作，對了解早期新教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有相當重要的建樹。鴉片戰爭後，清政府把香港割讓予英國，中國亦實施五口通商，傳教士在澳門的事業遂遷移至香港及中國內地。作為英國殖民地，毗連澳門的香港，更特別成為發展基督教事業的重鎮。澳門的特殊歷史地位因此驟變，基督新教在這中轉港的發展暫且停頓，形成早期傳教事業與當代教會的斷裂。

四、澳門基督教會史略及宏觀事工研究

直至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接之時，澳門基督新教堂會才正式在本土奠基。1898年，香港第一間華人自立教會道濟會堂前往澳門佈道及植堂，自此基督教會逐步發展。1937年，全澳只有兩間教會。[17] 但其後抗日戰爭爆發，廣州及香港分別淪陷，致令大批難民湧進澳門，使澳門教會發展出現第一個高峰期。新中國成立前後，亦有不少難民逃至澳門，帶來澳門教會增長另一個高峰期。當時不少西差會從內地撤至香港或台灣，但亦有小部分選擇到澳門開展工作。1950年代，澳門共有八間教會，其中五間是在1946至1952年間建立的。[18] 1960年代的國內大饑荒及文化大革命、東南亞排華潮等，也使澳門再次出現難民潮，造成教會增長的機遇。1966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鎮壓示威羣眾，大量信徒對政府失去信心，撤離澳門，部分差會更中斷在澳門的工作。1960至70年代內地動盪的政局，亦導致澳門社會精英及教會領袖移居外地。這一連串的事件，令外地教會看到在澳門建立教會的需要。由於不少香港教會及差會回應了這需要，澳門教會數目由1980年的20間，迅速增至1985年的33間，到1995年更增至50間。[19] 根據澳門基督教聯會在2016年9月提供的資料，澳門現有75間堂會。澳門教會由原初只被視為進入中國的一塊踏腳石，漸次發展成擁有較穩定堂會的本土地。

對於二百多年間澳門教會的整體發展，數篇通史式論文作了一些整理，包括蕭楚輝的〈「探古釋今」：澳門基督教發展史略〉、吳玉嫻的〈從「試驗田」到「避難所」：論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播及發展〉，以及朱秉仁的〈從澳門回歸歷史看教會的展望與楔機－澳門華人基督教會之預備與開基（1807年至1937年）〉及其神學碩士論文〈澳門基督教會史研究（1807-1966）〉。[20] 後者對於澳門社會變遷與教會發展的關係，亦加以着墨。游偉業的〈「石破開花」：澳門基督新教教會的治理與發展〉除了略述澳門基督教發展史，亦從教會治理的角度，探討澳門教會如何在本土處境牧養和發展。[21]

除了通史式文章，從過去一些神學院（主要為建道神學院）研究論文，亦見不少當代澳門教會史專題研究的嘗試，當中不乏有分量的著述。早於1970年，李亮人已撰寫畢業論文〈澳門基督教教會事工探討〉。[22] 1980年代有陳榮輝的〈教會教導事工與明日之澳門教會〉及陳映靈的〈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西教士對澳門教會的影響〉。[23] 1990年代有洪雪良的“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Macau Protestant Churches”。[24] 2000年代有譚逸雄的〈整全的福音：澳門基督教宣教策略的反思〉及朱秉仁的〈「一二．三」事件及其發展對澳門基督教會的影響〉。[25]  近年則有劉月明的〈從澳門的神學教育反思澳門宣道會的栽培系統〉、廖卓堅的〈澳門過渡期（1987-1999年）香港教會在澳門植堂的研究〉，及上文提及的朱秉仁的〈澳門基督教會史研究（1807-1966）〉。[26]

從上述論文的成果，可勾畫出一個二十世紀晚期澳門教會發展的軌跡。陳亮人的論文描述了1970年代前澳門教會的興衰。陳映靈的論文概述了十六間西差會個別的發展及西差會的整體發展，除了使用教會文獻，亦進行了深入訪談。這篇論文以1970年代為主要論述的始點，原因是1970年代以前的資料已碩果僅存，特別是澳門在1966年經歷「一二．三」事件後，大量信徒已遷離澳門。這篇論文的重要貢獻，是指出在香港宣教士於1990年代蜂擁來澳前，西差會及其宣教士擔當相當重要的角色。廖卓堅的博士論文繼而闡述了澳門過渡期間（1987-1999），香港宣教士因着回應澳門教會需要的呼聲，而到澳門植堂的過程，並探討在此期間建立的其中十二間堂會現況，特別在自立方面的情況。故此，這篇論文在時間上起到銜接上述論文的作用。這篇論文同樣採用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包括作者進行的深入訪談，是另一篇具參考價值的論文。

五、堂會史及其他實證研究

隨着一些澳門堂會相對穩固地發展，個別研究者整理了一些堂會的史料，例如周年紀念特刊和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撰寫了個別堂會的歷史。在這方面，澳門聖經學院2004年創辦的期刊《牧養夥伴》（已停刊）刊登了一些論文，包括梁壁重的〈澳門浸信教會百年史略〉、何麗昆的〈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百年史略〉、劉海明及梁錦榮的〈澳門聖公會聖馬可堂史略〉，以及關耀興的〈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發展歷史反思〉。[27] 在上述教會中，前三間為澳門歷史最悠久的教會，分別創立於1904、1906及1949年。1950年代以後建立的堂會，較缺乏深入的研究專著，比較完備的是周約彼的〈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的歷史、發展及前瞻〉。[28] 不過從以上文章可見，澳門教會已愈來愈重視記錄自身的發展史。

另外，《牧養夥伴》也在實證研究方面進行了若干努力，如譚逸雄的〈一九八零年以後的澳門教會發展概況〉，以及游偉業及冼錦光的〈氹仔教會問卷調查與分析〉。[29] 此外，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於1987進行了一項實地研究，就大量中國大陸居民於1979年後移居至澳門的現象，探討教會可進行的新移民福音事工，並於同年出版了該項研究的報告《澳門新移民：佈道對象研究》。[30] 另外，王大為編著的《澳門福音戒毒》就澳門的福音戒毒事工進行了第一手資料蒐集，專訪澳門的福音戒毒機構及曾接受福音戒毒的受助者，並輯錄了《時代月報》過去有關福音戒毒的文章。[31] 以上的實證研究成果，都有助勾勒出澳門教會的整體發展歷程。

六、結論：未來研究建議

除了有關十九世紀早期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的研究，關於自二十世紀初起，澳門教會近百多年歷史的研究，仍缺少專著論述，特別是對於澳門教會近五十年發展的研究，尚有許多有待填補的空白，包括從個別堂會的微觀研究，到澳門教會整體狀況分析，以及教會與社會相互關係的宏觀研究。根據澳門基督教聯會與澳門聖經學院聯合進行的統計，2016年澳門教會中文崇拜出席者有4566人，比2006年的3899人上升了667人，顯示近十年有大約17%的升幅。[32] 不過，基督徒仍佔全澳人口少於1%。作為社會中的極少數派，澳門基督徒如何在社會中自處，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近年可見更多澳門信徒獻身全職事奉，澳門教會的領導漸漸從西教士或香港宣教士，移交到澳門人手中，不過這方面的實際數據仍較缺乏。另外，在這轉接期間，教會和信徒的具體歷程和身分認同問題，以及教會在1999年澳門回歸後與中港教會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深化研究。

由於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起步較晚，1981年才有第一所大學（東亞大學），[33]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起步也較晚。隨着澳門主體意識增加，澳門需要培育更多本土研究人員。同樣地，澳門教會亦需要更多關注自身的歷史發展，並培育更多本土研究人才，特別在歷史文獻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進行更多口述歷史研究，盡力挖掘、搶救和梳理珍貴的史料，使澳門教會史研究更趨成熟。

 

註：
[1]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East :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文版–柏里安著，陳玉芳譯：《耶穌會在華傳教史（1579-1724）》（澳門：澳門大學，2014）。

[2] George H. 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2）; 中文版–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的故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

[3] 有關利瑪竇研究的回顧，可參張西平：〈百年利瑪竇研究〉，《文化雜誌》第77期（2010年），頁1-8。

[4] 李向玉：《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2001）；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劉羨冰：《澳門聖保祿學院歷史價值初探》（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及多篇論文如戚印平：〈范禮安與中國：兼論中國教區與耶穌會澳門住院及聖保祿神學院的關係〉，《澳門研究》第59期（2010年第4期），頁94-122；崔維孝：〈孟三德神父與澳門〉，《中西文化研究》第1期（2002年6月），頁68-73；段世磊：〈明末澳門聖保祿學院的日本學生〉，《文化雜誌》第96期（2015年），頁31-40；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的建立及其相關之爭議〉，《文化雜誌》第74期（2010年），頁163-182；馬拉特斯塔：〈聖保祿學院：宗教與文化的研究院〉，《文化雜誌》第30期（1997年），頁5-13；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第30期（1997年），頁33-42；及夏泉：〈中國第一所教會學校：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澳門研究》第26期（2005年2月），頁159-168。

[5] 姚京明、郝雨凡主編：《羅明堅《中國地圖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4）。

[6]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Mission in China（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中文版–龍思泰著，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7] 劉羨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劉然玲：《文明的博弈：16 到19 世紀澳門文化長波段的歷史考察》（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及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英文版–Christina Miu Bing Cheng. Macau: A Cultural Janus（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8] 湯開建：《天朝異化之角：16-19世紀西洋文明在澳門》（上、下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

[9] 博克薩著，黃鴻釗、陸亞玲譯：〈十六–十七世紀澳門的宗教和貿易中轉港之作用〉，《東方學》第46輯（1973年），頁1-37；黃鴻釗：〈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澳門與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研究》第7期（1998年3月），頁92-106；黃啟臣：〈澳門是16-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頁130-148。其他著作包括如楊艷麗：〈16-18世紀澳門與中西藥文化交流〉，《澳門歷史研究》第5期（2005年12月），頁117-125。

[10] 直至1908年，澳葡政府才撤銷對基督新教的禁制。

[11] 李志剛：《基督教在澳門》（澳門：澳門基督教文字協會，2006）；夏泉：《明清基督教會教育與粵港澳社會》（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吳義雄：《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及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12] 有關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發展，可參吳志良：〈澳門社會科學期刊的歷史與現狀〉，《行政》第83期（2008年），頁903-909。有關澳門歷史研究與澳門學的討論，可參如黃啟臣：〈澳門歷史研究芻議〉，《文化雜誌》第19期（1994年），頁156-160；吳志良：〈澳門歷史研究述評：兼談中國與西方的觀點和方法之溝通〉，《中西文化研究》創刊號（2002年），頁39-51；及林發欽：〈澳門歷史研究革新芻議〉，《澳門歷史研究》第3期（2004年），頁3-20。

[13] 林芸：〈早期美國傳教士在澳門的活動，1830-1844年〉，《澳門研究》第7期（1998年3月），頁107-121；楊仁飛：〈1840年前澳門教會的作用與地位〉，《澳門研究》第9期（1998年11月），頁54-69；夏泉：〈馬禮遜學校考實〉，《澳門研究》第16期（2003年3月），頁118-133；夏泉：〈晚清澳門教會教育研究〉，《澳門研究》第17期（2003年6月），頁181-191；湯開健、吳寧：〈美南浸信會澳門活動考述（1836-1937）〉，《澳門研究》第34期（2006年6月），頁156-168；侯杰：〈基督新教來華先驅馬禮遜和他的傳教活動：紀念馬禮遜來澳傳教200週年〉，《澳門研究》第39期（2007年4月），頁120-128；吳寧：〈播道與興學：晚清英國循道會女傳教士在澳門和廣州的活動〉，《澳門研究》第53期（2009年8月），頁93-101；吳青：〈聖公會何明華會督按立澳門女牧李添嬡事件之探析〉，《澳門研究》第59期（2010年第4期），頁123-132；顧鈞：〈從書信看衛三畏在澳門的活動（1835-1844）〉，《澳門研究》第77期（2015年第2期），頁117-125；及何思兵：〈美國教育傳教士何顯理與鮑留雲港澳活動述略〉，《澳門研究》第80期（2016年第1期），頁133-144。

[14] 張照：〈英國循道公會在澳門早期活動的信函譯介〉，《澳門歷史研究》第2期（2003年12月），頁107-119；湯開建、顏小華：〈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早期澳門活動述略〉，《澳門歷史研究》第3期（2004年12月），頁99-112；吳寧：〈早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師母在澳門的活動述略〉，《澳門歷史研究》第3期（2004年12月），頁113-121；吳寧：〈重建的身份與生命：19-20世紀澳門浸信會的婦女活動之研究〉，《澳門歷史研究》第11期（2014年11月），頁235-248；陳俊才：〈裨治文、伯駕與中美《望夏條約》的簽訂〉，《澳門歷史研究》第4期（2005年12月），頁37-47；靳道興：〈中華醫務傳道會在澳門早期活動研究：以Chinese Repository為中心〉，《澳門歷史研究》第9期（2010年11月），頁101-112；夏泉、劉晗：〈廣州格致書院遷校澳門研究〉，《澳門歷史研究》第9期（2010年11月），頁101-112；劉寶真：〈澳門嶺南學堂（1900-1904年）的辦學特徵與影響〉，《澳門歷史研究》第9期（2010年11月），頁190-199；吳玉嫻：〈從「試驗田」到「避難所」：論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播及發展〉，《澳門歷史研究》第10期（2011年11月），頁176-192；周東華：〈瑪麗．郭士立和澳門女塾的盲女教育〉，《澳門歷史研究》第13期（2014年11月），頁235-248；及何思兵：〈早期美國教育傳教士叔未士夫人與勃朗先生港澳活動述略〉，《澳門歷史研究》第14期（2015年11月），頁241-253。

[15] 黃鴻釗：〈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論基督教的傳入與澳門的關係〉，《文化雜誌》第21期（1994年），頁122-129；譚樹林：〈馬禮遜：中國開山事業的造者〉，《文化雜誌》第58期（2006年），頁1-24；楊慧玲：〈馬禮遜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西傳〉，《文化雜誌》第58期（2006年），頁25-36；顏廣文、張海珊：〈早期澳門的教會教育〉，《文化雜誌》第71期（2009年），頁75-94；關俊雄：〈福音初至之地的見證：澳門基督教墓園所反映的19世紀早期新教在華面對之社會關係〉，《文化雜誌》第74期（2010年），頁81-100；耿昇：〈澳門在基督教宗教第三次入華中的作用與地位〉《文化雜誌》第78期（2011年），頁135-145；及潘劍芬：〈馬禮遜在穗澳地區主辦的印刷出版活動〉，《文化雜誌》第83期（2012年），頁193-202。

[16] 黃啟臣：〈梁發在澳門、廣東傳播基督教新教及其思想文化效應〉，《文化雜誌》第77期（2010年），頁176-187；及胡錦峰：〈梁發：中國最早的改正教宣教士〉，《文化雜誌》第88期（2013年），頁101-120。

[17] 蕭楚輝：〈「探古釋今」：澳門基督教發展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12。

[18] 蕭楚輝：〈「探古釋今」：澳門基督教發展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頁13。

[19] 譚逸雄：〈一九八零年以後的澳門教會發展概況〉，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36。

[20] 蕭楚輝：〈「探古釋今」：澳門基督教發展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頁11-17；吳玉嫻：〈從「試驗田」到「避難所」：論基督新教在澳門的傳播及發展〉，《澳門歷史研究》第10期（2011年11月），頁176-192；朱秉仁：〈從澳門回歸歷史看教會的展望與楔機：澳門華人基督教會之預備與開基（1807年至1937年）〉，《牧養夥伴》第14期（2011年1月），頁1-5；及朱秉仁：〈澳門基督教會史研究（1807-1966）〉（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15）。

[21] 游偉業：〈「石破開花」：澳門基督新教教會的治理與發展〉，邱永輝、陳進國編：《澳門宗教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43-64。

[22] 李亮人：〈澳門基督教教會事工探討〉（建道神學院畢業論文，1970）。

[23] 陳榮輝：〈教會教導事工與明日之澳門教會〉（建道神學院畢業論文，1982）；及陳映靈：〈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西教士對澳門教會的影響〉（建道神學院教牧學碩士論文，1989）。

[24] Daniel Suet－Leung Hung,“A Leadership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Macau Protestant Churches”（Ph.D. diss., Biola University,1997）.

[25] 譚逸雄：〈整全的福音：澳門基督教宣教策略的反思〉（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05）；及朱秉仁：〈「一二．三」事件及其發展對澳門基督教會的影響〉，《建道學刊》第28期（2007年7月），頁123-155。後者原為作者道學碩士學期專文。

[26] 劉月明：〈從澳門的神學教育反思澳門宣道會的栽培系統〉（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14）；廖卓堅：〈澳門過渡期（1987-1999年）香港教會在澳門植堂的研究〉（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論文，2015）；及朱秉仁：〈澳門基督教會史研究（1807-1966）〉（建道神學院神學碩士論文，2015）。

[27] 梁壁重：〈澳門浸信教會百年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18-24；何麗昆：〈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百年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25-29；劉海明、梁錦榮：〈澳門聖公會聖馬可堂史略〉，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30-35；及關耀興：〈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發展歷史反思〉，《牧養夥伴》第14期（2011年1月），頁6-7。另外，未刊登的包括傅秉駒：〈探討澳門福音派教會的更新模式：以二龍喉浸信會為例〉（澳門聖經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論文，2014）。

[28] 周約彼：〈澳門基督教會宣道堂的歷史、發展及前瞻〉（基督神學院教牧學博士論文，2014）。

[29] 譚逸雄：〈一九八零年以後的澳門教會發展概況〉，冼錦光編：《基督教澳門牧養夥伴文集一，2003-2008》（澳門：澳門聖經學院，2009），頁36-42；及游偉業、冼錦光：〈氹仔教會問卷調查與分析〉，《牧養夥伴》第14期（2011年1月），頁8-11。

[30]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資訊服務部：《澳門新移民：佈道對象研究》（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部，1987）。

[31] 王大為編著：《澳門福音戒毒》（澳門：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2005）。

[32] 「2016年全澳教會崇拜出席人數統計」，澳門聖經學院內部資料；數字為2016年5月29日澳門73間中文堂會的成人崇拜人數（另有兩間沒有回應），該周非主日舉行的崇拜人數亦計算在內。另參〈澳門信徒人數統計〉，下載自<http://www.m-ccc.org/m-infm/Mo/ChritianPopulation.htm>。

[33] 即澳門大學前身。澳門第一所基督新教神學院「澳門聖經學院」也是於1982年才創立。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5期，201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