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包括海外華人在內），都說中國人難以理解，甚至算是「神秘的」民族。筆者也同意這樣的一個論斷。委實地，知道有關中國的東西愈多，愈不敢說自己了解中國，因為知道自己不懂或未懂的遠較已懂的為多，而因鑑壓倒性的未懂的部分，已懂的那幾點東西還能不能算是真懂，也是個問題。

我這樣說，絕不是故作謙抑之言，更不是為了和應國內某些人士別有用心的說話。他們往往以「國情不同」，要求海外人士別對中國說長道短，又批評那些自命中圍問題專家以「非中國」的觀點來管窺中區，根本無法得見全貌。

筆者同意，作為局外者的我們，在探研中國時應更為謹慎，特別是得留意硏究者與被研究對象間存在巨大社會和文化差距，不能作推己及人式的解讀或診斷。但是，身為局內者的國內同胞，卻也不見得便對中國的全貌瞭若指掌。他們對真實生活無疑有第一身的參與和第一手的認識，特別是某些無法言喻的感覺和「辨證式」的弔詭現象，更是局外者難以沾手的。惟是有得必有失，正因他們對某個點的認識夠深入了，他們便亦無法維持一個恰當的觀測距離，較以平常心去研究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對象。而對研究者而言，這種距離感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優點而非缺點。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國內的資訊不發達，資料流通有相當限制，故身處國內，不見得便擁有很多關乎中國國情的數據和分析。因工作緣故，筆者曾多次較長時間身居中圍，我所住的多是大城市，而酒店房間亦讓我能看到有線電視及囿際新聞，但我的真切感受是，在中國的時候，對中國的相關資訊反而知道得更少，以致每次回港，都要花一兩天時間來惡補累積下來的報刊雜誌和網頁資料。我敢說，除非是位居要職的高級官員，一般高級幹部即使詳讀大小參考，每早收聽「美國之音」的新聞僙播，他們對國情動向所知，都不會及得上香港一個勤讀各方資訊的小老百姓。

除了資訊不足外，導致國內人士對中國所知不夠深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大多缺乏跨文化的觸角，以致難以建構一個理論模型或分析工具，好將現實生活中的零碎資料湊合整理，重組一個兼具現實的說明能力和未來發展的前瞻推算的通盤解釋。這一方面是由於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特別是史學）偏重微觀而非宏觀，重細部的考證過於全局的鳥瞰，見木不見林，二方面是由於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仍未發達，理論模型或分析工具大多得借助西方學衖界的成果，三方面也是由於研究者受困於待研究的對象中，現實一切過於壓倒性，實然蓋過了應然，在這個侷促（甚至令人窒息）的狹小空間下，眼光和胸襟都不夠開揚寬廣，難以馳騁千里，上下古今。

筆者研究中國近代史。西方漢學家在這個領域中，締造了豐碩的成果。同樣地，他們大多喜愛提出各種宏觀的觀察和解說理論。這些理論許多已被日後更多的研究諮明無效了，但也有若千至今仍站得住腳，且被公認為研究中區所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這也證明局外者的研究並非一定是無的放矢。

當然，還得一提的是中區實在是太大了。她大到－個地步，我們可以懐疑究竟「中圜」是否存在，她是一個「共相」（唯實論），抑或是一個「共名」（唯名論）？用日常的言語說：有一個中圜嗎？抑或存在著千百個中國？我們能夠籠統地將貴州的農村與上海大都會混為一談，視作我們同一個理論所覆蓋的不同部分嗎？由於「共相」龐大蕪雜，先研究個別的「殊相」，再進行現象歸納總結理論這個經驗主義的做法，許多時只會令人有路漫漫且脩遠的慨歎。由於我們不能待一百年後（也就是大多數現實資料都灰飛煙滅，無須併合運用在研究之上的時候）才對今天的現況作評說，故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只能較隨機地在各地取樣，以小喻大地推說整個中國是怎麼一回事。這個做法從其嚴謹性言是顯有不足的了，但我們別無其他選擇。

愈陷溺於個別的「殊相」，便愈難以抽身而出，仰觀那個幅圓千里的「共相」。這裡「殊相」、「共相」，既是空間性、又是時間性的。換言之，要是我們太受一時一地的具體的、個別的、偶然的情況（利害、得失、人事、機構聲譽、個人利益）所拘限，便甚難作出較長期和全面的現象註釋和價值判斷。

為此，筆者深信海外人士在中圖研究方面仍有一席不能由局內者取代的空間。而我們也認定，我們不惟是為海外人士研究中國，也是為中國本土人研究中國。

沒有人能全懂中國，我們都在不同的位置，利用不同的視角，來管窺那個超過我們目力能及的龐大對象，並貢獻個人微末的發現。我們不諱言所知的僅是一管之見，不羞慚於野人獻曝。我們只訝定一件事：知是知，不知是不知；一方面不強充全知全能，指點江山，另方面也絕不自我淪為相對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唯恐自己說錯而不敢說話，不敢對顯明的是非作評斷）。

原載於《建道通訊》112期，1998年7月，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