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舊約救恩觀念的前題下，探討個人信仰對象和內容的問題。

翻譯不僅要考慮文法結構或字意的因素，更要兼顧社會語言學的層面。若要了解這方面的重要，讀者不得不明白言語的心理及社會功能。言語的心理功能主要反映個人對世界整理及回應的需要;言語的社會功能就是令人有一些改變。言語的心理功能主要包括表達和理解，這是用說話描述事物或表達情緖的能力。

作者在本篇文章中討論用電腦分析經文的架構(Framework for the Computational Analysis of Text [FCAT])來研究聖經。

本文爲一硏究計劃之報告，此項硏究計劃旨在將現存三個電子聖經版本 (《新標點和合本》、《現代中文譯本》、《呂振中譯本》)裡的「特別造字」轉爲「標準字」(big 5碼)，但又不影響它的經文内容。自從數年前鄒子仲牧師出版了首個中文聖腦聖經以來，這些「特別造字」不能成爲了中文聖經電腦化過程的一主要障礙，更礙了在電腦排版方面的製作。

略爲認識民國政治史的人，都不會對徐謙感到陌生。徐謙，字季龍，敎名佐治(George )，晚年別署黃山樵客，原籍安徽款縣，出身望族，家學淵源，世代書香，科舉翰林，曾積極參與淸末的法制改革，堪稱季世儒者。

我們常聽見人說：祈禱是基督徒最大的權利；無論有甚麼需要或遇見甚麼困難，我們都可以即時向神祈禱，祂會垂聽和應允。

今天，敎會談到牧養路線或模式、佈道及差傳的策略時，往往集中討論其實行方法（這當然也是必要的），卻忘記了更重要的事，就是怎樣將福音傳得更完備、更具屬靈影響力；換言之，我們常主次不分、本末倒置。

後現代主義者宣稱「文本(text)以外無一物」。存在的只是文本，文本所表明的東西獨立於作者以外，所以，Roland Barthes乾脆表明「作者已死」，文本的意義完全是經由讀者閱讀的結果，任何假定「作者意圖」的都犯了「本質主義」的錯誤。

這十餘年來，無論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都冒起了一批有志從事中國敎會歷史研究的學者，其中他們不少是專修歷史的，能用嚴謹的史學方法來整理及復原中國敎會歷史面貌，王成勉博士便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