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雋瑞牧師以他對中國教會的專業了解，為九七後的香港教會佈道模式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值得我們參考與深思。事實上，香港尚餘不到三年時間便要回歸中國的懷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故此，一切有關九七後教會的部署，只會嫌來得太遲，而永遠不會是已過時了的。

中、港的昔非今比

不過，要為九七後香港教會的情況做一個素描，並不容易。這牽涉到最少兩個因素的考慮︰

第一，我們對香港前途的看法。要是我們對九七後香港之能維持現狀感到樂觀，繁榮依舊、自由續享，則我們自當對教會的前景持樂觀的看法，甚至進而認定九七是香港教會參與中國教會重建的契機呢。但若我們對香港前途抱悲觀的態度，相信基本法只是一紙空言，所有不變的承諾盡皆落空，則今天若無法移民的，便只好做最壞的打算；對教會而言，理所當然地便需面對政治的束縛以至被迫害的命運。

第二，我們對中國現況的分析。這一點話題太大，爭論也太多，無法在這裏詳加討論。筆者只能指出︰我們對中國過去的看法，及過去對中國的看法，很容易便決定了我們對今天中國的了解。許多基督徒對中國的認識（特別是海外華人教會），永遠停留在五十年代及文革時期的情況，一切都是固定而僵化的；共產黨畢竟是共產黨，最終要在中國乃至全球推廣共產革命。即使八十年代迄今中國事實上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仍認定這些改進是權宜而偶然的，反對「六四事件」才是中國的常態、共產黨的真面目。這樣子的「歷史命定論」與「陰謀論」，是永遠無法被證為偽的，故亦難以有討論的餘地。

因着對以上兩個因素的不同理解，使得我們對香港教會的前途有極其分歧的預測。要是我們對香港之能維持若干程度現況（當然甚少人會樂觀至認為一切不變）審慎樂觀，也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懷有信心，相信不會亦不可能走回頭路，則便可以對香港教會的前途持較樂觀的估計；但要是我們認為「一國兩制」純粹是「統戰手法」，是「過渡性的安排」，只是「權宜之計」，香港只會重複五十年代上海的命運；又中國過去十多年已累積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化，其存廢仍單繫於一兩個政治領袖之身，完全沒有在中國的土壤裏生根，則我看不到該如何避免對中國及香港教會的前途絕望。

落實政策，困難重重

筆者無意就余牧師對香港與中國的預測作太多的評論，只欲指出，這樣的悲觀論調，在一般的政、經分析中亦甚為罕見。有一個有趣但廣為人知的現象︰做政治分析的人通常會較經濟分析的人來得悲觀；如今必須補充的是︰做宗教評論的人也許是最悲觀的一羣吧。

當然，宣稱「作最壞的打算」永遠是理直氣壯的。但若已認定教會學校要關門，公開佈道不再可能，甚至傳福音也困難重重，則今日我們除了負隅頑抗，打那必敗的仗，就大概只好挖洞逃生，預備受苦，使香港教會變作地下教會了。筆者並不是說，今天香港教會所享受的權利將來必能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但即使真有來自北方的政治壓力，至少正確的態度應是︰寸土必爭、據理力爭，而非一開始便在心態上打輸數，預定美景不再。並且，就我對中國政治與教會的現況（特別是「地方主義」嚴重、地域差距懸殊）的了解，我幾可確定香港仍將保留相當的特權（相對於內地而言），問題只是有多少，而非僅得「全有」或「全無」(All or None) 的選擇。

還得指出余牧師文章的一個重要假設︰中國的現在，便是香港的未來，中國今天奉行的宗教政策，將會原本地實施於九七後的香港，余牧師甚至認為連「三定」政策也會在特區實施呢。對此筆者不以為然。正如筆者在拙文「九七後中港教會的關係」（收《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第四期，1994年6月）所指，中國的宗教政策，無疑是由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所制定，但卻不是直線地推行至省、市、縣的宗教部門，卻是要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傳達至省、市的地方黨國首長，再橫傳至隸屬他們的地區宗教部門。換言之，中國無疑有一套明文的宗教政策的文件，但如何具體實施，卻得由地方政府按他們一般的政、經政策而定，故寬緊的懸殊至巨，有些地方仍在迫害宗教徒，但亦有些地方幹部為金錢的緣故，而容許海外教會做一些政策原不容許的事。

諸多掣肘還是無限機會？

回到香港的情況，即使不考慮「基本法」已規定中國的法令並不實施於香港這個大前題，也得認識到九七年後，香港教會只會直接受到香港特區政府所管轄（設若香港政府真會設立部門管理教會的話），國務院的所有部門都不可能直接對香港的對口部門發號施令。除非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全面瓦解，如今有限的民主政制崩潰，特區政府與立法院完全淪為傀儡，覆巢之下無完卵，香港既已陷落，那教會自亦無法倖免，也不應奢望倖免。但要是香港並不糟糕至如斯田地，法律制度大體維持，特區政府也能與中央政府有若干程度的抗衡，則我們便毋須用國內的宗教現況來比諸他日香港教會的處境。關鍵是︰要是香港他日仍擁有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那宗教自由當可維持；要是國務院的工、商、農、林等大部門不致直接干預香港事務（如今他們連對香港事務的發言權也沒有），那排名並不高的宗教事務局，如何可以在香港推行沿用於國內的宗教政策？不談香港的整體情況，而孤立出宗教部分來討論，都難免變得抽離現實。也許我們真的過分自高，既誇大教會在香港的地位，又誇張了中共對控制香港教會的迫切重視程度了。

要強調的是︰香港教會的前途直接與香港的政治命運相連繫，間接與中國未來的政治及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但卻與國內教會的現況並無任何直接的關連。中共若對香港開刀，首先不會是教會，要是真的「馬照跑，舞照跳」，那教會被封，是難以想像的。

站穩今天，永恆勇闖

最後，若先對香港的未來作黯淡的描繪，然後說因着上帝仍是歷史的主，故「香港的前景仍存在美好的可能性」，筆者有如下的感想︰當然我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但要是我先為香港的前途斷了個「絕症」，然後再說讓我們祈禱，佇候上帝施神蹟吧，在祂凡事都能。這樣的說法，幾便是將信仰完全抽離歷史與現實︰上帝只在翻雲覆雨中施行神蹟作為，而不可能藉政治、經濟的自然發展來運籌帷幄了，因為只有前者，才是我們無法從政治、社會、經濟的現實作任何推斷與分析的。並且，真箇如此，人也無力參與，在這個大前題下，說︰「我們要有決心和委身的精神，履行和支取先知的應許」，豈不變成唐吉訶德式的愚勇？

筆者對香港教會前景的看法是︰前面存在許多不明朗的因素，但與其花時間為未來可能出現之吉凶作各樣的估計與部署，不若專注於今日的發展，化消極為積極，視「九七危機意識」如同末世觀般，策勵我們珍惜現有的機會，奮勇向前，多作主工。現今擁有的一切，甚至包括福音廣播在內，一律不作撤退考慮，站穩崗位，據理力爭，期望天助自助。當然，既然香港教會的前途已與香港整體相繫，也與中國的前途相繫，那更大的擁抱香港，更積極地支援中國的現代化與民主化，便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筆者對政治並無任何天真的樂觀想法，只認定以上所說的是負責任的教會領袖所當為的而已。

原載於《宣道文礪》第17期，1994年10月，頁4-5。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