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教會普遍是迷失了方向的。迷失方向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是以下三個：

佈道與植堂發展模式有待轉型

首先的問題是事工發展有待轉型。

隨着社會和教會的急遽轉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教會增長的模式，今天已變得難以為繼。譬如說，樓價租金高企，政府和社會對福利服務的需求轉變，使堂會愈來愈難找到開植分堂所需的地方。信徒對多元化和優質服務的要求，亦使小型教會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狹窄，堂會傾向做大做強，對分拆攤薄資源的做法愈感遲疑。昔日一間200人的教會，在牧者長執的號召下，可以分拆成兩間各100人的教會，並且迅速自養。這種植堂模式今天已難以為繼，遑論由一位年輕牧者帶領10餘弟兄姊妹到一個陌生地區拓殖新堂了。

植堂困難，佈道事工也不容易。機構仍繼續舉辦大型佈道會，決志信主的據說仍有盈千累萬，但教會信徒人數多年來沒明顯增長，使這些大型佈道運動難逃勞民傷財、徒勞無功之譏評。堂會方面，多數牧者和信徒其實已不再將傳福音變成事工的主調，佈道會或福音主日仍每年舉行兩三次，惟大都是充塞日程表虛應故事，負責同工未曾悉力以赴，多數會眾也沒對佈道結果寄予厚望，做是為了「做過」而不是「做到」。友誼佈道更常常成了掩飾教會佈道熱忱下滑的簡易出路。批評香港教會過分注重傳福音的人，大抵都是罔顧現實、攻擊稻草人者。

香港教會近年來發展停滯的情況，可以否定某些愛放高論的「先知」的一個歪理。他們恆常批評教會過分追求數字，重量不重質；但真相是壓根兒沒有重質不重量這回事。要是教會不專注尋求增長，單做所謂深度牧養，無論是多做細緻輔導抑或繁瑣的屬靈操練，結果都是質量俱敗；而最糟糕的是使教會內向化，並且創造空間讓信徒製造更複雜的人事與行政糾紛。不積極傳福音、不以吸納新人作為首要目標的教會，都是教會內部問題孳生的溫床，幾乎不會有例外。沒有異象，民便放肆。

教會仍不斷舉辦大量活動和事工，但鮮能為牧者和信徒產出成功感和正能量，因而給人帶來迷失方向的感覺。

領導層轉換帶來的失焦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教會主任牧師的離任和接班問題。

有關領導層接班的危機，過去已有很多討論，這裏不擬重複。只想指出一點：過去在牧者與信徒關係較和諧的年代，教會的異象與方向常常是個人化（personified）在領頭的牧者身上，他們成了教會所揭示的異象的化身，眾同工和信眾看見他們在帶領中，便覺得教會有異象有方向。但隨着這批帶領多時的資深牧者的退場，繼任牧者一時間未能與跟隨者建立這般的信任感，便出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況，各人隨己意行，教會難以結集共同的發展目標。就像父母仍在，總是成年子女的重要連結元素；父母離世後，原生家庭的連結便較困難，要找新的「主心骨」並不容易。

近年來許多人主催「信徒皆祭司」：信徒得擺脫某些特定祭司，而自為平起平坐的祭司，甚至大力鼓吹教會非堂會化。這裏無法掀起此話題的嚴肅討論。不過，一間教會若主要依靠信徒領袖作行政領導，並賴「共識」維繫，幾乎都只能造成維持現狀的結果，守成而非進取，難作信心跨越。

我相信配搭分工，但我不相信嚴格意義的集體領導。除非一間教會或機構已建立多時，奠下穩固的屬靈傳統，且已成為教會或機構的文化或潛規則，毋須領袖予以賦形；否則領導權威的動搖，必然帶來羣體方向的失焦。

教會輿論被政治騎劫

造成教會迷失方向的第三個原因，是香港教會給政治化至一個嚴重扭曲失常的地步。

翻閱基督教報刊或瀏覽各網絡平台，鋪天蓋地的輿論是對傳統教牧和教會的批評，這些指責總是從教會對政治冷漠、對社會公義關懷不足（真相是：若非支持激進反對派的政治抉擇，便等於沒盡政治責任）說起，進而斷言教會錯誤理解福音的內涵和教會的功能，諸如強調個人得救便既抽離現實又偏離真理，單扣定人性本質而不涉及頭條新聞便是離地信仰，呼籲人們悔改並加入教會乃只顧自己的利益（所以決志者最應決志歸入示威行列，而非加入教會）。某些自命更新教會的「先知」更連篇累牘地責備牧者專注牧養是閉門造車、竭力發展教會是好大喜功。總之，香港教會和教牧彷彿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得在各個批判大會上接受革命羣眾的再教育。

跟好些教牧交談，他們咸表達在這種惡性指罵的氛圍下，感到進退失據，無所適從；做甚麼事都要瞻前顧後，說甚麼話都得欲言又止，免得給野生捕獲，捉住把柄，然後放在網上無情公審。有教牧更表示如今連強調傳福音、救靈魂也覺氣短。必須不客氣地指出：出道數十年，我從未見過在福音派的陣營裏，新自由主義與新包裝的社會福音的論調竟如此高亢，而捍衛聖經權威和傳統教義者竟如此怯懦。

歪理壓倒真理。今天教會不能再理直氣壯地談傳福音、建立團契、訓練門徒、推動教會增長，因為總是有人指責我們對福音、團契、門徒、教會的政治意義缺乏認識，所以是錯誤理解、歪曲真理、無視現實。今天教會甚至連社會關懷和服務也做得閃閃縮縮，因為總是有人批評我們將社關變成傳福音的手段，要求我們只做跟福音切割（或說將「福音」的意義無限擴闊）的社關；更有人批評我們只關心個別的貧窮人，規避了對消弭貧窮和爭取社會公義的責任。在某些激進革命者眼中，制度上的徹底改革是唯一出路，個別扶貧只會間接鞏固這個不義的經濟分配制度，成為強權的幫凶。在持定全有抑或全無（all or none）的理想主義者心中，不能全盤改革（all）即等於沒任何改變（none）；他們自己的叫價肯定是沒出路的，他們也不容許其他人宣稱另有出路，最終只能散播虛無主義與絕望信息，玉石俱燼。

教會若耗費時間回應這些激進改革者的指控，必然走入窮巷。激進改革者跡近空想主義者，他們的任何設想都僅是對現實的全盤批判，所以只是沒有實質內容的反題（antith-esis）。要是教會專注應答這些空洞的指責，便等於是淪為反題的反題，虛無對虛無，只能不住賠小心，不斷招認自己對不起人民、對不起社會、對不起上帝，根本無法正面闡述教會應有的使命和方向。結果是：瞎子應答瞎子，大家都迷路。

路向重尋

上述三大問題都不能簡單尋得出路。但筆者得就第三個問題鄭重指出：福音信仰的牧者和教會必須重拾對聖經權威和傳統教義的認同，必須重建對上帝和福音的大能的信心，勇敢地宣告教會的本質和使命，沈住氣，專注傳揚福音，發展教會。當然，舊有的佈道和植堂模式得作較大幅度的調整，得作更具創意的嘗試，不能墨守成規，舊調重彈。

但我得毫不含糊地指出，就算我們存在傳福音模式失效的問題，答案也不會在批評我們最兇狠的激進改革派那裏，他們只能製造問題而不會給予答案。篇幅所限，只舉一例：社會撕裂之後，常常有人恫嚇保守教會，年輕信徒因為不滿教會在政治立場上的保守，已經或即將大規模出走。惟是迄今尚看不到這個預言在兌現中。小規模的政治分流（各從其類）是有出現的，但年輕人最多的幾間教會，政治立場都是偏向建制的，卻並未出現大規模出走的情況；而政治立場最激進的教會，也沒看到年輕信徒大量集中的現象。希望這個例子能給福音信仰者堅持下去的勇氣和熱誠。

其餘的尋路建議，日後再作討論。補記：要是本文給人一個有清晰的政治立場，或說是批評年輕一代的政治和教會取態的印象，那我只能表達深深的遺憾，不要理解的便永不能理解了。我從不介意有人持不同的神學立場。但我是福音信仰者，我介意我們自己的信仰立場不斷被人圍剿與踐踏，所以必須作出自我保衛，不是要應答攻擊者，而是鼓勵被批評的我們不要自亂陣腳。另外，我從不介意年輕人與我這一代有不同思想，我努力為他們創造發言的空間，保護他們尋覓新路向的權利；我更不介意他們激越，這裏只重申說了數十次的老話：我歡迎真正的激越（radical），卻痛恨犬儒（cynical）。我在本文最想表達的是已曾說上百次的基本信念：讓教會繼續成為教會。

原載於《建道通訊》186期，2017年1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