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迷失方向的香港教會 / 梁家麟

今天香港教會普遍是迷失了方向的。迷失方向的原因很多,最基本的是以下三個:

佈道與植堂發展模式有待轉型

首先的問題是事工發展有待轉型。

隨着社會和教會的急遽轉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教會增長的模式,今天已變得難以為繼。譬如說,樓價租金高企,政府和社會對福利服務的需求轉變,使堂會愈來愈難找到開植分堂所需的地方。信徒對多元化和優質服務的要求,亦使小型教會的生存空間愈來愈狹窄,堂會傾向做大做強,對分拆攤薄資源的做法愈感遲疑。昔日一間200人的教會,在牧者長執的號召下,可以分拆成兩間各100人的教會,並且迅速自養。這種植堂模式今天已難以為繼,遑論由一位年輕牧者帶領10餘弟兄姊妹到一個陌生地區拓殖新堂了。

植堂困難,佈道事工也不容易。機構仍繼續舉辦大型佈道會,決志信主的據說仍有盈千累萬,但教會信徒人數多年來沒明顯增長,使這些大型佈道運動難逃勞民傷財、徒勞無功之譏評。堂會方面,多數牧者和信徒其實已不再將傳福音變成事工的主調,佈道會或福音主日仍每年舉行兩三次,惟大都是充塞日程表虛應故事,負責同工未曾悉力以赴,多數會眾也沒對佈道結果寄予厚望,做是為了「做過」而不是「做到」。友誼佈道更常常成了掩飾教會佈道熱忱下滑的簡易出路。批評香港教會過分注重傳福音的人,大抵都是罔顧現實、攻擊稻草人者。

香港教會近年來發展停滯的情況,可以否定某些愛放高論的「先知」的一個歪理。他們恆常批評教會過分追求數字,重量不重質;但真相是壓根兒沒有重質不重量這回事。要是教會不專注尋求增長,單做所謂深度牧養,無論是多做細緻輔導抑或繁瑣的屬靈操練,結果都是質量俱敗;而最糟糕的是使教會內向化,並且創造空間讓信徒製造更複雜的人事與行政糾紛。不積極傳福音、不以吸納新人作為首要目標的教會,都是教會內部問題孳生的溫床,幾乎不會有例外。沒有異象,民便放肆。

教會仍不斷舉辦大量活動和事工,但鮮能為牧者和信徒產出成功感和正能量,因而給人帶來迷失方向的感覺。

領導層轉換帶來的失焦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教會主任牧師的離任和接班問題。

有關領導層接班的危機,過去已有很多討論,這裏不擬重複。只想指出一點:過去在牧者與信徒關係較和諧的年代,教會的異象與方向常常是個人化(personified)在領頭的牧者身上,他們成了教會所揭示的異象的化身,眾同工和信眾看見他們在帶領中,便覺得教會有異象有方向。但隨着這批帶領多時的資深牧者的退場,繼任牧者一時間未能與跟隨者建立這般的信任感,便出現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況,各人隨己意行,教會難以結集共同的發展目標。就像父母仍在,總是成年子女的重要連結元素;父母離世後,原生家庭的連結便較困難,要找新的「主心骨」並不容易。

近年來許多人主催「信徒皆祭司」:信徒得擺脫某些特定祭司,而自為平起平坐的祭司,甚至大力鼓吹教會非堂會化。這裏無法掀起此話題的嚴肅討論。不過,一間教會若主要依靠信徒領袖作行政領導,並賴「共識」維繫,幾乎都只能造成維持現狀的結果,守成而非進取,難作信心跨越。

我相信配搭分工,但我不相信嚴格意義的集體領導。除非一間教會或機構已建立多時,奠下穩固的屬靈傳統,且已成為教會或機構的文化或潛規則,毋須領袖予以賦形;否則領導權威的動搖,必然帶來羣體方向的失焦。

教會輿論被政治騎劫

造成教會迷失方向的第三個原因,是香港教會給政治化至一個嚴重扭曲失常的地步。

翻閱基督教報刊或瀏覽各網絡平台,鋪天蓋地的輿論是對傳統教牧和教會的批評,這些指責總是從教會對政治冷漠、對社會公義關懷不足(真相是:若非支持激進反對派的政治抉擇,便等於沒盡政治責任)說起,進而斷言教會錯誤理解福音的內涵和教會的功能,諸如強調個人得救便既抽離現實又偏離真理,單扣定人性本質而不涉及頭條新聞便是離地信仰,呼籲人們悔改並加入教會乃只顧自己的利益(所以決志者最應決志歸入示威行列,而非加入教會)。某些自命更新教會的「先知」更連篇累牘地責備牧者專注牧養是閉門造車、竭力發展教會是好大喜功。總之,香港教會和教牧彷彿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得在各個批判大會上接受革命羣眾的再教育。

跟好些教牧交談,他們咸表達在這種惡性指罵的氛圍下,感到進退失據,無所適從;做甚麼事都要瞻前顧後,說甚麼話都得欲言又止,免得給野生捕獲,捉住把柄,然後放在網上無情公審。有教牧更表示如今連強調傳福音、救靈魂也覺氣短。必須不客氣地指出:出道數十年,我從未見過在福音派的陣營裏,新自由主義與新包裝的社會福音的論調竟如此高亢,而捍衛聖經權威和傳統教義者竟如此怯懦。

歪理壓倒真理。今天教會不能再理直氣壯地談傳福音、建立團契、訓練門徒、推動教會增長,因為總是有人指責我們對福音、團契、門徒、教會的政治意義缺乏認識,所以是錯誤理解、歪曲真理、無視現實。今天教會甚至連社會關懷和服務也做得閃閃縮縮,因為總是有人批評我們將社關變成傳福音的手段,要求我們只做跟福音切割(或說將「福音」的意義無限擴闊)的社關;更有人批評我們只關心個別的貧窮人,規避了對消弭貧窮和爭取社會公義的責任。在某些激進革命者眼中,制度上的徹底改革是唯一出路,個別扶貧只會間接鞏固這個不義的經濟分配制度,成為強權的幫凶。在持定全有抑或全無(all or none)的理想主義者心中,不能全盤改革(all)即等於沒任何改變(none);他們自己的叫價肯定是沒出路的,他們也不容許其他人宣稱另有出路,最終只能散播虛無主義與絕望信息,玉石俱燼。

教會若耗費時間回應這些激進改革者的指控,必然走入窮巷。激進改革者跡近空想主義者,他們的任何設想都僅是對現實的全盤批判,所以只是沒有實質內容的反題(antith-esis)。要是教會專注應答這些空洞的指責,便等於是淪為反題的反題,虛無對虛無,只能不住賠小心,不斷招認自己對不起人民、對不起社會、對不起上帝,根本無法正面闡述教會應有的使命和方向。結果是:瞎子應答瞎子,大家都迷路。

路向重尋

上述三大問題都不能簡單尋得出路。但筆者得就第三個問題鄭重指出:福音信仰的牧者和教會必須重拾對聖經權威和傳統教義的認同,必須重建對上帝和福音的大能的信心,勇敢地宣告教會的本質和使命,沈住氣,專注傳揚福音,發展教會。當然,舊有的佈道和植堂模式得作較大幅度的調整,得作更具創意的嘗試,不能墨守成規,舊調重彈。

但我得毫不含糊地指出,就算我們存在傳福音模式失效的問題,答案也不會在批評我們最兇狠的激進改革派那裏,他們只能製造問題而不會給予答案。篇幅所限,只舉一例:社會撕裂之後,常常有人恫嚇保守教會,年輕信徒因為不滿教會在政治立場上的保守,已經或即將大規模出走。惟是迄今尚看不到這個預言在兌現中。小規模的政治分流(各從其類)是有出現的,但年輕人最多的幾間教會,政治立場都是偏向建制的,卻並未出現大規模出走的情況;而政治立場最激進的教會,也沒看到年輕信徒大量集中的現象。希望這個例子能給福音信仰者堅持下去的勇氣和熱誠。

其餘的尋路建議,日後再作討論。補記:要是本文給人一個有清晰的政治立場,或說是批評年輕一代的政治和教會取態的印象,那我只能表達深深的遺憾,不要理解的便永不能理解了。我從不介意有人持不同的神學立場。但我是福音信仰者,我介意我們自己的信仰立場不斷被人圍剿與踐踏,所以必須作出自我保衛,不是要應答攻擊者,而是鼓勵被批評的我們不要自亂陣腳。另外,我從不介意年輕人與我這一代有不同思想,我努力為他們創造發言的空間,保護他們尋覓新路向的權利;我更不介意他們激越,這裏只重申說了數十次的老話:我歡迎真正的激越(radical),卻痛恨犬儒(cynical)。我在本文最想表達的是已曾說上百次的基本信念:讓教會繼續成為教會。

原載於《建道通訊》186期,2017年1月,頁2-4。

作者簡介

梁家麟

榮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