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應邀以一個宣敎士子女的身分寫這篇文章。記得去年二月，我到長洲參加百周年紀念禮堂的奉獻禮，當時所湧現的種種回憶，複雜的情緒，著實把自己嚇了一跳；喜樂與傷感的回憶，似乎在我裡面交戰，像打翻了情感的五味架。其實早在幾年前，我特意到長洲，如張慕皚牧師所説的，想要「尋根」。那一次，我被安排與一班英語説得很好的神學生見面，略略演講了一會後，是問答環節，有同學間我，曾否為著父母花很多時間在中國人身上，甚至沒時間陪他們自己的孩子，而感到憤怒、嫉妒。這問題使我驚異。

我得承認，多次長時間的分別使我流了很多眼淚，但我們作孩子的從沒怪責任何人，我們知道，父母不過在做當時宣敎士當做的事情罷了。記得與父母分別最久的一次，是二次大戰時期，那時所有宣敎士的孩子都給送同美國去。我們都明白，這是為了我們的安全，但明白歸明白，卻不會敎我們更容易過。事實上我們反過來擔心父母的安危，因為他們才是生活在戰爭下，這使日子更難過。但我們作孩子的覺得，骨肉分離也是為榮耀主所付的代價，正因如此，我們也可説是父母事奉的伙伴。所以我們那時總是規規矩矩的，惟恐使父母有所顧慮，因而阻礙了天國事工的發展。

我九歲到二十歲十多年間，每隔一段時間才有兩年與父母在一起，那些時候他們回美國述職，但也常要出外講道，所以，與他們一起的每一刻都很珍貴。後來有些差會研究宣敎士子女的生活，認為孩子最好留在父母身邊，時間愈長愈好。我很同意。

我想，父親其中一樣最大的犧牲，就是第一次到宣敎工場時要與祖母分別。1950年6月，在學期終時，父親收到消息，説祖母病重，要想見她最後一面，必須立刻回美國。然而父親在他的書《十架與冠冕》（The Cross and the Crown）裡寫道「但當時我們身負學校重任，非到畢業禮舉行後不能離開……深知她會明白我的苦衷，然而我還是需要神特別加添力量。」（中文譯本第142頁）從此父親就再沒有見過祖母，他每談及這事，沒有不哭的。

我想，以下的經文肯定深深影響著父親當時的決定：路加福音九章57至62節、馬太福音十章37至38節及馬可福音三章31至35節。馬可福音九章33節，大概可以總結這些經文的重點「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父親實在是先求上帝國的事情。

1956年我辭去在長洲的敎席，回國後決定進神學院。1957年在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修讀系統神學。當時的院長是卡奈爾博士（Dr. Edward J. Carnel），他剛剛寫了《基督徒的委身》（Christian Commitment）一書。在書裡，他建立了「悲劇性的道德抉擇」（Tragic Nioral Choices）這概念。他寫道「當人臨到一個處境，使他必須選擇惡，以致能成就更大的善」，這樣的抉擇是悲劇性的（原著第202頁）。在課堂上，卡奈爾博士比方説，若敵人佔領了你的國家，有軍人敲你家的門，要抓你的父親去處死，而你父親正躲在家裡，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大都會因著愛的自然法則，向軍人説謊，説父親不在。這比喻也許太誇張了點，但能幫助我們理解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是有必要作悲劇性的道德抉擇的。

在《十架與冠冕》第二章，父親提及翟輔民博士（Dr. Robert Jaffray）做了一個很暴烈的夢，並以這夢為上帝給他要到婆羅洲開拓新工場的異象。父親寫道：「我們驚問『那麼你（翟輔民博士）的新房子，你的那些傢具怎麼辦呢？』『哦！那些東西』他把手一揮，説道：『它們只是世事纏繞的物質象徵。神已經由祂的靈向我的靈説話。』……這事之前，我一直還不十分欽佩翟輔民博士……然而自那時起，我的心開始對翟輔民博士產生了一股熱愛。」（中文譯本第47頁）

雖然後來父親一直認為，上帝想他去的地方，就是他的家，然而，未能為自己的孩子提供一個家，這對於父親一直是個敏感問題。父親去世前一年，我剛開始在加州Buena Park的第一公理會（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事奉，那時我已成家立室，有兩個孩子，且剛買了房子，我為這一切覺得很驕傲；然而父親卻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我不該那麼看重一所房子。幾個月後，他中風住進了Inglewood的一所醫院，那時他才對我説「孩子啊，我多麼希望可以是個更稱職的父親，能多享受點家庭生活啊。」第二天，父親就離世，到那最好的家去了。

父親的喪禮在Indianapolis舉行，他從前的一個學生，羅腓力牧師（Rev. Philip Loh）在喪禮上説：「劉福群博士（Dr. William C. Newbern）有三個孩子：德霖（Bill）、美霖（Dorothy）和惠霖（Frank），還有許許多多以他們夫婦倆為屬靈父母的中國孩子。説實的，他們三個身生的孩子，一點沒有對父母的事工反感。」我們反而覺得自己或多或少是父母事奉主的同伴。因著他們的服事，我們也賺得許多屬靈的弟兄姊妹，父母對中國人民、中國文化深深讚許之情都傳給了他們身生的孩子；我與兄弟德霖都是民俗人類學碩士，而我們的畢業論文都是寫有關中國的題目（德霖研究義和團，我則研究南中國的水上居民）。直至現在，我們三兄弟姊妹還常常説起1930年代時，父母與我們一起在長洲度暑假的那一段日子。我們都認為那是我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父親在1972年去世，母親也隨著在1977年主懷安息，到天國領她的奬賞。在母親的安息禮拜後，我接過父母留給我的一個樟木箱子，裡面載滿了許多珍貴的、貼身的小物件。後來當我坐在候機室等著乘飛機離去時，姨母走過來對我説：「惠霖，他們留給你許多呢。」這是真的。

原載於《建道通訊》128期，2002年7月，頁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