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邊緣:香港堂會史研究/黃彩蓮

黃彩蓮 宣道會北角堂牧師、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

邢福增博士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一書,認為1980 年以前香港史研究屬「邊緣學科」,而香港教會史研究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至「九七」前後,因着回歸的刺激,本土研究愈益普及,香港史研究逐漸脫離邊緣化,而香港教會史亦漸受學者重視。1

筆者在2011 年曾做過「華南基督教區域史研究之課題計量分析」,共蒐集了二百五十八本華南地區的基督教史著作,2 發現著作最多是台灣的基督教史, 有一百二十四冊,其次是香港的基督教史,有五十三冊。3 而其研究課題佔最多的是「宗派/ 堂會」歷史,共十六冊,次之「通論」性的研究有十三冊。就此而論,「宗派/ 堂會」的研究,是香港基督教史的顯學,但仍以宗派的歷史研究為主。直至2011 年之後,這幅圖畫出現一些變化, 此即愈來愈多堂會史面世,可見香港堂會史研究,已是「不再邊緣」的香港教會史研究。因此, 本文將從「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及「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三個題目作以下論述,盼望藉此鼓勵更多教會重視其堂會史的研究。

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

回望二十一世紀自始至今, 共有八冊香港堂會史書籍面世。其中四冊在2000 至2010 年十年內出版(表一),另外四冊則在2011 至2015 年五年內出版(表二),可見出版速度增加了。種類方面,其中四冊是聖公會堂會的研究,另外四冊分別是浸信會堂會、中華基督教會堂會、潮人生命堂及宣道會堂會的研究。然而,近五年出版的著作,則以聖公會為主,反映她們相當重視自身的歷史研究。至於作者方面, 有些是研究自己宗派、自己教會, 亦有些本身與研究的堂會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被邀請參加該項研究的學者。在堂會的年份方面, 主要是百年史的著作,只有一本「宣道會北角堂」為六十年史。

表一:2000 至2010 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4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 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5 《福源潮汕澤香江: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 2009)》6 《天國.龍城:

香港聖公會三

一堂史(1890

2009)》7

作者 李金強 劉紹麟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 邢福增、劉紹麟

 

出版年份 2002 2003 2009 2010
研究的堂會 香港浸信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聖三一堂
堂會的宗派 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聖公會
研究堂會的年份 百年史1901-2001 一百六十年史1843-2003 百年史1909-2009 一百二十年史1890-2009

 

表二:2011至2015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 2012)》8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9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10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 2012)》11
作者 黃彩蓮、陳以恆 周佳榮、黃文江 Stuart Wolfendale 魏克利、陳睿文
出版年份 2013 2013 2013 2014
研究的堂會 宣道會北角堂 聖保羅堂 聖約翰座堂 聖馬利亞堂
堂會的宗派 宣道會 聖公會 聖公會 聖公會
研究堂會的年份 六十年史1952-2012 百年史1911-2011 一百五十年史1849-1998 百年史1912-2012

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

過去的香港教會史研究,較多集中於宗派的百年史,成果有崇真會、禮賢會、聖公會、循道會、浸信會在華的百年史。12 這些百年史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局限於香港, 還包括她們在華教區的歷史發展,屬宏觀的歷史。

李志剛牧師曾指出:

「香港基督教」,應指香港基督教會及團體所主辦的堂會、基址、團契、中心、學校、醫院、老人院、兒童院、盲人院、出版社等等有關的機構和組織。13

因此,在宏觀歷史之下,我們也不能忽略堂會的歷史,此乃香港基督教歷史重要的一環。

除此之外,自1842 年香港開埠,差會開始在香港開基並建立教會。截至十九世紀末,在香港從事傳教工作的,以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美部會、聖公會海外傳道會、巴色會、巴冕會為主。從二十世紀初至抗戰爆發,五旬節會、便以利會、神召會、復臨安息日會、華南四方福音會、永生門、五旬節聖潔會、真耶穌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及救世軍也先後在港傳教。14 據1941 年的香港教會統計數字,共有四十五間堂會,而其中二十四間至今已超過一百年歷史。在二十四間百年老店中,已出版百年史專書的,卻只有六間,包括:合一堂、香港浸信會、聖三一堂、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聖約翰堂。15 由此可見,尚有不少堂會有資格成為百年史系列的研究對象。

在1949年後,不少信徒與宣教士南下,促成更多新教堂會的建立。在五六十年代,教會的數目迅速增長(表三)。從1955至1958年,便增加了一百零六間教會,但之後的四年卻出現放緩, 只增加五十間教會。到1962至1968年間,隨着國內文化大革命及時局持續不穩定,不少人逃難至香港,因而造成教會再次迅速增長,共增加了一百二十六間。從表列所示,至今已接近或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堂會,可能有五百間。這些堂會裏,已出版歷史專書的,主要是本人與陳以恆在2013年合著的《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因此,實在有很多堂會仍待研究。

表三:五六十年代教會與信徒的數目16

年份 1955 1958 1962 1968
教會數目 188 294 344 470
會友人數 53,917 73,470 112,200 159,359

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裏, 「五十年」又稱為金禧年,是相當值得紀念的日子,何況「一百年」呢。假若堂會在港已屹立超過一百年,她們必定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香港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因此, 堂會的故事可讓我們從側面認識香港百年歲月的艱辛與興旺,實在是香港歷史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頁。就算堂會只是六十多年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難民潮湧入香港的情況,絕對是香港教會史、香港史的縮影,是整體的一部分。劉紹麟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的結語,便形容該堂的歷史, 對其會友及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具啟發意義:

這一個半世紀的合一堂歷史,某程度也是香港教會史的一個縮影。如早期在港建基時遇到的困難,華人教會與差會的關係、自立的奮鬥、與全國教會的整合、戰後在港植堂、辦社會服務等等、這種種經歷都不是合一堂所擁有,在香港建立教會多少也曾面對過這些問題。是以合一堂的歷史,不單對其會友才有意義,對於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也具啟發意義。17

雖然堂會史在宏觀歷史之下,只是微觀性、個案性的研究, 但這些研究,亦可以補足對整體歷史的認知。例如,李志剛牧師在1997 年曾提出香港教會增長的四個要素:一、差會創設及援助; 二、興辦學校;三、開設社會服務事工;四、政府資助宗教團體政策。18 筆者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卻發現多一個增長的因素,此乃領袖與信徒南下,造成教會興旺發展。「宣道會北角堂」在五十年代開堂時, 除了得着差會多方面的支持,還有好牧者滕近輝牧師的帶領,以及眾多信徒南下, 以至教會在五十至八十年代人數迅速增長。19

 

綜上所述,堂會史實在是香港教會歷史、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如何徹底全面地研究堂會的歷史?如何不停留於教會的紀念特刊內,而讓這些歷史故事,可供其他教內與教外人士參考?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問題。

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

筆者研究教會歷史的啟蒙老師,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牧師。他在2000 年,便撰寫學院第一本「香港教會研究系列」專書《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2002 年,我修畢第一個神學學位,便師從梁家麟牧師,進修第二個神學學位,毅然進入教會歷史的研究,在2002至2003 年專心研究香港族羣教會的歷史—閩南人的教會。那時,全港共有十二間閩南教會(包括分堂),因此我的研究,便是研究十二間教會的堂會史,並整理分析這類方  言教會的獨特歷史,研究成果在2005 年出版。20 及至2013 年,我有機會出版第二部堂會史專書,此即自己堂會「宣道會北角堂」的六十年歷史與傳統的研究。

 

回望十多年的堂會史研究,自問仍有很多不足之處。然而,我也希望藉着自身的經驗,以及其他學者的成果,提出研究堂會史的注意事項,藉此鼓勵更多人投身這門學術研究,開創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我們需要廣泛搜尋堂會相關的文獻史料,包括堂會歷年的崇拜周刊、周年紀念特刊、會議記錄、各類出版物、舊照片等等。在廣泛的史料裏,我們需要先閱讀堂會的周年紀念特刊,從而迅速掌握堂會的簡史,並且尋找合適的研究方向。除了在教會內尋找史料,我們也需要注意堂會以外的史料,包括差會檔案、政府檔案、基督教報章與刊物、香港報章等。例如,在政府檔案方面,可以蒐集二戰前後香港政府記錄香港每年的統計資料BlueBook、英國殖民地部關於香港的檔案(Colonial Office 129,簡稱CO129);在基督教報章與刊物方面,可以蒐集《中華基督教會年鑒》、《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等刊物的相關資料。筆者與陳以恆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堂史時,便需要參考美國宣道會的檔案、香港報章、香港五十年代的地圖,香港的舊街道等堂外史料。

 

第二,我們需要做口述歷史訪問。做訪問之前,我們可以讓對方簽署同意書,好讓對方同意訪問被採用在出版內。若我們不屬於其堂會成員,更需要建立人脈關係,從關鍵牧者、領袖或資深信徒,尋找合適者進行訪問。而訪問內容,難免聽見受訪者對教會的評價,甚至涉及內部「醜聞」以及不愉快事件。就着這方面的問題,梁家麟曾如此提點:

 

我們必須持謹慎與負責任的態度,絕不就有關事件作壓迫性的追問,若是被訪者不願說下去, 便要趕快轉換話題。總言之,訪問盡可能是在輕鬆友善的聊天氣氛下進行,讓參與歷史的人物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憶述他所參與過的歷史。21

 

在訪問之後,我們亦可以按需要邀請對方轉介其他人士接受訪問。至於訪問形式,最好是面對面,但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時, 也曾以書信訪問身處海外的創堂老信徒。不論以何種形式進行訪問,必然有助我們重構堂會的歷史面貌。

 

第三, 我們需要列出堂會的大事年表,再由大事年表及香港的時代變遷,釐訂出堂會的年代分期。周佳榮與黃文江在研究「聖保羅堂」的歷史時,亦編纂了聖保羅堂的大事年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

表》22,以至更能夠掌握堂會的歷史,以及作出適切的分期。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的歷史時, 由於涉及眾多堂會,而她們創立的年份不同,因此我採用香港重要的年代作為研究的分期。23 筆者與陳以恆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由於看見遷堂是堂會歷史的重要大事,因此以堂會的遷堂年份來進行分期。24 故合宜的年代劃分,可以反映堂會歷史的特色。

 

第四,我們不能忽略開堂前或當時差會與社會的歷史 李金強教授在撰寫「香港浸信會」及「潮人生命堂」的歷史時,皆以一章論述教會所屬宗派及其宣教士在華的歷史。邢福增與劉紹麟撰寫的「聖三一堂」歷史,便難得結合了不少九龍城、九龍寨城、香港的歷史,讓讀者從堂會更多認識本土及區域的歷史。25

 

第五, 採用甚麼方法來撰寫堂會史, 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若只是按時序陳述故事,內容難免冗長及沈悶,並且不能突出其意義與獨特性。魏克利與陳睿文研究「聖馬利亞堂」的歷史,便採用「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一概念來理解一個牧區的起源、發展和成長。26 他提出的「處境化」, 也包括神學、文化研究、社會學、音樂學等其他學科。因此,堂會史也需要結合不同學科進行研究。

 

第六, 在撰寫堂會史時, 我們需要適量加插相關圖片,以增加其可讀性。筆者與陳以恆撰寫「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 便在每章採用了不少彩色的舊照片,以及繪製地圖與圖表,以更加吸引讀者認識堂會的歷史、發展與地理位置。至於「聖三一堂」,由於她是一間充滿中國色彩的教堂,因此全書適量加插堂會建築照片,增添不少藝術色彩。Stuart Wolfendale 撰寫「聖約翰座堂」的歷史時,卻只採用舊式的寫作手法,只把少量圖片集中在書本的中央位置。對於這間歷史悠久、建築相當美麗的堂會, 實在有點失色。

 

第七,藉着堂會史研究,我們也可以尋索教會的屬靈傳統, 從而幫助信徒延續先賢留下來的寶貴榜樣與使命。筆者計劃撰寫「宣道會北角堂」時,便刻意分開「歷史篇」和「傳統篇」兩個部分,而筆者集中鑽研後者,花了不少精神,從宣道會與北角堂兩個方向,重尋教會七個屬靈傳統的歷史故事。27

 

除了上述的注意事項,我們每一個做堂會史時,必然遇上蒐集資料的困難,並惋惜教會已散失了不少史料。筆者藉此呼籲各堂會,必須明白史料保存的重要性,以免日後難以為自己堂會重尋與傳揚上帝奇妙的作為;難以把教會美好的傳統延續下去。

結語

2017 年, 將是更正教成立五百周年,馬禮遜來華二百一十年。與此同時,不少堂會將成為百年老店,或加入慶祝金禧、甲子年。故今天堂會史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緩的教會事工。在2009 年,邢福增曾如此形容堂會史的研究:

能夠如此近距離及深入地檢視聖三一堂牧區的過去與現在,特別是在時代變遷下反省教會的使命,使我有很深的體會,於我亦是一次深刻的屬靈之旅。這再一次證明,嚴謹的學術研究也可帶來深邃的靈性經歷。28

學術研究,與靈性並非兩碼事。如何善用堂會史的研究,從而建立堂會信徒的靈性,值得我們各堂會深思。另一方面,邢福增也提醒我們:

我們亦要知道,將來的歷史撰寫如何書寫及評價,端在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參與。我們都在寫「歷史」。29

原來我們每一個信徒,正在參與撰寫堂會的歷史。不過,你們堂會的歷史,仍然是「被遺忘」的事工?還是「不再邊緣」的事工?願我們一同努力!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頁185-7。
2 筆者所指的「華南」,包括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等七個地區。
3 黃彩蓮:《福音在南陲:浸信會與宣道會在廣西的傳教與事工(1862-1945)》(香港: 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2014), 頁27、295-8。
4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5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 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
6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 2009)》(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
7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
8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13)。此書可以在宣道會北角堂的網頁免費下載(www.npac. org.hk)。作者黃彩蓮是北角堂牧師,陳以恆是北角堂會友。
9 周佳榮、黃文江:《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作者周佳榮是聖保羅堂會友。
10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作者在聖約翰座堂聚會。
11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4)。作者同是聖公會人, 但並非參加聖馬利亞堂。
12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 頁209-211。
13 李志剛:《香江牧聲》(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2010),頁84。
14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 頁12-3。
15 劉粵聲編:《香港教會史》(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 年第二版),頁349-352。
16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7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 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頁253。
18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9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 頁176-7。
20 黃彩蓮:《香港閩南教會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5)。
21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26。
22 周佳榮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表》(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2012)。
23 在《香港閩南教會研究》一書,我主要把她們的教會歷史分三個時期論述:(一) 1938 至1948 年,由第一間堂會開始的年份, 至1949 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二)1949 至1965 年, 由新中國成立, 至1966 至1967 年的暴動之前;(三)1966 年之後。
24 在《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一書,我們分六個時期論述:(一)北角道時期(1952-1958); (二)馬寶道時期(1958-1968);(三) 雲華時期(1968-1991);(四)康澤早年(1992-1997);( 五) 九七之後(1998- 2005);(六)今日北宣(2005-2012)。
25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 頁4-6、62、171-4。
26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頁3。
27 「宣道會北角堂」的七個屬靈傳統,包括: (一)謙卑者才可以蒙恩;(二)和睦同心,彼此尊重;(三)施比受更為有福; (四)一切以神為中心;(五)以真理教導為本;(六)信心認獻;(七)愛教會。參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
頁166-317。
28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7。
29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4。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4期,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