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邊緣：香港堂會史研究／黃彩蓮

邢福增博士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一書，認為1980年以前香港史研究屬「邊緣學科」，而香港教會史研究更是邊緣中的邊緣。至「九七」前後，因着回歸的刺激，本土研究愈益普及，香港史研究逐漸脫離邊緣化，而香港教會史亦漸受學者重視。[1]

筆者在2011年曾做過「華南基督教區域史研究之課題計量分析」，共蒐集了二百五十八本華南地區的基督教史著作，[2] 發現著作最多是台灣的基督教史，有一百二十四冊，其次是香港的基督教史，有五十三冊。[3] 而其研究課題佔最多的是「宗派 / 堂會」歷史，共十六冊，次之「通論」性的研究有十三冊。就此而論，「宗派 / 堂會」的研究，是香港基督教史的顯學，但仍以宗派的歷史研究為主。直至2011年之後，這幅圖畫出現一些變化，此即愈來愈多堂會史面世，可見香港堂會史研究，已是「不再邊緣」的香港教會史研究。因此，本文將從「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及「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三個題目作以下論述，盼望藉此鼓勵更多教會重視其堂會史的研究。

二十一世紀香港堂會史的成果

回望二十一世紀自始至今，共有八冊香港堂會史書籍面世。其中四冊在2000至2010年十年內出版（表一），另外四冊則在2011至2015年五年內出版（表二），可見出版速度增加了。種類方面，其中四冊是聖公會堂會的研究，另外四冊分別是浸信會堂會、中華基督教會堂會、潮人生命堂及宣道會堂會的研究。然而，近五年出版的著作，則以聖公會為主，反映她們相當重視自身的歷史研究。至於作者方面，有些是研究自己宗派、自己教會，亦有些本身與研究的堂會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被邀請參加該項研究的學者。在堂會的年份方面，主要是百年史的著作，只有一本「宣道會北角堂」為六十年史。

表一：2000至2010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4]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5]	《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6]	《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7]
作者	李金強	劉紹麟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	邢福增、劉紹麟
出版年份	2002	2003	2009	2010
研究的堂會	香港浸信教會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聖三一堂
堂會的宗派	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	基督教潮人生命堂	聖公會
研究堂會的年份	百年史1901-2001	一百六十年史1843-2003	百年史1909-2009	一百二十年史1890-2009

表二：2011至2015年出版的香港堂會史著作一覽表

著作名稱	《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8]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9]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10]**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11]
作者	黃彩蓮、陳以恆	周佳榮、黃文江	Stuart Wolfendale	魏克利、陳睿文
出版年份	2013	2013	2013	2014
研究的堂會	宣道會北角堂	聖保羅堂	聖約翰座堂	聖馬利亞堂
堂會的宗派	宣道會	聖公會	聖公會	聖公會
研究堂會的年份	六十年史1952-2012	百年史1911-2011	一百五十年史1849-1998	百年史1912-2012

為何需要撰寫堂會史？

過去的香港教會史研究，較多集中於宗派的百年史，成果有崇真會、禮賢會、聖公會、循道會、浸信會在華的百年史。[12] 這些百年史所涵蓋的範圍，並不局限於香港，還包括她們在華教區的歷史發展，屬宏觀的歷史。

李志剛牧師曾指出：

「香港基督教」，應指香港基督教會及團體所主辦的堂會、基址、團契、中心、學校、醫院、老人院、兒童院、盲人院、出版社等等有關的機構和組織。[13]

因此，在宏觀歷史之下，我們也不能忽略堂會的歷史，此乃香港基督教歷史重要的一環。

除此之外，自1842年香港開埠，差會開始在香港開基並建立教會。截至十九世紀末，在香港從事傳教工作的，以美國浸信會、倫敦傳道會、美部會、聖公會海外傳道會、巴色會、巴冕會為主。從二十世紀初至抗戰爆發，五旬節會、便以利會、神召會、復臨安息日會、華南四方福音會、永生門、五旬節聖潔會、真耶穌教會、基督徒聚會處及救世軍也先後在港傳教。[14] 據1941年的香港教會統計數字，共有四十五間堂會，而其中二十四間至今已超過一百年歷史。在二十四間百年老店中，已出版百年史專書的，卻只有六間，包括：合一堂、香港浸信會、聖三一堂、聖保羅堂、聖馬利亞堂、聖約翰堂。[15] 由此可見，尚有不少堂會有資格成為百年史系列的研究對象。

在1949年後，不少信徒與宣教士南下，促成更多新教堂會的建立。在五六十年代，教會的數目迅速增長（表三）。從1955至1958年，便增加了一百零六間教會，但之後的四年卻出現放緩，只增加五十間教會。到1962至1968年間，隨着國內文化大革命及時局持續不穩定，不少人逃難至香港，因而造成教會再次迅速增長，共增加了一百二十六間。從表列所示，至今已接近或超過五十年歷史的堂會，可能有五百間。這些堂會裏，已出版歷史專書的，主要是本人與陳以恆在2013年合著的《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因此，實在有很多堂會仍待研究。

表三：五六十年代教會與信徒的數目[16]

年份	1955	1958	1962	1968
教會數目	188	294	344	470
會友人數	53,917	73,470	112,200	159,359

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裏，「五十年」又稱為金禧年，是相當值得紀念的日子，何況「一百年」呢。假若堂會在港已屹立超過一百年，她們必定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香港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因此，堂會的故事可讓我們從側面認識香港百年歲月的艱辛與興旺，實在是香港歷史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頁。就算堂會只是六十多年的歷史，也讓我們看見難民潮湧入香港的情況，絕對是香港教會史、香港史的縮影，是整體的一部分。劉紹麟在《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的結語，便形容該堂的歷史，對其會友及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具啟發意義：

這一個半世紀的合一堂歷史，某程度也是香港教會史的一個縮影。如早期在港建基時遇到的困難，華人教會與差會的關係、自立的奮鬥、與全國教會的整合、戰後在港植堂、辦社會服務等等、這種種經歷都不是合一堂所擁有，在香港建立教會多少也曾面對過這些問題。是以合一堂的歷史，不單對其會友才有意義，對於關心香港教會的朋友，也具啟發意義。[17]

雖然堂會史在宏觀歷史之下，只是微觀性、個案性的研究，但這些研究，亦可以補足對整體歷史的認知。例如，李志剛牧師在1997年曾提出香港教會增長的四個要素：一、差會創設及援助；二、興辦學校；三、開設社會服務事工；四、政府資助宗教團體政策。[18] 筆者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卻發現多一個增長的因素，此乃領袖與信徒南下，造成教會興旺發展。「宣道會北角堂」在五十年代開堂時，除了得着差會多方面的支持，還有好牧者滕近輝牧師的帶領，以及眾多信徒南下，以至教會在五十至八十年代人數迅速增長。[19]

綜上所述，堂會史實在是香港教會歷史、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如何徹底全面地研究堂會的歷史？如何不停留於教會的紀念特刊內，而讓這些歷史故事，可供其他教內與教外人士參考？這是我們下一步需要關注的問題。

如何做堂會史的研究？

筆者研究教會歷史的啟蒙老師，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牧師。他在2000年，便撰寫學院第一本「香港教會研究系列」專書《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2002年，我修畢第一個神學學位，便師從梁家麟牧師，進修第二個神學學位，毅然進入教會歷史的研究，在2002至2003年專心研究香港族羣教會的歷史—閩南人的教會。那時，全港共有十二間閩南教會（包括分堂），因此我的研究，便是研究十二間教會的堂會史，並整理分析這類方言教會的獨特歷史，研究成果在2005年出版。[20] 及至2013年，我有機會出版第二部堂會史專書，此即自己堂會「宣道會北角堂」的六十年歷史與傳統的研究。

回望十多年的堂會史研究，自問仍有很多不足之處。然而，我也希望藉着自身的經驗，以及其他學者的成果，提出研究堂會史的注意事項，藉此鼓勵更多人投身這門學術研究，開創更多新的研究成果。

首先，我們需要廣泛搜尋堂會相關的文獻史料，包括堂會歷年的崇拜周刊、周年紀念特刊、會議記錄、各類出版物、舊照片等等。在廣泛的史料裏，我們需要先閱讀堂會的周年紀念特刊，從而迅速掌握堂會的簡史，並且尋找合適的研究方向。除了在教會內尋找史料，我們也需要注意堂會以外的史料，包括差會檔案、政府檔案、基督教報章與刊物、香港報章等。例如，在政府檔案方面，可以蒐集二戰前後香港政府記錄香港每年的統計資料BlueBook、英國殖民地部關於香港的檔案（Colonial Office 129，簡稱CO129）；在基督教報章與刊物方面，可以蒐集《中華基督教會年鑒》、《基督教週刊》、《時代論壇》等刊物的相關資料。筆者與陳以恆在研究宣道會北角堂堂史時，便需要參考美國宣道會的檔案、香港報章、香港五十年代的地圖，香港的舊街道等堂外史料。

第二，我們需要做口述歷史訪問。做訪問之前，我們可以讓對方簽署同意書，好讓對方同意訪問被採用在出版內。若我們不屬於其堂會成員，更需要建立人脈關係，從關鍵牧者、領袖或資深信徒，尋找合適者進行訪問。而訪問內容，難免聽見受訪者對教會的評價，甚至涉及內部「醜聞」以及不愉快事件。就着這方面的問題，梁家麟曾如此提點：

我們必須持謹慎與負責任的態度，絕不就有關事件作壓迫性的追問，若是被訪者不願說下去，便要趕快轉換話題。總言之，訪問盡可能是在輕鬆友善的聊天氣氛下進行，讓參與歷史的人物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自由憶述他所參與過的歷史。[21]

在訪問之後，我們亦可以按需要邀請對方轉介其他人士接受訪問。至於訪問形式，最好是面對面，但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時，也曾以書信訪問身處海外的創堂老信徒。不論以何種形式進行訪問，必然有助我們重構堂會的歷史面貌。

第三，我們需要列出堂會的大事年表，再由大事年表及香港的時代變遷，釐訂出堂會的年代分期。周佳榮與黃文江在研究「聖保羅堂」的歷史時，亦編纂了聖保羅堂的大事年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表》[22]，以至更能夠掌握堂會的歷史，以及作出適切的分期。筆者在研究「閩南教會」的歷史時，由於涉及眾多堂會，而她們創立的年份不同，因此我採用香港重要的年代作為研究的分期。[23] 筆者與陳以恆研究「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由於看見遷堂是堂會歷史的重要大事，因此以堂會的遷堂年份來進行分期。[24] 故合宜的年代劃分，可以反映堂會歷史的特色。

第四，我們不能忽略開堂前或當時差會與社會的歷史李金強教授在撰寫「香港浸信會」及「潮人生命堂」的歷史時，皆以一章論述教會所屬宗派及其宣教士在華的歷史。邢福增與劉紹麟撰寫的「聖三一堂」歷史，便難得結合了不少九龍城、九龍寨城、香港的歷史，讓讀者從堂會更多認識本土及區域的歷史。[25]

第五，採用甚麼方法來撰寫堂會史，也是我們需要注意的地方。若只是按時序陳述故事，內容難免冗長及沈悶，並且不能突出其意義與獨特性。魏克利與陳睿文研究「聖馬利亞堂」的歷史，便採用「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這一概念來理解一個牧區的起源、發展和成長。[26] 他提出的「處境化」，也包括神學、文化研究、社會學、音樂學等其他學科。因此，堂會史也需要結合不同學科進行研究。

第六，在撰寫堂會史時，我們需要適量加插相關圖片，以增加其可讀性。筆者與陳以恆撰寫「宣道會北角堂」的歷史時，便在每章採用了不少彩色的舊照片，以及繪製地圖與圖表，以更加吸引讀者認識堂會的歷史、發展與地理位置。至於「聖三一堂」，由於她是一間充滿中國色彩的教堂，因此全書適量加插堂會建築照片，增添不少藝術色彩。Stuart Wolfendale撰寫「聖約翰座堂」的歷史時，卻只採用舊式的寫作手法，只把少量圖片集中在書本的中央位置。對於這間歷史悠久、建築相當美麗的堂會，實在有點失色。

第七，藉着堂會史研究，我們也可以尋索教會的屬靈傳統，從而幫助信徒延續先賢留下來的寶貴榜樣與使命。筆者計劃撰寫「宣道會北角堂」時，便刻意分開「歷史篇」和「傳統篇」兩個部分，而筆者集中鑽研後者，花了不少精神，從宣道會與北角堂兩個方向，重尋教會七個屬靈傳統的歷史故事。[27]

除了上述的注意事項，我們每一個做堂會史時，必然遇上蒐集資料的困難，並惋惜教會已散失了不少史料。筆者藉此呼籲各堂會，必須明白史料保存的重要性，以免日後難以為自己堂會重尋與傳揚上帝奇妙的作為；難以把教會美好的傳統延續下去。

結語

2017年，將是更正教成立五百周年，馬禮遜來華二百一十年。與此同時，不少堂會將成為百年老店，或加入慶祝金禧、甲子年。故今天堂會史的研究，已是刻不容緩的教會事工。在2009年，邢福增曾如此形容堂會史的研究：

能夠如此近距離及深入地檢視聖三一堂牧區的過去與現在，特別是在時代變遷下反省教會的使命，使我有很深的體會，於我亦是一次深刻的屬靈之旅。這再一次證明，嚴謹的學術研究也可帶來深邃的靈性經歷。[28]

學術研究，與靈性並非兩碼事。如何善用堂會史的研究，從而建立堂會信徒的靈性，值得我們各堂會深思。另一方面，邢福增也提醒我們：

我們亦要知道，將來的歷史撰寫如何書寫及評價，端在於現在的我們如何參與。我們都在寫「歷史」。[29]

原來我們每一個信徒，正在參與撰寫堂會的歷史。不過，你們堂會的歷史，仍然是「被遺忘」的事工？還是「不再邊緣」的事工？願我們一同努力！

註：

[1]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4），頁185-7。

[2] 筆者所指的「華南」，包括台灣、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香港、澳門等七個地區。

[3] 黃彩蓮：《福音在南陲：浸信會與宣道會在廣西的傳教與事工（1862-1945）》（香港：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2014），頁27、295-8。

[4] 李金強：《自立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年史》（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5]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

[6] 李金強、陳潔光、楊昱昇：《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潮人生命堂百年史述（1909-2009）》（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

[7]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0）。

[8]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香港：宣道會北角堂，2013）。此書可以在宣道會北角堂的網頁免費下載（www.npac.org.hk）。作者黃彩蓮是北角堂牧師，陳以恆是北角堂會友。

[9] 周佳榮、黃文江：《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2013）。作者周佳榮是聖保羅堂會友。

[10] Stuart Wolfendale, Imperial to International: A History of St. John’s Cathedr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作者在聖約翰座堂聚會。

[11]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4）。作者同是聖公會人，但並非參加聖馬利亞堂。

[12]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9-211。

[13] 李志剛：《香江牧聲》（香港：基督教文化學會，2010），頁84。

[14]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12-3。

[15] 劉粵聲編：《香港教會史》（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6年第二版），頁349-352。

[16]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7]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建基至現代》，頁253。

[18] 邢福增：《香港基督教史研究》，頁200。

[19] 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頁176-7。

[20] 黃彩蓮：《香港閩南教會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5）。

[21]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26。

[22] 周佳榮編：《百載根基：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大事年表》（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2012）。

[23] 在《香港閩南教會研究》一書，我主要把她們的教會歷史分三個時期論述：（一）1938至1948年，由第一間堂會開始的年份，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前；（二）1949至1965年，由新中國成立，至1966至1967年的暴動之前；（三）1966年之後。

[24] 在《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一書，我們分六個時期論述：（一）北角道時期（1952-1958）；（二）馬寶道時期（1958-1968）；（三）雲華時期（1968-1991）；（四）康澤早年（1992-1997）；（五）九七之後（1998-2005）；（六）今日北宣（2005-2012）。

[25]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4-6、62、171-4。

[26] 魏克利（Philip L. Wickeri）、陳睿文：《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頁3。

[27] 「宣道會北角堂」的七個屬靈傳統，包括：（一）謙卑者才可以蒙恩；（二）和睦同心，彼此尊重；（三）施比受更為有福；（四）一切以神為中心；（五）以真理教導為本；（六）信心認獻；（七）愛教會。參黃彩蓮、陳以恆：《恩典之路：宣道會北角堂六十年的歷史與傳統（1952-2012）》，頁166-317。

[28]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7。

[29] 邢福增、劉紹麟：《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三一堂史（1890-2009）》，頁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