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開創時期

建道神學院明年是創校125週年，那是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簡稱 C&MA)在中國開辦的首個神學教育學校。宣信牧師（Rev. Albert Benjamin Simpson）於1892年視察中國廣州回美國後，他希望呼召一百位傳教士到中國來。之後宣道會不斷派出多位傳教士到華南地區開展福音工作，其中高樂弼（Robert H. Glover）及翟輔民（R. A. Jaffray）等先後抵達中國。高樂弼的座右銘是「傳福音到更遠的地方去」[1]，高樂弼與斐約翰（John Fee）於1896年決定在廣西梧州建立起福音據點。[2] 在還沒有教會的基礎下，高樂弼於1899年在梧州四坊街創辦建道書院[3]；同年，翟輔民被安排進駐梧州，與其他傳教士一起策劃廣西的宣教工作。[4] 在這些宣道會傳教士於廣西福音工作稍有成效後，即把傳教事業向北發展至華中地區。高樂弼創辦了建道後不久回美國去，並把建道交給翟輔民負責。

梧州建道書院由高樂弼於1899年創辦，這是宣道會首次在美國本土以外建立的聖經學校，首屆只招收了四位學生。[5] 但好景不常，1900年在中國爆發「義和團之亂」，不少基督教會均受到衝擊，宣道會外籍人士殉道者達36人。而建道書院處於義和團之亂時，傳教士帶領教員和部份信徒遷移到澳門避難。[6] 當時高樂弼和翟輔民也身在梧州，他們拒絕聽從美國領事館的撤離命令，繼續留守在梧州，直到確定廣西省內的傳教士及信徒逃到安全地方為止。然而，正當義和團已經接近，二人最終乘船成功逃出梧州，與眾人會合。[7] 在高樂弼回國後，建道書院交由翟輔民負責校務。[8] 到1903年，建道聖經女校在廣州真光女校老師羅聖愛女士的協助下成立。[9] 翌年，建道聖經學院男校已共有十五人，男校院長由翟輔民擔任。[10]
當趙柳塘於1914年加入建道成為教職團隊一員後，他很快被翟輔民牧師委任為學監。趙柳塘於是為建道設立教務系統，建立學制，分科教授，使學制院規分明劃一，並於1917年頒發第一屆畢業證書。此外，趙柳塘亦參與成立學生佈道團，為佈道團制定團章，並於週末領學生出外佈道。那時，1918年，建道男女校學生已超過一百人。趙柳塘於1920年被華南宣道會按立為牧師，並在1923年成為建道院長，成為建道的首位華人院長。[11]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非基督教運動席捲全中國，很多教會學校相繼出現退校風潮。梧州建道聖經學院也受到嚴重的衝擊，不少建道學生在大環境影響下相繼退學離校，不少事工都被迫暫停。而在動盪的社會中，趙柳塘、黃原素等四位建道老師及宣道會牧師更被土匪綁架了五個月之久。不過，當緊張氣氛稍後緩和，建道仍然繼續神學教育的工作，培訓教會牧者及宣教士。就算在日本侵華時期，因著戰爭臨近梧州，建道師生也一起避難，而在逃難期間，他們仍繼續學習和佈道。

二．遷校時期

自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未幾中國隨即進入國共內戰，後來美國宣道會命令在廣西的宣道會傳教士撤退到香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趙柳塘等數名教會領袖從梧州到香港，與那些撤退到港的傳教士舉行會議，其中更討論把梧州建道搬遷到香港。 [12]

當時仍然有約七十位學生和華人教師在建道聖經學院之內，劉福羣等傳教士希望可以設法讓一部分學生到香港完成神學訓練。於是，劉福羣寫了一封信給廣西建道畢業班同學，並引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節：「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作為暗語，用以邀請他們到香港。信內沒有劉福羣牧師的署名，但建道師生卻認出他的字跡。[13] 最後有十男十女學生一起南下到香港，當時劉福羣親自到火車站接他們時，所看到的情景帶給他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說：

這些年青人看來像戰痕纍纍的老兵，我永遠忘不了到火車站接他們的情景。他們個個骨瘦如柴，隨身只帶着最簡單不過的必須用品。[14]

1950年，宣道差會決定重建戰時在長洲島上被毀的翟輔民別墅，並且無條件撥給建道復校之用，改名翟輔民紀念堂。當時翟輔民紀念堂用作女生宿舍、課室、飯堂和老師宿舍，而旁邊小屋以希乃錫（Isaac L. Hess）和程文熙（Philip L. Hinkey）命名，以紀念這兩位傳教士多年在建道的貢獻，而小屋則是當時的男生宿舍。[15]

建道聖經學院於1950年10月16日正式在香港長洲復校，這些從廣西梧州來的學生到香港完成餘下的一年課程，[16] 礙於當時建道的建築物十分簡陋，男同學都要到海邊的井打水，供全院師生使用；而且他們都是從中國大陸來到香港，故此並沒有家庭接濟及供養，衣食住行等基本需要也相當缺乏。梁得人憶述單是白麵包已讓他吃得滋味無窮。[17] 昔日參加翟輔民創辦的中華國外佈道團的梧州時期建道校友林證耶牧師正在印尼宣教，當他知道建道在香港復校後，專程從印尼到香港，向建道師生分享東南亞的福音需要。故此，那二十位從梧州到香港完成最後一年神學訓練的學生，畢業後有九人選擇去越南，七人選擇留在香港，三人去印尼，一人去澳門。[18]

1975年，宣道會西差會決定將建道移交給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接管，並指定由滕牧師接任建道神學院院長。滕近輝牧師在香港先在播道會的廣州聖經學院教學，自1952年起，滕牧師亦在建道聖經學院部分時間任教，1956年轉為全職。自此，滕牧師就與建道結下不解之緣。據滕牧師所說，他對建道有濃厚感情的原因有三：「一是因與劉福羣院長伉儷可以稱為知心之交，二是在建道事奉時間最長，三是從建道的畢業生中產生了許多位海外宣教士」。[19] 滕牧師從宣道會西差會接棒，領導香港宣道會超過三十年。滕牧師在建道曾擔任神學科主任、宣教系主任，並於1966年出任代院長一職。1975年，滕牧師牧師正式接任為建道神學院院長。[20] 滕近輝牧師在建道八十週年紀念中就曾回顧他接任院長一職時的情況：「1975年，華人教會繼承了建道的屬靈遺產，依靠主奔走前程。在過去三年多的日子裡，本院同工以戰戰兢兢的心情，渡過了「守」的階段，在父神恩待之下，學生、師資、經濟、院務各方面，經歷了「穩」。[21]」

三．新時代發展

從滕近輝牧師接過建道院長棒子的張慕皚牧師，相信是繼劉福羣牧師之後，另一位擔任院長任期最長的建道院長。1979年秋，張慕皚牧師在中國神學研究院授課半年後，就獲滕近輝牧師以建道神學院董事會主席名義，邀請出任建道神學院院長一職，後更於1984年接受宣道會區聯會和建道神學院按立為牧師。[22] 在張院長領導之下，學院有多項發展，並訂立了興建「碩士中心、聖樂樓及員工宿舍」的藍圖。此外，張院長亦先後完成白如雪樓(1984)、胡慕德紀念圖書館(1986)、近輝樓(1987)、改建福群樓(1987)、莊漢樂樓(1991)、區樹洪紀念樓(1994)、世英樓(1995)，以及百年綜合大樓(包括區樹洪紀念禮堂)(2000)等主要建築。此外，並且於2005年購置新市區校園(位於灣仔)，以成立教牧及專業進修部、信徒領袖培訓部。

在軟件上，張慕皚牧師亦帶領建道開展多個高等神學教育訓練學位。他一方面增聘不同領域的學者牧者擔任建道老師，另一方面亦開辦碩士程度以上的學位。故此，建道先在1983年開辦教牧學碩士課程，而教牧碩士(M.M.) 、道學碩士（M.Div.）、神學碩士（Th.M.）及教牧學博士（D. Min.）等課程亦於八十、九十年代相繼開辦。當張牧師退休時，亦開始籌辦哲學博士課程（Ph.D.）

張牧師擔任建道院長期間，任由老師在自己領域上自由發揮，沒有微觀操控老師的專業發展，亦甚少把自己的意願強加老師身上，不論聖樂、宣教、基督教教育、聖經研究和中國教會研究等，這造就了建道百花齊放的特色，這樣多元發展亦對華人教會貢獻良多。張院長在2001年首次準備離開院長角色時指出：「神學院有甚麼改進，有甚麼成長，都不是靠一兩個人便能達致的。建道是一個隊工，在過去的日子裡，建道有新加入的同工，也有離開的，但總括來說，有很多同工花了很長的時間一起合作、一起事奉、一起面對很多的困難，更一起看見這所神學院的成長及眾多的改革，我為這一切非常感恩」。[23]

2005年，梁家麟牧師接過張慕皚院長所交的棒，成為建道神學院第十三任院長。梁家麟院長執掌學院初期，除了落實張院長之前定下來的計劃外，硬件上亦推展校園擴建計劃，例如為了可以增加圖書館的空間及藏書量，藉以配合未來發展高等學位之所需，故此把翟輔民樓的學生中心改為書庫，將學生中心遷往艾溫思樓。[24] 數年間，學院購入六個不同大小的單位，包括肇頤樓、錦繡花園第3座、提摩太樓、碧麗花園、碧浪苑、樂苑後座，共約五千多呎。此外，多個教學課室逐步現代化，更換硬件設備外，亦可以全面上網；而且，莊漢樂樓地下的莊002和莊003 課室更合併為可容納129人的大型課室；[25] 而山頂道25D「關錫康何煥賢伉儷樓」已婚宿舍、白如雪女生宿舍裝修以及2017年九龍中心的啟用，都是梁院長帶領下的硬件發展。

至於軟件方面，梁院長先在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之下成立中國伊斯蘭研究室，以了解中國伊斯蘭教及與他們的學者對話，該研究室由退休中大歷史系劉義章教授擔任主任一職；而文化中心亦於2008年開辦普通話教牧學碩士課程，以培訓操普通話華人教牧及信徒為主，2013年，該事工更發展為獨立部門「普通話學院」；2010年，教牧及專業進修學院成立，這是為了協助牧會的傳道牧者；另一方面，「爾道自建」釋經靈修智能手機程式於2014年正式推出，讓世界各地華人可以在不同地方以這程式來靈修。

梁家麟院長把建道神學院定位為中國的神學院，為華人教會訓練人才牧養教會。梁院長在榮休晚宴講道中指出：「我視建道是我一生最主要的召命，我的榮辱所寄，任何針對個人的讚賞或冒犯，我都其實不在乎。不過任何影響建道榮譽的事，我都想押注上去，包括了，我視冒犯建道的人為我個人的仇敵」。[26]

梁院長帶領建道積極從事中國事工，他認為面對擁有千萬信徒的中國教會崛起，和海外整體加起來才二百多萬的華人信徒，只有三十多萬信徒的香港教會應思考自己如何定位和作甚麼樣的貢獻；他認為這不僅是為了幫助今天的中國教會，也是為未來的香港教會和神學院開闢生存空間。他表示，建道不能僅是香港的神學院，必須努力成為普世教會的神學院，以及中國的神學院。[27]

梁家麟院長於2017年卸任院長一職後，由蔡少琪牧師接任第十四任院長一職。然而，蔡院長接任建道院長後，不久就遇上出現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以及影響全球的新冠病毒疫症。在社會動盪不安的處境下，加上政府一連串的防疫政策，網上神學教育課程頓成為時代需要。建道神學院於是推出「無牆教室」，讓神學教育不被地域和政策限制，其影響不止於香港，還遍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這包括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地，而且不少海外宣教士因仍在宣教工場，建道網上神學教育的開始亦讓他們有機會接受裝備訓練。
另一方面，自2019年社會運動後，不少香港人因不同原因而選擇到其他國家開展新生活，當中不乏基督徒家庭，建道神學院亦思考如何關心英國教會及移英基督徒的信仰需要。面對人心不安，教會前景不明朗的時候，建道亦舉辦不同的講座和研討會，與不同的有心人和教會領袖共同思考香港教會的未來方向，因這是香港教會共同面對的課題。

而在這兩三年疫情期間，重視全時間神學生的訓練與生活，是建道神學院沒有忘記的本業。隨著時代及整個世界的改變，新一代傳道者將面對的挑戰比以往更大，學院為了讓學生有較好的環境接受裝備訓練，故此先後裝修近輝樓（男生宿舍）、飯堂和戶外籃球場。此外，亦成立「胡欽牧師講道室」，冀望以現代化科技來協助神學生的講道訓練。未來，更會成立屬靈導引室，讓學生探討屬靈導引相關的課題。

小結

建道神學院快將迎向125週年。在這一又四分之一的世紀中，雖然多次出現社會動盪不安，甚至是紛亂和黑暗的環境，但建道神學院仍努力在動盪困難中堅守神學教育的使命，為基督教會培育新一代的傳道者，以服侍本地和外地教會的福音需要、人心需要。

 

[1] 滕近輝編譯：〈本院創辦人：高樂弼院長傳略〉，《建道神學院七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建道神學院，1969），頁6。

[2]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5～17。

[3] 劉福羣著，李世勳、王珊譯：《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42。

[4] 林證耶：《翟輔民傳》（香港：宣道出版社，1981），頁39。

[5]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40、43。

[6]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41、43。

[7] 羅拔尼告洛、約翰沙雲、森娒史圖斯著，許雲嫻、文逢參譯：《全然為主：宣道會百年史》第三版（香港：宣道出版社，2014），頁164。

[8] 林證耶：《翟輔民傳》，頁41、43。

[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57。

[10]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43。

[11] 李超然：〈趙柳塘牧師生平事略〉，楊濬哲主編：《懷念趙柳塘牧師》（香港：靈水出版社，1986），頁72－73。

[12]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12－1113。

[13]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30～31。

[14]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31。

[15] William C. Newbern, “The Wuchow Bible Institute 1945; 1951,” The China Tidings (January 1951): 10.

[16] Newbern, “The Wuchow Bible Institute 1945; 1951,” 10.

[17] 〈梁得人：蹤跡遍寰宇〉，朱秀蓮等編著：《我們的薦書》（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155。

[18] Newbern, “The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606-8.

[19] 滕近輝：《都是恩典：滕近輝回憶錄》第三刷（香港：宣道出版社，2010），頁35－36。

[20]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269－270。

[21] 滕近輝：〈前瞻〉，《建道神學院八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建道神學院，1981），頁23。

[22] 〈張慕皚院長的生平事略〉《張慕皚紀念特刊》（香港：九龍城浸信會，2017），頁6－7。

[23] 張慕皚：〈院長的話〉《建道通訊》124期（2001年7月），頁2。

[24] 梁家麟：《建道小說》（香港：建道神學院，2018），頁55－56。

[25] 梁家麟：《建道小說》，頁67。

[26] 記錄於梁家麟院長榮休講道。2018年5月25日。

[27] 梁家麟：《建道小說》，頁81。

原載於《建道通訊》213期，2023年10月，頁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