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勾勒正義戰爭論、正義和平與宗教反戰主義概念的強處與弱處。接續探索積極參與和平，並喚召讀者留意保羅的信、愛、望三結合，來處理縈繞心頭與滋生衝突的過去。

當我們討論戰爭與和平具體的方面時，需要認真思考其中一個關鍵詞「犧牲」，因為犧牲的概念往往被利用來鼓動民族主義與正義戰爭。有些時候，為一些高尚原因而死，被視為合理。事實上，在戰爭中為國陣亡的人，會受表揚為犧牲高尚。同樣，為神而死的人受歌頌為烈士。國家與宗教信奉為某些高尚使命而死的邏輯。

為神而死的人受歌頌為烈士。國家與宗教信奉為某些高尚使命而死的邏輯。這共通之處往往導致民族主義和宗教的結合。換言之，宗教的作用可以補充一個國家所需的犧牲邏輯。回應這樣一種犧牲邏輯，和平主義應當比純粹理想主義更具體充實。

本文嘗試為申命記七章1至8節進行神學詮釋，指出這段經文滅迦南七族的吩咐應以「耶和華是一主」的神學確信（申六4∼5）來理解，主張我們應以喻意的解釋來詮釋申命記七章1至8節的吩咐，說明「耶和華是一主」的信仰理應佔據人的心，並藉剷除心中的偶像表明這信仰的不能妥協性。

耶利米和約瑟夫都被視為是十分複雜的人物，兩者都在其民族面對強大軍事威脅時作出勸降的言論和出降行動，但後代對耶利米和約瑟夫的行為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文章指出，啟示錄的目的是要透過顛覆性的喻象和語言，刺激讀者以另類眼光來理解周圍的政治現實，放棄眼前的政治經濟好處，持守忠心見證，堅持最後效忠上主。

本文將根據前尼西亞教父的作品，主張他們反對主要的理由大多出於牧養和倫理上的考量過於神學上的論說，而且當時整個情景是比一般所呈現的更為複雜與微妙的。

本文在「願你的國度降臨」這禱告—行動的框架上，比較巴特與侯活士政治倫理的差別，並嘗試找出兩位神學家在政治倫理在終末向度上 的差異—— 上帝國度、上帝公義與人的國度、人的公義之間的張力如何在「願你 的國度降臨」的禱告中被理解？

Kant is well known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of modern liberal democracy: his political theory reaches its climax in the ground-breaking work, Perpetual Peace (1795), which sets out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a world federation of states united by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Whereas the legal rights supported by democracy and 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go a long way to prepare for world peace, Kant's conviction is that it will be ultimately impossible without support from healthy reli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