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梧州時期的文字事工

自建道聖經學院於1915年成立學生佈道團後，佈道團就立即開展文字工作，並且定期出版刊物來推動和報告佈道團的工作。1916年春，佈道團開始嘗試推動文字佈道的工作，首個寧馨兒就是《佈道報》。一十年代中國基督教的文字事業還是一塊荒地，並不興旺，出版機構和刊物也不多。佈道團為了這緣故，就嘗試辦一份官方刊物《佈道報》。當《佈道報》出版後竟大受歡迎，讓他們感到十分意外，《佈道報》更銷售到各省外埠和美國等處。1916年3月20日，佈道團在宣道會禮拜堂舉行佈道團一週年紀念和佈道報創刊典禮，並舉行佈道大會。是年秋天，因出版工作十分繁重，故此佈道團決定安排專人負責，故此「文字佈道部」亦因此而成立。1917年，《佈道報》銷量大增，立即出現經濟困難和人材缺乏的問題，於是他們決定由季報改為學期報。1920年，《佈道報》的出版開始困難，但因佈道團職員和趙柳塘牧師的不斷鼓勵，勉強作可以繼續出版。不久，梧州發生「兵燹」，加上經濟困境，故此不得不停刊。當時佈道報終止號的緊要啟示說：

……本期勉強出版，而以終止號名之，實為本校眾同學不得已之辦法。將來或續辦或改組，惟聽天父之旨意行之，不敢以人意違主旨圖空名也。……[1]

1924年11月，佈道團決定把停辦的《佈道報》復刊，並易名為《佈道期刊》。[2] 希望以「補口傳的不及」及「使遠方同胞間接得益」[3] 復刊的《佈道期刊》是由期刊改為不定期刊，由書本式風格改為週刊式。內容除了團務報告外，亦刊登兩篇文章。那時《佈道期刊》是不收取報費的，起初他們希望每學期（半年）出版兩至三期，可是到1927年一學期也不能出版一期。1928年，當時佈道團立定心志，每學期必須出版一次，除了團務報告外，亦會刊登一兩篇文章，這些文章的讀者對象是對內的信徒。然而，他們仍面對「鬧稿荒」的問題，不過當時佈道團認為自己定位清楚。[4] 他們認為那時的教會「靈性的缺乏」和「精神的喚散」，當這樣的教會面對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時，他們形容那是「密佈着惡魔暗毒的火箭」和「非教者殘酷的手段」。面對困難重重的時代困難，任何人都在「靈性上無限的孤單和枯寂」和「生活上無限的憂悶和悲苦」。而佈道團認為只有在「主裏面滿具着『合而為一』的精神，彼此團結，互為禱告，在工作上有深切的互助、在心境上有熱烈的同情」。可是，若要達到此目的，那就得依靠文字工作，這就成為佈道團出版刊物的目的。[5] 某程度上，佈道團這刊物是聯繫建道學生和校友的重要媒介，他們指出：

我們見得歷年來由我們這裡出去，而任教會職的可是不少，散處於兩廣和港澳南洋暹越的實數許多。最可憐的那些遠處異域，和深居鄉間的，是何等的寂寞而無聊！苦悶而煩惱！他們有了什麼難過或難解決的問題，他們只有口對鼻講，誰能與他表同情呢？雖然主耶穌常在他們身旁，但照人的弱點，少不免要有些可見的東西，藉以得着點安慰和樂望！況且我們多年的同學各別東西，如今也可能藉着這個刊以得着親近而相談了。最要的，我們是學生，一切的都在幼稚期內，如果得着外便各方已有經驗的同勞們的指助，則於工作上自然事半功倍。但倘若我們沒有這刊的報告，誰能知曉而指導呢？為了以上以的原因，「佈道」就要負起這個使命了。[6]

二十年代佈道團完全感受何謂「辦報難」，作為當時的神學生，這工作亦會使他們感到力有未逮。可是，他們為了可以維繫建道校友外，亦希望在外努力傳道工作之人，既感到後方有一群神學生關心和支持外，亦希望他們知道學院和其他在不同地方的傳道工人之需要。誠然在十多年間，佈道團刊物停刊又復刊，復刊又停刊。當時曾有著名「正言」的人感慨地指出「這部分所出版的『佈道』，他是本團的寧馨兒；他是我們戰場上的傳達者，工場中的綠衣人，本團與前方的同志們要藉着他來聯感情，通聲息。可是仔屢活而屢死的。其所以致此者，一則因經濟之困難，再則因人才之缺乏，負責者學識謭陋，經騐不深，加以指導欠人，意外叢生。既因為左來不順遂，加來不如意，復經過幾番磨折，怎不呌我們缺乏經騐和毅力的『學生』有點灰冷呢？」[7]

佈道團的文字工作一直是困難的事工，到加上中國社會戰亂和動盪，這帶來的影響更是嚴重。然而，這情況一直到六十年代《播種人》出現，佈道團的文字事工才可以穩定出版至今。

二．在香港的文字工作：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後，劉福群牧師在香港續辦建道聖經學院。五十年代末，建道開設「報學班」，邀請余也魯教授此學科。余也魯當時已經有二十多年新聞工作的經驗，致力推動教會文字事工。[8] 在當時的香港神學教育中，建道是最先開設這課程的神學院。[9] 當時有四十位學生報讀余也魯的「報學班」，余老師把學生分成兩組，每組負責一期，彼此競爭。無論採訪、寫作、編排及校對都是由學生負責。當兩期出版後，再由劉福群院長和教授們評判，優勝者可獲獎品。[10] 余也魯談起建道的報學班時說：「在本系畢業後，應該可勝任報館雜誌的工作」。余更認為「目前教會文字工作落後，需要趕快追上，盼望在三、五年內，教會文字工作大大興旺，出更多刊物，出幾份報紙……」[11] 因得到余也魯的協助，佈道團成功出版於1960年出版《播種人》創刊號，這事工至今仍然延續着。文字部除了負責出版《播種人》外，他們亦為了協助團員於長洲的佈道工作，故此亦自行出版福音單張，分別是《拜真神得真福》，《信耶穌有飯吃嗎》和《你的船上排了嗎？》。[12]

《播種人》自成立初期開始，逐漸變成一本基督教雜誌。它成為「喚起校友工作的熱誠，幫助信徒屬靈生命的滋長」。然而，當鄺炳釗於1967年間擔任《播種人》編輯的時候，卻嘗試把這刊物改變風格，大部分文章都由當時的同學撰寫和翻譯。鄺參加了當時文字工作者講習會，並且把所學的引入《播種人》之內，鄺炳釗說：

1. 我們的寫作務必需適合時代的需要。不能墨守成規，和時代脫節。二十世紀的今天，無神主義猖獗傳播，故我們的著作應針對「無神論」。現今人類講求「快捷」，不願多費時間，故我作文不應長篇累贅，乃要簡短生動。

2. 不要慣用一些深奧名詞。我們常不自覺的，用一些難懂的基督教字彙。例如「倒空」，基督徒或知其意；但非基督徒卻完全摸不着端倪了。主耶穌是最偉大的教師，他所用的譬喻都是淺顯而明的。

3. 不可單寫宣揚自己的東西。過份的誇張、渲染、都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某教授曾指出今天的「個人見證」已經變成了「見證個人」，可見今天的寫作品是趨於個人主義而忽略了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可貴是它的誠實性。奧氏以神為這本書的讀者，故誠實把心中的思想意念寫出；致該書能膾炙人口，叫多人蒙恩。

4. 千萬不要寫千稱一律的文章。有人指出基督教小說的三步曲是犯罪、悔改、信主。我們亟需新的變化，新的風格，寫出富人情味和充滿愛的文章。

總而言之，我們要戒避無文弄墨；要設身處地站在讀者的地位上，寫出一些能實際幫助人的作品、傳揚福音，闡釋真道。[13]

《播種人》這份半年刊，由成立至今已成了佈道團的一項特別工作。而六十年代開始，讀者已經遍佈全世界。劉福羣指出，《播種人》在當時的中文屬靈刊物中評價甚高。[14] 然而，對於每一屆新擔任文字部的同學而言，《播種人》的風格始終是難以捉摸。洪同勉曾重新翻閱過往的出版刊物後，認為《播種人》沒有固定的型式，但立場和目標卻是貫通的，洪同勉認為：

播──我們的使命

或播放、或播揚、都意味着把種籽、言語、聲音散佈到四方去。本刊的任務，無非要將我們的信仰，建道家的見證，藉文字作工具，帶往世界每一個我們可以到的角落去。

種──我們的內容

大衛的「種」──基督是我們信仰唯一的根基。神的話是不能朽壞、生命的種子。本刊願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傳了純正話語的規模。我們不願意堅守基要信仰的立場，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闡明神的奧秘。

人──我們的立場

神愛世人。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現今升到天上為人代求，紜來要再來與人同享榮耀。「人」是神在宇宙中愛的對象，神亦重看人，將傳福音迢最神聖的任務託付屬他的人。我們願意遵行神的旨意，向世上的人，宣告和神愛人的肺腑。[15]

早期《播種人》的印刷數量只有數百，但隨著年日的增長，《播種人》的印刷數量亦不斷增加，到1978年1月第三十七期，印刷數量已達二千五百本。可見《播種人》愈來愈受讀者歡迎。[16] 《播種人》由創辦至今，也是建道學生佈道團的重要事工。

註腳：
[1]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5，18。
[2]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9。
[3] 〈團務畧述〉《佈道期刊》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11月），頁58－59。
[4]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2。
[5]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2。
[6]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3。
[7] 正言：〈進言〉《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6。
[8] 甘注恩：〈我們參加了筆部隊〉《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4。
[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148。
[10] 編輯部：〈發刊詞〉《播種人》第一期（1960年1月），頁3。
[11] 甘注恩：〈我們參加了筆部隊〉《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4。
[12] 天名：〈一個小嘗試：自己出版福音單張〉《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1。
[13] 鄺炳釗：〈編後話〉《播種人》第十七期（1967年12月），頁72。
[14]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48。
[15] 洪同勉：《播種人》第二十二期（1970年6月），頁1。
[16] 盧炳照：〈編後語〉《播種人》第三十七期（1978年1月），頁62。

原載於《播種人》第81 期，2016年6月，頁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