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相遇以降，祭祖問題一直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迄今未有止息。[1]事實上，在整部中國（新教）教會史中，要找出一個具體的課題，能夠引發教會內、外延綿近二個世紀的關懷與討論，除了祭祖問題外，實在無出其右。要是我們把十六世紀天主教傳教士對這問題的討論，及隨後教廷與康熙間引發的「禮儀之爭」也包括在內的話，則祭祖問題對中國教會的困擾，更長達四個世紀之久！

其實，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相遇過程中，確就若干的課題引起不同程度的衝突，例如與儒家思想的關係、與中國社會倫理的整合、與中國民間宗教傳統的矛盾等等。扼要而言，這些衝突，若屬於倫理層面，則較容易取得協調的可能，但一旦涉及宗教層面，便較難調和。即以儒家思想而言，若我們視之為 一套道德、倫理的體系，比強調其宗教性更易為基督教所接納。不過，隨著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紀後已不復其獨尊的樞紐地位，今天基督教要面對的，毋寧是作為「社會化儒學」 (social Confucianism ) 或「散佈式儒家」（diffused Confucianism ) ，多於昔日的「 帝制儒學」( imperial Confucianism ) 或 「制度化儒學」 ( 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 。毋庸置疑，儒學在今天，已非中國文化的主流，故此有學者更認為，基督教在思考本色化工作時，不應再以幾千年前在中圖構成的儒家思想體系為對象，反倒應重視在不斷演變與創新的中國文化。因為我們傳福音的對象，是此時此地的中國人，而非二千年前，或一百年前的中國人。[2]

相對來說，中國人之參與祭祖，在本質上卻同時兼具宗教、社會、道德意義，經過千百年的傳承，此等意義已經彼此融合，根本不能輕易予以區別。基督教在回應上，顯然因涉及其宗教意義，而無法認同。與此同時，即使在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中圖人之祭祖，或許在儀式 ( rituals ) 上已隨著時代及社會的變遷而有所變化，但其背後的信念(beliefs) ，其實與傳統祭祖的行為，仍是頗為一致的 。換句話說，祭祖的正統思想(orthodoxy) 比正統行為 (orthopraxy) 佔有更為壓倒性的意義。[3] 註3 職是之故，祭祖問題至今仍成為華人教會不能不面對的課題。

為此，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特別開展了一項名為「中國祭祖問題」的研究計劃，希望能對祭祖在中圖文化的意義、西方傳教士及中國教會 領袖對祭祖問題的態度、及今日基督教會的回應等課題，作出深入的評檢。

本研究計劃由梁家麟博士及邢福增博士主持，將於一九九七年中完成並收於「文化集刊」出版 。

註：
[1] 臺灣華人教會在近十年間，便先後召開過兩次會議，討論有關因應之道，詳參兩次會議的論文集。教會更新研究發展中心編：《基督徒與敬祖——敬祖研討會彙編》（臺北：該會，1985)，出頭天神學工作室編：《基督徒與祭祖》（臺北：雅歌出版社，1994)。即使在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亦有信徒對此問題感到十分困惑。例如在一九九六年四月號的《天風》上，便刊載了浙江松腸一位信徒的來信，表示有—個基督徒已經安息離世，但他尚未信主的子女卻仍按照民間的傳統風俗祭祀。此舉令這位信徒十分不安，特來函詢問這對一個在主裡安息的人有沒有影響和不利。〈有人向已故信徒燒紙，怎麼辦？〉，《天風》，1996年4月，頁36。
[2] 參吳利明：〈從文化層面探討本色化問題〉，《文藝》，第3期(1982年9月），頁20。
[3]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Evelyn S. Rawski,“A Historian’s Approach to Chinese Death Ritual,”in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 Modern China, ed. James L. Watson & E.S. Rawski (Calif. :Univ. of Calif.,1988),pp.21-29.

原載於《建道通訊》106期，1996年12月，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