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第十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分享/何世傑

筆者感恩十分榮幸能參加這次研討會!講者們不但善於溝通、有學養,對所擅長的課題也是高瞻遠矚的。這次研討會把各方的學者招聚在同一時空下,大家以尊重的態度來聆聽和討論,也以真摯的態度來回應。

在「政教」這個課題上,邢福增博士分享內戰時期出現了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群體,統稱為「地下黨員」。他們是信奉基督教的共產黨員,以不同的身份掩飾,從事地下工作。一位與會者分享了她的看法,她引述自己父親的經歷,她相信在內戰時期那些參與不同政黨的人,他們並不能預知到,自己所加入的政黨會對日後的基督教實施不同方面管制。筆者看見台上講者和台下聽眾的互動和互補,讓大家能多一個角度來思想這個課題,繼續追尋和貼近真相。

在「醫療」這個課題上,講者Ingunn Folkestad Breistein提到靈實醫院的創辦 人-挪威宣教士司務道的見證。她開展的醫療服事都是以禱告為優先,因她相信一切都是主的工作。這見證深深地感動了筆者,很佩服她在任何情況下都順服主的帶領,甘心樂意地幫助病患和受傷者。

在「人物」這課題上,李志剛牧師講述了〈內戰時期上海音樂教育人才的復興及其後對香港聖樂教育的貢獻〉。李牧師整理了近百位華人音樂家的貢獻為脈絡,也詳盡地探究了上海音樂教育的發展,包括上海公共樂隊、雅樂社、國立音樂院和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當中提到在內戰時期有為數不少的音樂界人士因逃避戰火來到香港,繼續在香港發展音樂,並在香港成立了音樂學院,其中有中華音樂院和基督教中國聖樂院。這些音樂家就好像早期教會那些被逼迫離開耶 路撒冷的信徒一樣,帶著他們的音樂跑到那裡,傳到那裡,並繼續以音樂影響身邊的人,同時也深深地影響了香港教會的崇拜音樂。他們對香港教會的聖樂貢獻是不容被忽視的。李牧師也提到戰爭時期很多俄國音樂家為了離開動盪的祖國,而來到中國繼續音樂的發展。這也令筆者回想起兒時的音樂啟蒙老師也曾分享過,他在內地的音樂學院學習手風琴時,老師也是俄國人呢。

筆者覺得戰爭絕對是一件惡事,為逃避戰爭而離鄉背井的人是十分悽涼的。不過這些逃難者對音樂的熱誠和永不放棄的精神,令他們的音樂能在另一塊自由的地土上茁壯成長,甚至更能發揚光大!筆者感激上帝在苦難中保守了這些前輩。

筆者問自己這次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對教會及信徒有甚麼幫助?筆者是金巴崙長老會長洲堂的宣教師。這教會是在1952年建立,也是金巴崙長老會香港區會在香港建立的第一所小教會,是僅僅佔有一丁點中國土地的教會。

長洲堂的一些長者曾經分享過他們當年戰亂時,逃難來到香港的情况。他們親眼見過有人被迫去跳海了結生命,他們看着卻只能噤若寒蟬。那些討論的課題距今也只是六十年內的事,大家既是中國人,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自然對他們的經歷和困難更容易明白,在牧養他們和向他們傳福音時更容易有共鳴。

筆者深受甘汝誠老師影響。他曾經告訴筆者:「有惡人出現時候,請立刻離開危險之處,因為惡人的殘暴是你不能想像,他們的行為沒有理性和道理。」當然,如果有能力便可立即離開,甚至可以帶領其他人離開。然而那些沒有體力和能力的人,他們所遭受的苦況就只能好像「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了。

了解歷史愈多,就發掘到愈多負面的傷痕,而正面的觀感就愈少了。我們要努力不讓這些負面的情緒或傷痕影響情緒,應努力在現時的處境,使用有限的時間和生命,去幫助和建設社群。但願筆者能在這牧養路途上努力,盼望能繼續與眾教會一同等待基督的再來。就讓我們一同「像基督,呈現基督」。阿們。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6期,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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