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執家傳之寶:佈道團文字工作百年的挑戰與貢獻/陳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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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梧州時期的文字事工
自建道聖經學院於1915年成立學生佈道團後,佈道團就立即開展文字工作,並且定期出版刊物來推動和報告佈道團的工作。1916年春,佈道團開始嘗試推動文字佈道的工作,首個寧馨兒就是《佈道報》。一十年代中國基督教的文字事業還是一塊荒地,並不興旺,出版機構和刊物也不多。佈道團為了這緣故,就嘗試辦一份官方刊物《佈道報》。當《佈道報》出版後竟大受歡迎,讓他們感到十分意外,《佈道報》更銷售到各省外埠和美國等處。1916年3月20日,佈道團在宣道會禮拜堂舉行佈道團一週年紀念和佈道報創刊典禮,並舉行佈道大會。是年秋天,因出版工作十分繁重,故此佈道團決定安排專人負責,故此「文字佈道部」亦因此而成立。1917年,《佈道報》銷量大增,立即出現經濟困難和人材缺乏的問題,於是他們決定由季報改為學期報。1920年,《佈道報》的出版開始困難,但因佈道團職員和趙柳塘牧師的不斷鼓勵,勉強作可以繼續出版。不久,梧州發生「兵燹」,加上經濟困境,故此不得不停刊。當時佈道報終止號的緊要啟示說:
……本期勉強出版,而以終止號名之,實為本校眾同學不得已之辦法。將來或續辦或改組,惟聽天父之旨意行之,不敢以人意違主旨圖空名也。……[1]
1924年11月,佈道團決定把停辦的《佈道報》復刊,並易名為《佈道期刊》。[2] 希望以「補口傳的不及」及「使遠方同胞間接得益」[3] 復刊的《佈道期刊》是由期刊改為不定期刊,由書本式風格改為週刊式。內容除了團務報告外,亦刊登兩篇文章。那時《佈道期刊》是不收取報費的,起初他們希望每學期(半年)出版兩至三期,可是到1927年一學期也不能出版一期。1928年,當時佈道團立定心志,每學期必須出版一次,除了團務報告外,亦會刊登一兩篇文章,這些文章的讀者對象是對內的信徒。然而,他們仍面對「鬧稿荒」的問題,不過當時佈道團認為自己定位清楚。[4] 他們認為那時的教會「靈性的缺乏」和「精神的喚散」,當這樣的教會面對非基督教運動的衝擊時,他們形容那是「密佈着惡魔暗毒的火箭」和「非教者殘酷的手段」。面對困難重重的時代困難,任何人都在「靈性上無限的孤單和枯寂」和「生活上無限的憂悶和悲苦」。而佈道團認為只有在「主裏面滿具着『合而為一』的精神,彼此團結,互為禱告,在工作上有深切的互助、在心境上有熱烈的同情」。可是,若要達到此目的,那就得依靠文字工作,這就成為佈道團出版刊物的目的。[5] 某程度上,佈道團這刊物是聯繫建道學生和校友的重要媒介,他們指出:
我們見得歷年來由我們這裡出去,而任教會職的可是不少,散處於兩廣和港澳南洋暹越的實數許多。最可憐的那些遠處異域,和深居鄉間的,是何等的寂寞而無聊!苦悶而煩惱!他們有了什麼難過或難解決的問題,他們只有口對鼻講,誰能與他表同情呢?雖然主耶穌常在他們身旁,但照人的弱點,少不免要有些可見的東西,藉以得着點安慰和樂望!況且我們多年的同學各別東西,如今也可能藉着這個刊以得着親近而相談了。最要的,我們是學生,一切的都在幼稚期內,如果得着外便各方已有經驗的同勞們的指助,則於工作上自然事半功倍。但倘若我們沒有這刊的報告,誰能知曉而指導呢?為了以上以的原因,「佈道」就要負起這個使命了。[6]
二十年代佈道團完全感受何謂「辦報難」,作為當時的神學生,這工作亦會使他們感到力有未逮。可是,他們為了可以維繫建道校友外,亦希望在外努力傳道工作之人,既感到後方有一群神學生關心和支持外,亦希望他們知道學院和其他在不同地方的傳道工人之需要。誠然在十多年間,佈道團刊物停刊又復刊,復刊又停刊。當時曾有著名「正言」的人感慨地指出「這部分所出版的『佈道』,他是本團的寧馨兒;他是我們戰場上的傳達者,工場中的綠衣人,本團與前方的同志們要藉着他來聯感情,通聲息。可是仔屢活而屢死的。其所以致此者,一則因經濟之困難,再則因人才之缺乏,負責者學識謭陋,經騐不深,加以指導欠人,意外叢生。既因為左來不順遂,加來不如意,復經過幾番磨折,怎不呌我們缺乏經騐和毅力的『學生』有點灰冷呢?」[7]
佈道團的文字工作一直是困難的事工,到加上中國社會戰亂和動盪,這帶來的影響更是嚴重。然而,這情況一直到六十年代《播種人》出現,佈道團的文字事工才可以穩定出版至今。
二.在香港的文字工作:
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轉後,劉福群牧師在香港續辦建道聖經學院。五十年代末,建道開設「報學班」,邀請余也魯教授此學科。余也魯當時已經有二十多年新聞工作的經驗,致力推動教會文字事工。[8] 在當時的香港神學教育中,建道是最先開設這課程的神學院。[9] 當時有四十位學生報讀余也魯的「報學班」,余老師把學生分成兩組,每組負責一期,彼此競爭。無論採訪、寫作、編排及校對都是由學生負責。當兩期出版後,再由劉福群院長和教授們評判,優勝者可獲獎品。[10] 余也魯談起建道的報學班時說:「在本系畢業後,應該可勝任報館雜誌的工作」。余更認為「目前教會文字工作落後,需要趕快追上,盼望在三、五年內,教會文字工作大大興旺,出更多刊物,出幾份報紙……」[11] 因得到余也魯的協助,佈道團成功出版於1960年出版《播種人》創刊號,這事工至今仍然延續着。文字部除了負責出版《播種人》外,他們亦為了協助團員於長洲的佈道工作,故此亦自行出版福音單張,分別是《拜真神得真福》,《信耶穌有飯吃嗎》和《你的船上排了嗎?》。[12]
《播種人》自成立初期開始,逐漸變成一本基督教雜誌。它成為「喚起校友工作的熱誠,幫助信徒屬靈生命的滋長」。然而,當鄺炳釗於1967年間擔任《播種人》編輯的時候,卻嘗試把這刊物改變風格,大部分文章都由當時的同學撰寫和翻譯。鄺參加了當時文字工作者講習會,並且把所學的引入《播種人》之內,鄺炳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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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寫作務必需適合時代的需要。不能墨守成規,和時代脫節。二十世紀的今天,無神主義猖獗傳播,故我們的著作應針對「無神論」。現今人類講求「快捷」,不願多費時間,故我作文不應長篇累贅,乃要簡短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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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慣用一些深奧名詞。我們常不自覺的,用一些難懂的基督教字彙。例如「倒空」,基督徒或知其意;但非基督徒卻完全摸不着端倪了。主耶穌是最偉大的教師,他所用的譬喻都是淺顯而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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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單寫宣揚自己的東西。過份的誇張、渲染、都不能引起讀者的共鳴。某教授曾指出今天的「個人見證」已經變成了「見證個人」,可見今天的寫作品是趨於個人主義而忽略了神。奧古斯丁的懺悔錄可貴是它的誠實性。奧氏以神為這本書的讀者,故誠實把心中的思想意念寫出;致該書能膾炙人口,叫多人蒙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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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寫千稱一律的文章。有人指出基督教小說的三步曲是犯罪、悔改、信主。我們亟需新的變化,新的風格,寫出富人情味和充滿愛的文章。
總而言之,我們要戒避無文弄墨;要設身處地站在讀者的地位上,寫出一些能實際幫助人的作品、傳揚福音,闡釋真道。[13]
《播種人》這份半年刊,由成立至今已成了佈道團的一項特別工作。而六十年代開始,讀者已經遍佈全世界。劉福羣指出,《播種人》在當時的中文屬靈刊物中評價甚高。[14] 然而,對於每一屆新擔任文字部的同學而言,《播種人》的風格始終是難以捉摸。洪同勉曾重新翻閱過往的出版刊物後,認為《播種人》沒有固定的型式,但立場和目標卻是貫通的,洪同勉認為:
播──我們的使命
或播放、或播揚、都意味着把種籽、言語、聲音散佈到四方去。本刊的任務,無非要將我們的信仰,建道家的見證,藉文字作工具,帶往世界每一個我們可以到的角落去。
種──我們的內容
大衛的「種」──基督是我們信仰唯一的根基。神的話是不能朽壞、生命的種子。本刊願靠神的恩典和能力,傳了純正話語的規模。我們不願意堅守基要信仰的立場,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闡明神的奧秘。
人──我們的立場
神愛世人。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現今升到天上為人代求,紜來要再來與人同享榮耀。「人」是神在宇宙中愛的對象,神亦重看人,將傳福音迢最神聖的任務託付屬他的人。我們願意遵行神的旨意,向世上的人,宣告和神愛人的肺腑。[15]
早期《播種人》的印刷數量只有數百,但隨著年日的增長,《播種人》的印刷數量亦不斷增加,到1978年1月第三十七期,印刷數量已達二千五百本。可見《播種人》愈來愈受讀者歡迎。[16] 《播種人》由創辦至今,也是建道學生佈道團的重要事工。
註腳: [1]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5,18。 [2]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9。 [3] 〈團務畧述〉《佈道期刊》第一卷第一期(1924年11月),頁58-59。 [4]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2。 [5]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2。 [6] 〈一封公開的信〉《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3。 [7] 正言:〈進言〉《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6。 [8] 甘注恩:〈我們參加了筆部隊〉《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4。 [9]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局,1979),頁148。 [10] 編輯部:〈發刊詞〉《播種人》第一期(1960年1月),頁3。 [11] 甘注恩:〈我們參加了筆部隊〉《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4。 [12] 天名:〈一個小嘗試:自己出版福音單張〉《播種人》第二期(1960年3月),頁21。 [13] 鄺炳釗:〈編後話〉《播種人》第十七期(1967年12月),頁72。 [14] 劉福羣:《十架與冠冕》,頁148。 [15] 洪同勉:《播種人》第二十二期(1970年6月),頁1。 [16] 盧炳照:〈編後語〉《播種人》第三十七期(1978年1月),頁62。
原載於《播種人》第81 期,2016年6月,頁11-14。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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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衡
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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