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教牧學博士課程「中國文化與教牧事工」一科的講授,對我而言是饒有紀念意義的,因為它是我在建道十年教學生涯中,第一科涉及實用神學的科目。

在歐洲較古老的神學教育系統裡,敎授個別經卷的聖經科老師,多數是初入行的年輕伙子;系統神學是讓那些已在聖經神學有相當造詣的人鑽研的;而實用神學則只有貫通聖經與教義傳統,且對教會與世界有足夠瞭解的學者與牧者,才堪任教。這與北美把實用神學與其他神學科目相對地獨立出來的做法大異其趣。

我自己頗傾向歐陸式的古老傳統,也立志在五十歲以後,並在對教會論有較深刻反省與探索後,才著手思考諸如講道、牧養事工等實用神學課題。不料因為學院開辦教牧學博士課程,蒙李耀全博士等的邀請,提前了多年闖入這個我在心理上仍視為禁地的領域去。

當然我的責任只在為教牧學博士同學提供一個探索本土牧養模式的中國文化背景知識,仍不算真箇從事實用神學研究。但是在將文化與社會的脈絡描述過後,總仍得做一些把中國文化與教牧事工接合的反省與建議;並且,班上那群勇猛的同學(我們真的是一「同學」習!)的踴躍發言,提供各樣真實案例,及將一些未經屬靈包裝的事奉經歷與感受分享出來,思想上的激盪,迫使我不得不讓一些尚未成熟的個人想法也如實招出。如此,我也不能自限在只提供中國文化的背景脈絡之上,事實上已深入禁區了。

一個強烈的感受是:華人神學教育喊本色化喊了大半個世紀,惟至今在絕大部分的學術領域,仍未做出及格的成績來。但建立本土牧養事工的需要卻又是真實而迫切的,結果嘛,中國人便又發揮他們擅長的知行分身術,說的是西方理論,實際做的卻是咱家的一套。

這是有待我們——特別是神學教育者——清繳的賬單。互勉。

原載於《建道通訊》101期，1995年9月，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