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著撰寫《華人宣道會百年史》,數年來致力翻查宣道會在過去一世紀中於全球各地發展的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諸般請托,多番撲空,箇中艱苦處,難以筆墨言說。

中國人素重歷史,非常注意史料的收集與歷史的編纂。改朝換代後,新朝的一件要務,是委出專責人員與工作隊伍,為前朝編寫官方歷史。這是新朝確定其法的重要依據。中國的史籍汗牛充棟,在史學研究方面,與任何古老民族相較,都是不用羞慚的。

與希臘的柏拉圖主義者之認為上帝是不動不變者不同的是,中國人甚少靜態地觀照宇宙萬物,亦不視真理(天道)為一成不變的。他們卻相信事物在不斷變化中,並留意其生成變化,致力發掘變化的現象背後的不變規律。中國人重視事物的因果關係,認定過去、現在與未來是相互緊扣的,今天種下的果,便成了明天事物發展的因;人做任何抉擇,不能僅考慮一己或即時的利害,必須顧及對後世的影響,他們得對子孫萬代負責。再者,中國人的不朽觀念導致他們重視後代的評價,不能遺臭萬年,做歷史的罪人,故亦特別謹慎自己的行為,不使其對後代產生負面的影響。

不過,華人教會的歷史觀念卻出奇淡薄,不太重視過去。許多宗派與堂會,不要說沒有完整詳盡的歷史紀錄,連基本的史料文獻都遺佚至蕩然無存。就算有一個所謂官方版本的史略,亦不過是輾轉傳抄,諸如十週年抄五週年的,虛應故事;他們寧可花上十萬元來辦個十週年感恩盛筵,也無意注資來編整過去的史錄。此外或許是教會寸金尺土的緣故,他們對舊檔案的揚棄,從來都是瀟灑而決絕的,用句廣東話說:「絕不手軟」。

華人教會史門淡薄的原因,是頗值得尋究的。筆者沒有仔細研究過,單以常識推斷,大抵有以下三項:其一,為了對抗自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自由神學將聖經與神學歷史化、處境化,從而相對化的潮流,基要主義者堅持基督教是永恆(超時空)的與絕對(非處境)的,信仰與歷史無涉。其二,因著對理性化與人本中心的神學研究及其流弊過激的反應,華人教會過去頗有反學術與反理性的傾向,不注重學術研究;他們往往亦將人的作為與上帝的作為對立,視為相互抵銷、無法並存的東西,故過分強調人在歷史中的作為,將會忽略了上帝壓倒性的角色與地位。其三,華人教會實用主義的取向,使他們對實務(佈道植堂)以外的所有事物不感興趣,歷史研究這般沒有實用價值的工作,當然得被摒棄。

筆者無意自吹自擂,誇大歷史研究的價值,但對以上史門淡薄的現象,卻亦深以為憂。

歷史的功用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是我們橫以參考的經驗累積,亦是一個群體的共同記憶與身份所由寄處。沒有過去,便根本無法定義現在,遑論為未來形塑路向了。我們的身分、位置、性格及使命,統統與歷史息息相關。

歷史的發展絕不是單線的,亦無固定的軌跡可尋(筆者不是辯證唯物論或任何形式的歷史決定論者),不能簡單地總結出一兩條規律來;但是,過去的經驗是我們唯一可以參照的資料庫,離開歷史,我們的抉擇和行動,便一無所依,完全任意了。所以,我們還是得在歷史中汲取教訓,以史為鏡,鑑古知今。

也許應該這樣說:讀史,與其說是為了預見將來會發生甚麼,不若說是為了防範將來會發生甚麼。前者因變數太多,難以準確做到;後者卻僅是就已知的來立論,故是相對地可靠的。

歷史是上帝作為的場景。惟願華人教會更注重歷史研究,且在過去發生的眾多人事變化中,發現上帝在咱們民族中的救贖歷史。

原載於《建道通訊》107期，1997年3月，頁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