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民族主義的抬頭，前殖民地的紛紛獨立，在宣教工場上地方教會領袖的湧現，與及基督教越趨世俗化的事實，好些神學家堅持認為「後基督教時代」已經來臨。一位非洲的教會領袖呼籲西方教會應延緩宣教的步伐。普遍的意見認為地上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有福音傳到了。然而，1974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上，清楚帶出一個事實：就是在全地上仍有約12,000個未得的群體（此數字是近期宣教學家的估計）（People Groups）他們未聽聞福音，未認識耶穌基督為主和救主。為了得著這些群體，前線的宣教工作及跨越文化的宣教工作仍是必需的;因為基督已把「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的使命託付了祂的門徒和教會。自洛桑的世界福音會議後，在宣教的圈子中，到未得群體的關注是明顯的。在基督再臨以先，宣教的使命或傳福音到地極仍有待完成（太24:14）。

有見及此，神學教育機構在回應這方面的需要上，可以怎樣提供足夠的神學訓練呢？我會又如何理解神學教育在宣教事工上的角色呢？

神學教育的趨勢

神學教育一般趨向於強調神學生的呼召，與及牧養事奉的訓練，特別在地方教會的牧養工作。雖然這方面的訓練重點是重要的，但卻傾向局限了神學教育的觀念，未能包括神學生在宣教方面的訓練。麥嘉雲（Donald McGavran），一位豐富經驗的宣教士和宣教學者，在他的書，Effective Evangelism[1]中，表達了他對這方面的深關注，就是神學院的訓練一般欠缺在傳福音方面，特別在宣教方面的訓練。他期望神學教育工作者不要忽略基督的使命：傳福音到地極。神學教育應該訓練傳道人成為有效的門徒訓練者，能以分辨已熟的禾場，並積極和有效率地參與傳福音的工作，建立教會;與及裝備新信主者能以積極參與教會的生活和宣教的工作：[2]

神學基金會的何維爾（James F. Hopewell）在一篇題為「為宣教工作預備人選」的文章中指出，很少宣教士人還有足夠的宣教學訓練。他同時也談及一個普世性的問題：就是需要訓練傳道人能以帶領會眾積極突破地方教會的，得著世人歸主。然而，很不幸地，現行在全世界大多數的神學院中，神學教育的模式並不鼓勵教會認真地參與普世宣教的使命。[3]一位在日本宣教多年，現任宣教學教授的學者，蘇爾岱（Addison P Soltau），強調有需要動員所有的神學院，在預備神學生參與宣教工作上，與及在訓練傳道人能以帶領會眾積極參與宣教工作方面，提供足夠的神學訓練。[4]

教會與宣教的責任

舊約聖經中最重要的是神呼召亞伯拉罕及他的後裔以色列人，與祂建立一約的關係。作為神的子民，他們領受了神所託付的使命，就是外邦人的光，讓外邦各族藉著他們得以從偶像的敬拜轉向認識耶和華，獨一的真神，創造人類的主宰；相信祂，敬拜祂。以色列失敗了多次，但神卻與起先知們，與及在他們中間興起「餘民」，去實踐社的使命。自新約時代以來，耶穌基督的門徒已與神建立了一新的約的關係，成為新的以色列。基督差遣他的門徒與及作為神子民的教會，繼續向世人完成祂的使命（彼前2：9-10：太28：18-20）。

在教會歷史的最初300年內，雖然在逼迫和受苦的境況中，基督教有長足的發展;因為教會了解宣教的使命乃全教會的工作，包括領袖們，平信徒及不同的會眾，同心努力去實踐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換句話說，基督徒明白到教會的存在乃為繼續基督的使命。很自然地，他們積極地參與宣教的工作，以表明他們對神呼召的順服。

當羅馬君主康士坦丁頒佈基督教為國教後，教會對自身的意義和宣教的理解有了重大的轉變。宣教工作變為由特別的組織在偏遠地方所執行的工作;不久之後便由主流教會生活中被分別出來[5]。當教會的注意開始被教義的純正及其他的問題所盤據著時，就傾向於把她在宣教方面的角色和工作分割出來。現在，宣教的責任就委託特別的宣教組織及「蒙召」作宣教事奉的人。神學教育似乎也鼓勵這樣的趨勢：剔除宣教的教導，或輕視它們的重要性;因為當宣教的學科與已建立的學科如神學，聖經研究，實用神學和基督教教育等放在一起時，並不被視為一受歡迎的學科。為了避免在神學和宣教方面所產生的矛盾，蘇爾岱建議神學教育工作者應該開放自己，視宣教學為一學科般與之交流，參與宣教的協商會議，並把其個別的學科與這個世界連繫起來。[6]

建道神學院與宣教工作

基於對普世福音工作仍有未完的工的關注，再加上一些經驗的宣教士和差會的意見，在西方有些神學院開始引入宣教學的課程，作為他們神學訓練的一部份，特別是為參予宣教事工的人仕。雖然，宣教教育仍被視為基本上是為宣教士而設：但是情況已在逐步改善中，也開始包括訓練地方教會的傳道人去推動教會的宣教工作。在華人教會中間，宣教學的訓練，在神學教育中仍算是較新的學科;仍需要被香港的神學教育工作者和神學院，教會領袖和差會等所完全接納。在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間，就宣教的異象和宣教學訓練的原則和方法的分享，帶來極大的互相幫助，可以建立對宣教工作的更深了解。不同的宣教訓練模式已出現，包括有形式的和非形式的，在神學院裏和在校園外的。每一個模式都有其強處和弱點，因為沒有一個模式是完全的。

從最起首的時候，建道神學院就時常強調宣教的工作。自從1986年開始，建道神學院開始宣教學碩士課程，作為其神學教育的一部份。其學習並不局限於班房内。透過工場視察，工場研究和群體生活等鼓勵同學們去吸收和應用所學的理論，從而增強宣教學訓練的價值和實用性。此課程也要求學生作暑期的跨越文化宣教實習，作為實踐訓練的一部份。此舉可以彌補未能在多元文化的社群中間作訓練的不足。自1992起，短宣實習訓練曾到創啟工作，作為其跨越文化的宣教訓練的一部份。

課程的安排並非局限於預備參與宣教事奉的人，對於那些向宣教和跨越文化福音工作持開放態度的，也表歡迎。宣教學的訓練加深了建道神學院的宣教精神，一如她的院訓所顯示的：開荒，吃苦，火熱。今天，已有好些宣教學課程的畢業生踏上了宣教的事奉，還有不少也很快會投入這普世福音的事工行列。

註：
[1] Donald A. McGavran. Effective Evangelism。New Jersey：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88.
[2] 同前註，頁22，33。
[3] Ralph D. Winter 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South Pasadena：William Garey Library，1969，p.38.
[4] Addison P Soltau“Mobilizing the Seminaries”in Reaching the Unreached , Harvie M. Conn ed. New Jersey: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Publishing Co., 1984，pp. 149-165.
[5] 同前註，自150，151。
[6] 同前註，161。

原載於《建道通訊》95期，1994年3月，頁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