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的過程中，與中國文化在不同的領域均呈現著張力與衝突。因此，有學者慨歎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架吵了一百多年，卻從没有見過面」。[1]這裡，没有「見面」 的意思，意味著只要兩者可以真正進行對話與溝通，就可以避免發生衝突（吵架）。筆者以為，上述的觀點忽略了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間，確實有著「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之處。我們不是要根本解決兩者的張力，使之調和一致，而是在衝突與張力之中，知己知彼，努力闡釋基督信仰的立場及其對此時此地中國人的意義。

本文嘗試以救贖論為主題，就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這方面呈現的張力，作一初步的論述。

中國文化的救贖論

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下，中國人所指的救贖，可以是指生命達至成德成仁的圓融境界（儒家），或是死後生命的歸宿，如避劫、天堂、淨土（渗雜佛道的民間信仰）。不論是大傳統或小傳統，均有著濃厚的「自力」救贖傾向。從儒家人文主義的立場，自我覺悟、自我提升是每個人的責任；修身養性就是個人安身立命的責任。而儒家對人性「陷溺」的重視，目的旨在提醒個人，更須要立志為善。

在民間信仰中，中國人雖然接受了神明（他力）的存在，但是仍没有揚棄個人的責任（自力）。從佛教「業」的果報觀，到民間信仰的善惡報應觀，均在在說明了這種借助神明降罪賜福以要求人承擔己責的傾向。[2]

基督教救贖論的衝突

但是，基督（新）教的救贖觀，特別是其「因信稱義」，卻主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可以贖回世人的罪。因著信（而非善行），我們便可白白得著救恩，被稱為義人。

基督教的救贖觀，往往是不少國人所不能理解的，早在明末，反教士大夫便把矛頭指向救贖論的「不合理」之處。「夷籍乃日若爾畢世為善，而不媚天主，為善無益；若終身為惡，而一息媚天，惡即全消」。[3]即或一些已領洗的信徒，也在心底裡存著疑問。例如吳雷川便指出：「耶穌受死如何是救贖了我們，種種緊要問題，自己不能明確解答，也得不著別人的指示。」[4]在四十年代已揚棄自由神學的趙紫宸也說：「我不能信耶穌可以代替罪人受刑罰，也不能信他站在罪人的地位裡做罪人，讓罪人站在他的地位做上帝的子女。……各人有各人的道德責任，他人不能代替負責任。」[5]

基督教的救贖論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前陣子在台灣「陳進興事件」中便充分突顯。陳進興是「白曉燕案」的主犯之一，犯案纍纍，最後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他皈信基督，並且出版了《罪人的遺書——陳進興獄中最後告白》一書。[6]社會輿論指出，像陳進興這樣的人，根本是十惡不救的大壞蛋，雖死千次萬次，仍不足以抵消其罪過，如今竟因著信主的緣故，便宣告罪得救免，在槍決後可以上天堂；相反，被他殺害的無辜者，由於不信主的關係，卻要下地獄。就好像被姦殺的白曉燕，小小年紀，修遭毒手，竞說她要下地獄，而殺人者卻可以上天堂。這是甚麼道理？天下間哪有如此荒謬之事？

中國人的俗話有云：冤有頭，債有主。殺人填命，欠債還錢。按著善惡報應的原則，陳進興必然下地獄接受極刑；或者輪迴轉世，投胎為奴為馬，始能抵消其孽債。但是，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只要他是誠心悔罪，藉著基督耶穌的寶血，罪就可以得救免。基督教信仰的救贖觀與中國文化的張力與衝突，在此可說充分表露無遺。

回應的立場

因篇幅關係，筆者在此嘗試提出兩點作初步思考。第一，自力與他力救贖在根本立場上的對立，是否更顯示出基督教信仰符合「人性」之處？人真個可以憑一己的意志成德成仁嗎？其實，民間信仰對儒家的修正或揚棄，恰好說明人文主義陳義過高之弊。問題是，以善惡報應為主的民間宗教，一方面為了迎合人們「趨吉避凶」的心態，結果卻助長了功利與帶條件式的「善行」；另方面也無法解決「人性」軟弱的問題，因而衍生出替死者做「功德」，使其免受地獄之苦的補贖行為。以十架寶血，基督恩典為核心的救贖論，儘管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但是否更能適切人性的掙扎與需要？

第二，基督教的「他力」，並不是完全否定人的努力。「因信稱義」不代表廉價恩典，白白的恩典應是激發信徒實踐愛神愛人誠命的動力。任何指摘因信稱義會否定道德倫理的說法，都忽視了信仰的整全性。基督教強調的「稱義後的成里」(sanctification after justification)，更要求我們在生活領域中實踐基督教倫理的教導。在「成聖」路上，我們一方面仍是仰賴恩典，另方面也得努力作成得救的工夫。問題是，如何發展及實踐一套建基於基督信仰的倫理教導，一方面幫助信徒在非基督教(non-Christian)的華人社會中自處，另方面亦把信仰的能力藉著信徒群體見證出來，這誠然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註：
[1]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台北：宇宙光，1993），頁6。
[2] 可參劉道超：《中國善惡報應習俗》（台北：民津出版社，1992）。
[3] 夏瑰琦編校：《聖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頁198。
[4] 吳雷川：〈我個人的宗教經驗〉，《生命》，第3卷7-8期 （1923），頁1至2。
[5] 趙紫宸：《繫獄記》（上海：青年協會，1948），頁 38。
[6] 陳進興：《罪人的遺書——陳進興獄中最後告白》（台北：新新聞， 1999）。

原載於《建道通訊》120期，2000年7月，頁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