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的革命黨人群像/吳劍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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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中國基督播道會在華南
美國播道會(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USA,簡稱SEFC)於1884年由范嵐生(Fredrik Franson, 1852-1908)等一群信義宗背景的瑞典移民創建。[1] 美國播道會甫成立,即積極推動差傳。1887年10月,美國播道會在年議大會上通過差派寬夸倫(Hans J. von Qualen, 1851-1918)到中國傳教。同年12月,寬夸倫抵達廣州,成為該會第一位赴華傳教士。
寬夸倫曾在芝加哥綱紀慎(Congregationalists,即公理宗)禮拜堂事奉,期間認識當地一些華僑信徒。他們有感中國鄉親的福音需要甚大,力勸寬夸侖到中國傳教,其中蕭雨滋及吳碩卿更答允同往襄助。二人先後於1886年及1888年回中國,偕同寬夸倫一起開展傳教事工,建立堂點。寬夸倫、蕭雨滋、吳碩卿成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2] 在華傳教事業的拓荒先鋒,三人在會史上並列會祖。
播道會的傳教基址設在廣州,在華傳教範圍亦僅限於廣東地區,從未擴展至其他省份。[3] 廣東地區正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這成為播道會人投身革命的重要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播道會在穗早期的一個佈道所,即紫來街口的講堂,原屬倫敦會。[4] 倫敦會何以出讓該堂址予播道會?究其原因,是由於倫敦會河南堂教師區鳳墀向來與孫中山關係密切;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在同年10月28日逃亡香港。倫敦會有見河南堂無人管理,遂決定出租物業。[5]
早期播道會個別的教牧信徒,與同盟會淵源甚深。身兼基督徒與革命黨人的雙重身份,他們既熱心於教會事工,同時投身革命。正因為擁有雙重身份,往往因利乘便,得以借助教會的事工或設施來掩護地下的革命行動。下文茲簡述之。
救國救民救靈魂——兩度遠涉重洋的蕭雨滋會祖
蕭雨滋比寬夸倫更早一步從美國芝加哥到中國廣東,先行打點一切,並與其後返粵的吳碩卿一同協助寬夸倫在廣州開拓傳教事業。蕭雨滋既是牧者,也胸懷救國之志,與興中會的革命志士素有交往。傳道牧養的同時,蕭雨滋暗中支援革命工作。後來他自粵返美,為的是另一個重要使命——支援革命事業。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其後數年,孫中山先後在東南亞及英國成立分會。1909年底在紐約設立的同盟會分會,為美國第一個同盟會組織。1910年初,孫中山原擬按行程從紐約前往舊金山,卻接獲蕭雨滋發自芝加哥的信函,信中提及當地許多華僑傾向革命,懇請他前往共商大事。孫中山決定改動行程先前往芝加哥。[6] 同年1月18日,孫中山抵達芝加哥,蕭雨滋和友人親往迎接。他們在會英樓安排了宴會,邀請孫中山講解其革命理念及分析當時局勢,與會者深受感動,決定即時設立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並由孫中山親自主持。[7]
蕭雨滋離開牧職自廣東重返芝加哥的日期不詳。惟可以確定的是,同盟會芝加哥分會得以成立,成為美國第二個分會,蕭雨滋絕對是關鍵人物。他與孫中山早已相識,回美後在芝加哥招聚了一群有志支持革命的廣東華僑,其中也包括他的兒子蕭漢衛。當蕭雨滋聽聞孫中山身在紐約,即去函力邀對方到訪芝加哥。在芝加哥分會的成立會議上,蕭雨滋被推舉為會長之一。[8] 孫中山深慶得人,在其後寄往芝加哥的信件中明言「現舉蕭雨滋先生為會長,可為我得人賀也。」[9] 雖然芝加哥分會成立之初會員人數不多,具經濟實力的僑商亦僅佔少數,卻是同盟會在美國重要的分會。孫中山其後於1911年4月28日重訪芝加哥,在當地與會員商討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的善後工作,籌募經費。同年10月上旬,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夕,孫中山三訪芝加哥,及後在當地公告起義成功。[10]
1911年後,蕭雨滋似乎繼續留在芝加哥,並未返回播道會的華南工場。惟從與蕭雨滋相關的一些史料中,均提及他是「耶教牧師」,[11] 估計他繼續在芝加哥的教會擔任牧職。
藝術與革命的結合:永銘齋與高劍父、高奇峰兄弟
播道會早期在廣州建立堂點,傳教辦學, 除了獲倫敦會租賃房屋作佈道所外,也得到該會傳道從旁協助。其中一項教會事工是開辦「永銘齋」,藉教授彩繪工藝美術品,招生習畫學藝,同時講授基督教道理。倫敦會河南堂的教師區鳳墀和楊襄甫在這項事工上曾提供幫助。[12]
永銘齋以開班學藝作招徠,同時製作富基督教色彩的玻璃製品外銷,故需聘用專職畫師及學徒。1904年, 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受聘永銘齋助繪玻璃燈罩。高劍父先後師從廣東畫家居廉和駐澳門的法國傳教士畫家習畫,又將畫技授與其弟高奇峰。至1906年,高劍父離開廣州赴日本入讀東京帝國美術學院,[13] 翌年高奇峰亦赴日留學。高氏兄弟在留日期間加入了在東京成立不久的同盟會,是同盟會較早期的會員。[14]
1908年,高劍父奉孫中山之命回國,成立同盟會廣東分會,並擔任會長。[15] 翌年,高劍父參與策動新軍廣州起義,事敗後,與自穗回港的劉思復等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目標是行刺廣東省的高官。暗殺團由劉思復任團長,高劍父任副團長,主力策劃暗殺行動及製造炸彈。[16] 1911年參與黃花崗起義,[17] 與黃興同為少數的倖存者。[18]
高氏兄弟集兩種革命者的身份於一身:既關注國是,參與政治革命,也致力倡導國畫的革新。他們將革命事業和藝術使命結合在一起,透過辦「博物商會」和開設美術磁窰,推廣工藝及促進瓷業生產之餘,暗地裡為革命籌集經費,以及掩護同盟會的革命活動。1911年底,他們赴上海創辦審美書館和《真相畫報》;一面設館授徒,一面藉出版刊物宣傳民主革命思想。[19] 畫壇上被譽為「嶺南三傑」祖師的高氏兄弟及陳樹人,三人均為同盟會成員;投身革命的同時,他們在藝壇上成就非凡,開創了嶺南畫派,對國畫的影響極其深遠。
高氏兄弟曾擔任永銘齋的職員,參與在播道會的福音事工中。有文獻提及高劍父為基督教徒,惟相關資料不多。[20] 高奇峰的播道會會友身份則是可以確定的。高奇峰於十四、五歲左右已加入基督教會,應該就是美瑞丹會。[21] 1933年底高奇峰病逝。他的安葬禮在河南草芳播道會禮拜堂舉行,依基督教教儀式由牧師主禮,遺體安葬於河南新鳳凰播道會墳場。[22]
晨星啟明:啟明號福音船與林冠慈
1909年,以行刺清吏為目標的支那暗殺團成立。基於暗殺團的性質屬高度機密,執行任務者亦須嚴選,據說成立之初原始團員只有八名。其中一名團員由副團長高劍父引薦加入,他是播道會會友林冠慈。[23]
林冠慈原名冠戎,是性情淳樸的農家少年。少時目睹催租官吏欺壓鄉民,氣忿難平,曾購刀欲為鄉民報仇不果。稍長從家鄉歸善(今惠陽)到廣州,從傳教士處學習化學知識,略知炸藥的製法。其後得悉孫中山創立革命黨,1910年毅然隻身南下香港,在高劍父的介紹下加入支那暗殺團。[24]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暗殺團決定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為刺殺目標,選派林冠慈、陳敬岳、趙灼文、潘賦西、劉敬源等為執行員。林冠慈侍母至孝,臨行前嘗陳詞:「我以身許國,早視死如歸。此行無所繫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為憾爾!」為紀念母親的養育之恩,他易名為冠慈。1911年7月底暗殺團抵廣州,伺機行事。8月11日偵悉李準將由城外水師公所入城,午後林、陳、潘三人分頭出發。林冠慈把炸彈藏於茶籮,待李準乘轎經過即投擲兩彈;李準受重傷未死,林冠慈即場被衛兵槍殺身亡,年僅二十八歲。[25]
林冠慈是播道會會友,生前曾在播道會福音堂任職,甚得傳教士的喜愛;他的化學知識和炸藥的製法就是從西教士學的。[26] 林冠慈並非傳道人,他在播道會的工作,是在福音船上學習駕駛;[27] 亦有指他在福音船工作,因而信教。[28] 這艘福音船即播道會的「啟明號」(Morning Star)。
播道會開展水上事工,源於寬夸侖發現廣東一帶地方陋習既多、迷信又深,尤以河南蛋戶四鄉婦女為甚。有見及此,寬牧於1895年回美述職時,向母會力倡建造福音船的計劃,獲得接納。1897年11月,啟明號在廣州沙面舉行下水奉獻禮。據說福音船質料上乘,可容納百餘聽道會眾。翌年3月12日,首次在福音船上舉行主日崇拜,由寬牧主持,招艇民登船聽道。啟明號沿珠江分流北上深入內陸六哩,穿梭於廣州府、肇慶府等一百一十四縣鄉之間。日間往鄉村佈道及售賣福音書籍;晚上泊岸宣講,艇戶鄉民登船聽道。[29]
啟明號不僅打開水上福音事工的大門,也有利於地下革命工作。啟明號屬播道會產業,船上懸美國國旗,由西教士擔任船長,吳子坤牧師則負責掌舵和司控引擎,[30] 河道水師對此有所忌憚。有指孫中山看中了這個優勢,通過與蕭雨滋等人的關係,利用福音船掩護革命黨人,傳遞消息,運送秘密文件和武器等。[31] 有文獻提及支那暗殺團的執行人曾藏匿於福音船內。[32] 啟明號就是如此一面進行水面傳教工作,地下則為廣東一帶的革命活動提供掩護。
1911年10月,中華民國成立。自此傳教環境較前開放,播道會決定集中資源從事陸上的福音工作,於是將啟明號出售。[33] 從另一個角度看,其時革命(初步)成功,無需再執行地下任務的啟明號亦已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結語:基督徒與革命者的雙重身份
辛亥革命與基督教的關係至為密切。革命先烈及志士中,基督教的教牧及信徒大不乏人。倫敦會的區鳳墀長老正是一例。他與孫中山相交甚篤,自興中會時期已積極參與。在他引介下,孫中山結識了不少同情及支持革命的教會人士,對日後革命工作的籌劃和推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粵港地區教會對革命的投入及支持尤為關鍵。除了人力和財力資源的籌集外,教會及其附屬組織以至教牧同工的身份,成為了地下革命行動的屏障和保護。
以華南地區作為傳教基地的播道會,在奠基之初,就有教牧同工和信徒奮不顧身地參與在革命事業中。作為牧者、藝術家、教友,他們再背負了另一個身份——革命者,這誠然是他們對時代所作出的回應與抉擇。筆者在整理本文時禁不住尋思:蕭雨滋會祖最初帶著救靈魂的使命,毅然從美國回到中國家鄉作傳道,其後又懷著革命理想重返美國,期間他的心路歷程如何?寬夸倫牧師對華籍同工投身革命、永銘齋和啟明號掩護革命黨人等事又是否知情?抑或寬牧本人亦同情革命遂默許之……?惜一切都已隱沒在歷史的帷幕後,暫無可考。無論如何,播道會在中國的起始,正值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早期播道會的歷史,除了奠基立業,也交織著一段段先賢先烈帶著雙重身份、以生命服事那個世代的故事。
註: [1]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USA(SEFC)直譯是「美國瑞典福音自由教會」。該會於1950年與Norwegian Danish and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Associations合併,稱為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EFCA)。 [2] 美國播道會在華使用的組織名稱是「美瑞丹會」,直至1931年才正式改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簡稱EFCC)。 [3] 播道會在中國的堂點分別設在廣州(1888)、市橋(今番禹)(1920)及香港三地。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Armonk: M. E. Sharpe, Inc., 2009), pp218-219. [4] 中華基督教會《神學誌》所載吳子坤〈美瑞丹教會傳道史〉:「1895年租賃紫來街口講堂,以資宣講,此堂乃倫敦會租地所建,停講已久。」劉粵聲亦提到:「1895年在紫來街口賃屋,以資宣講……紫來街租屋一間為布道所,歷十餘年」。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37。 [5] 黃宇和:《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2016),頁474。 [6] 身在紐約的孫中山在覆函中對芝加哥華僑支持革命表示欣慰:「得接來示,喜慰無量。近年貴埠人心進步如此,大可為中國前途賀也。弟現在紐約,因有要事未妥,尚未動程往金山大埠,此間事妥,當改道一過貴埠,與諸君子相會,詳籌光復大計也。」 〈覆蕭雨滋函〉(一九一O年一月十日)。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三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21。 [7] 芝加哥分會成立時共十二人加入,計有蕭雨滋、羅拌輝、程天斗、曹楊三、李雄、梅喬林、梅火培、持天字、梅賜璧、梅友伙、棺彬。丘權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22。 [8] 另一位會長為梅喬林,書記為梅光培、曹湯三,司庫為梅壽相。李培健:《平民大總統》(台北:台海出版社,2002),頁164。 [9] 廣東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56。 [10] 據說孫中山有感住旅店不方便,遂搬到蕭家暫住,詎料蕭的長子洩露了他的行止,引來當地新聞記者蜂湧採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八卷》(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頁375。 [11] 有資料載:「蕭雨滋是該埠(芝加哥)基督教牧師。」廣東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56。「中國播道會創辦人之一、原屬綱紀慎會的華人牧師蕭雨滋」。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54。 [12] 黃宇和:《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頁476。 [13] 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1911-1949》(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13。 [14] 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31。另參齊鳳閣:《中國現代畫家傳第一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頁58。 [15]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十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75。 [16] 黃鴻儀:《現代中國畫名家研究論集》(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7),頁103。 [17] 1911年4月27日,黃興等起於廣州。是役,同盟會員參加者百六十餘人,然辛以敗,孫中山有「吾黨菁華,付之一炬」之嘆。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427。 [18]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高劍父護送黃興逃亡香港,自己則再潛回廣州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周佳榮:《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217。 [19] 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12、23。 [20] 高氏幾兄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亦有指高劍父本人沒有受過洗禮,但終生對基督教有強烈好感。參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32;另參高劍父:《高劍父詩文初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 [21] 齊鳳閣:《中國現代畫家傳第一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頁58。 [22] 根據廣州惠愛中李同記印務局印製的〈高奇峰先生行狀〉,其生平由播道會牧師蕭雨滋、吳子坤謹述,訃告則由其兄長高冠天、高劍父率家族所發。黃大德:〈沉默的背後:清末民初的高奇峰〉,《美術學報》2013年第6卷,頁36-42。 [23] 李成俊:《李成俊選集(下)》(澳門:三聯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232。 [24] 《廣東文獻季刊第十五卷第1-4期》(廣州:廣東文獻季刊社,1985),頁95。 [25] 另一身藏炸彈的團員陳敬岳其後亦被捕殺。陳捷先:《宣統事典:清史事典(十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130。 [26] 這位西教士是否寬夸倫牧師則不可考。惟查1910-1911年間,任職播道會的西教士仍是寬牧。《廣東文獻季刊第十五卷第1-4期》(廣州:廣東文獻季刊社,1985),頁95。 [27] 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被,1982),頁436。 [28] 「(林冠慈)稍長,至廣州,在教會之福音船習駕駛,因信基督教。」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五):中國同盟會》(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頁102。 [29] 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268。 [30] 趙春晨、郭華清、伍玉西:《宗教與近人成廣東社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244。劉粵聲亦提及掌舵師為吳子坤牧師。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19。 [31] 梁圖光:〈珠江河面「福音船」〉,《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史料專輯(上)》,頁187。這個說法合理,因蕭雨滋在1905年以前大概仍在華南服事。劉粵聲亦提及啟明福音船開行落鄉傳道的首日,同工者有寬夸倫、吳硯卿、蕭雨滋、吳子坤、姚靈信姑娘等。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19。 [32] 《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1-6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73),頁87。 [33] 由華南水上基督教會(South China Boat Mission)以1,500美元購入。華南水上基督教會即「東方基督教會」的前身,當時教會主要的服事對象是油麻地、筲箕灣和廣州等地的漁民。林永發:〈上世紀兩個差會的互動和合作:「華南水上基督教會」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基督教週報》第2501期(2012年7同29日)。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6期,2018年1月。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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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劍麗
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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