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正教的倫理概念裡，一般都較為注重求真。就是在倫理困惑中尋求孰是孰非、何如對錯、正反輕重。在「安樂死」、「遺傳工程」、「基因治療」等等當今熱門的倫理課題，第一個問題往往是這樣做對不對。對與錯都是針對事件本身，假設了每件事物都有既定的價值。又或者將事件與處境配合起來，彷彿事件和處境各自配對了分數，若加起來達到某一水平便是對，否則便是錯。筆者無意否定這份傳統的智慧，以及求真的優點，卻欲借這些機會，介紹另一條倫理的進路，也是更正教教會較少提及的一美德。

美德不同於在聖經中尋找直接誡命、個案支持、甚或是原則性指引。若說到美德這回事，就必須要以「教會群體」作為單位。牽涉實質的行動，而該等行動又會受到教會群體的影響種於前的模造，於後的評審，及至逐漸的成形，得到整個敎會群體共同認可的行動。然而任何的行動，決不是教會群體隨意的決定。這裡所指的敎會群體是經由聖經及至歷世歷代教會所模造的，今日的教會倒不是從真空跑出來的群體，更不是從帶著甚麼異端信念的群體出來的。基於這個前設，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德的模造是有其聖經根基的。這種聖經根基並不源於章節上的推敲，卻是以聖經作為生活的模範;近似猶太拉比的生活轉化而不像當今細緻的釋經;企圖透過聖經描繪的啟發，套進我們的生活，卻不在於從聖經裡尋找一條明晰的規條。簡言之（該是過分的簡單），將對與錯押注在行動上而不在規條上。重點放在關鍵事刻，即行動的當兒及行為的本身，而不事先關注理論和真理層面的確立。然而美德的道德倒是源於對真理已有的確認，比起規條的道德已踏前了一步。

同樣，若美德需要實質地發揮功效，則其教會群體亦需擁有一樣的美德，甚或是擁抱一樣的美德。換句話說，教會群體模造了個人的美德，個人的美德需要敎會群體承托。舉個例子，有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因為誤交損友，其實是自己學壞了，並因亂搞男女關係而懷了孕，希望墮胎了事。以求真的倫理系統來處理，引經據典的指明生命神聖，墮胎是殺害了胎兒的小生命，最後的定案是不應該墮胎;並指出墮胎不是唯一的解決方法，解釋了各樣的選擇，這就是求真的盡頭。如文章前段所言，求真的模式有它的價值，卻似乎缺少些甚麼。美德的模式並不在乎研究墮胎的對與錯，敎會群體早已認定生命的可貴，便在敎會群體裡組織了女孩關注網;若是女孩的家庭難以接納，就把她接過來，在經濟上支持，在感情上鼓勵與安慰。若女孩在懷孕前後為種種因素而不能上學，教會群體便會安排輔讀，免得她趕不上功課。當她把嬰孩生下來，或幫助她撫養、或由其他家庭收養。總之讓小女孩盡量回復正常的女孩生活。

一口氣描述了一個墮胎的處理案後，大家或會以為是烏托邦的構想。不錯，這正是人間的理想國。問題在我們不以為這是可能，不以為教會可以付出這麼大的代價，甚或是不以為敎會應該這樣付出代價。但，這就是美德！德蘭修女對墮胎有這樣的說法：「每個孩子在上帝眼前都是可愛的，如果你不想要他，將他交給我，我很喜歡撫養他！」這些說話可不是德蘭修女一個人的愛心表現，亦同時源於羅馬天主教以美德為核心的倫理。筆者是說，美德並不是個人的決定和行動，乃是以教會群體為倫理行動單位，把道德建立在教會的歷史根基和聖經教導系統的行動。

多少時候，我們讓求真這一陣煙幕遮閉了我們與一般社會的共通缺欠。關乎墮胎的指引，社會用的是一種盡量少付代價的方法，任何不必要的負累都可以靠暴力除去，只要我們既有的生活習慣和行為不被打擾便成！因此社會立例準許墮胎。然而很多基督徒的求真倫理亦只如是：就是在真空的處境裡發現了真理便成，但不要打擾我們既有的生活習慣和行為。任何人的難處是當事人該付的責任，誰叫當事人做錯事，真是活該！因此政府該例禁止墮胎(以為例將此定為非法後便解決了問題)。充其量者，轉介到「母親的抉擇」不是完事了麼？但，這只是另一種以暴力換取真理的途徑罷了！

對，十六歲的女孩濫交懷孕是她的罪。不過，敎會是與罪人同行的群體，而不是專責立法的罪行監察委員會。耶穌來成了肉身，與罪人同行，擔當了罪人的苦果。那不能高過主人的教會，若與罪人共同承擔罪的苦果，以致罪人至終可以逃脫罪的枷鎖，是理所當然的。況且，大部分的時候我們所承擔的苦果不致於死。同時，筆者相信這樣做會麻煩得很，而且也不是個人能擔當的事，卻是教會群體的美德，以至每一個人的美德。讓我們在求真的理論中，也不致遺忘了我們常遺忘的美德，我們所有的是怎樣的道德？

原載於《建道通訊》119期，2000年4月，頁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