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召命而事奉

2010年6月28日，學院差遣第一百屆畢業生到廣大的福音禾場去。

曾有細心的人問：111年的歷史，才有一百屆畢業生，那尚餘的六、七屆到哪裡去了？答案是：撇除頭數年未有正式畢業生外，戰爭顛沛流離的日子，以及倉猝遷港後的轉折時間，都沒舉行畢業典禮。缺漏了畢業典禮的年份，都是學院經受磨難考驗的時期。

感謝上帝的恩典，百餘年間，學院未嘗完全中輟。無論環境如何惡劣，總是有忠心的教師守護著這所小小的學院，千方百計地維持傳道人的培育工作。在物質匱乏、性命遭到威脅的日子，各人逕自逃難已不容易，要護送師生家眷遷徙，盡力保證他們的安全和供應，難度不可以想像。林道亮師母便是在一次日軍轟炸中不幸遇害，既殉國難又殉院難。我相信，守護學院的教師，除了具備信心和勇氣外，對上帝的敬畏和召命的謹守是更重要的。上帝既將我們召來，便會負責到底；祂沒叫我們撤退，我們便不敢擅離崗位。

沒有人為一份工作捨命，只會為召命而擺上一切。

建道神學院由一群為召命擺上自己的教師帶領，矢志訓練領受了召命，同樣願意為召命犧牲一切的傳道工人。百餘年的歷史記錄，可以總括為這兩句話。

劉福群前院長恆常掛在口邊一個「食雞」的教導，正好反映這個概括。他說傳道人要常存三個準備。第一是準備好為主而死；第二是準備好食雞；第三是準備好講道。

先說第二和第三項。昔日物質條件沒有今天般豐富，除過年過節，餐桌上不會有雞作菜餚；但傳道人到每個地方事奉，信徒都會熱情接待，殺雞宰鴨宴請他們，所以常常有雞可吃。至於講道嘛，信徒大多假設傳道人心中有道，不用事先準備，任何時間都會要求他們開口講道。

建道同學對這個教導留有深刻印象。每當突然被要求站講台，譬如原定講員臨時不能來，或教會有某個突發性需要，便戲稱「要食雞」了。他們將第二項和第三項混在一起說，如此臨時頂替講道便等於「食雞」。這個隱語在華人教會流行甚廣，發源地是長洲建道神學院。

劉福群院長說的第一點卻是最重要的：傳道人得常常預備為主而死。這般壯語今天已少人再說，聽來略有不合時宜的感覺。我們已鮮會視傳道為需要全人擺上的職事，鮮會要求獻身傳道者有捨棄一切的決心。不過是一份工作罷了，哪用這樣煞有介事，說轟轟烈烈的話。

我們有強烈的專業意識，卻缺少被上帝選召的認定；我們常常尋問自己的獨特恩賜與可扮演的角色，卻罕問哪裡是我葬身的工場、哪些是我得為之捨命的羊群——「十字架」正好是這兩個問題的代號。

傳道人是特殊的一群

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愛兒女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門徒。得著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太十37~39）

無疑耶穌基督的話是指著門徒說的。理論上，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門徒，都得兌現上述經文的要求，聖經不存在僅作信徒不作門徒的選擇；但實踐上，耶穌的話卻是特別針對那群向祂宣稱「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十九27）的門徒說的。理論上，每個人都得變賣所有的來跟隨主，每個人都該任憑死人埋葬死人；但實踐上，上帝只選召了部分門徒靠福音養生，他們因福音而作眾人的僕人（林後四5），並且成了一臺給天使和世人觀看的戲。

早期教會尚未有正規神學教育和嚴謹的聖職制度，但專職與非專職的分別，有特殊聖召與沒有的差異，卻仍是清清楚楚的。並非所有參與福音工作的人都被差遣及接受按手禮。今天即或傳道人與信徒之間存在廣泛的灰色地帶，卻不因此便將兩者混為一談。傳道人是一群與別不同的基督門徒，他們的身分和職事可以因時代轉變而有增補，卻不能給取締或泯沒掉。保羅這樣表白他的身分和使命：「特因上帝所給我的恩典，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上帝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羅十五15b~17）

上期《建道通訊》裡〈建道的使命宣言〉一文刊出後，有弟兄問我：「你是否反對今天坊間討論得甚為熱鬧的職場神學？」

我的回應是：對鼓勵信徒在工作與生活裡更有效地活出信仰、踐行使命，我無任歡迎，但我對一些催促信徒作這方面努力的論說略有保留。我是加爾文的學生，服膺改革宗神學，同意改革宗對「信徒皆祭司」的解釋在許多方面都較敬虔主義的更為可取，也認同社會和文化等領域都是有待攻克的信仰戰線。但我相信徹底泯除屬靈與屬世的客觀差異的神學模型，有其無法克服的內在缺憾，便是無法突顯事物的價值與工作的優先次序。要是做傳銷的和做傳福音的同樣神聖，在家裡陪孩子做功課的跟在貧民窟的服事的等值，則絕大多數人都不會捨易取難，自找麻煩。若是一切都可以神聖，便等於沒有神聖這回事。泛神聖化與泛世俗化同義。

宗教改革後三百年內，更正教鮮有推行普世宣教使命，這較強調特殊聖召（特別如耶穌會等修會）的天主教落後最少五百年。更正教最早參與海外宣教的是受敬虔主義影響的莫拉維弟兄會。這些事實並非偶然發生，卻跟當時期流行的神學理念分不開。

要是所有職業都無本質上的區別，做甚麼都是等值，那為甚麼還有人要離鄉別井，拋棄家人，捨棄家當，投身宣教開荒工作？為甚麼有人要接受微薄的薪俸，每個晚上外出探訪，犧牲自己的家庭幸福來成全別人的家庭幸福？怎麼我不可以既留住高薪厚職，又維持平衡生活，僅在工餘撥冗參與若干堂會或機構的事工？

不同職事的價值差異，真的僅決定於個人的心態嗎？只要自覺是為主而做，便做甚麼也一樣神聖嗎？要是可以將一切外在價值抹平，僅餘主觀主義的區分，則信仰實踐便無非是自編自導自演的心理遊戲了。神學不就是心理學了？

我在前文特別批評了玩弄詞彙的做法，這是將一切特殊性都抹平的拙劣把戲。在公司裡做個好僱員便是「織帳棚的宣教士」，那還需要有人到未得之地拓荒宣教嗎？這兩種都叫「宣教士」的人果真只有織帳棚與否的差異嗎？保羅是自行織帳棚的人，那留在香港拒到非洲的信徒，便更活出保羅的榜樣了，需要弟兄姊妹奉獻支持的宣教士，才更低人一等了。長宣與短宣若僅理解為時間上的差別，則我們便不要設想在這個時代尚能產出翟輔民、包忠傑、簡國慶、梁得人了。

預備為主死

建道以訓練全職的傳道人和宣教士為主要職志。我們將全職傳道的訓練跟信徒領袖培訓嚴格區分，拒絕視前者為後者一個簡易的延續訓練。所有「牧職學位」（pastoral degrees）都不能以部分時間或遙距方式修讀，更不能單靠上課做作業修足學分便獲得學位。屬靈操練與群體生活是牧職教育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沒學分的要求（宿舍生活、義務工作、詩班、佈道團…）跟學分要求同樣重要。

報讀教牧學位的人，都得呈交蒙召見證，並且得清楚立志不走回頭路（no turning back），學習重建個人的生活習慣，進入傳道人的生活模式。「撇下所有」是生活模式並其背後的心態，「來跟隨我」則是使命；傳道人首先是進入一個生活模式，然後才領受召命。每個傳道者都得自問：我預備好為主死了嗎？

基於這樣的召命，我們曾送出了九十九屆的畢業生。今天請看，這是第一百屆畢業學員。

原載於《建道通訊》160期，2010年7月，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