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大食」的宗教語言－－從梅益盛《中國穆斯林詞彙表》[1] 管窺上世紀中國伊斯蘭教用語

引言

主後七世紀初，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古稱大食）甫創立，正值唐朝國門大開，中西文化交流極其興盛之際；這個新興宗教遂隨着西域商人和外交人員傳入中土。至宋元時期，大批阿拉伯及波斯的穆斯林商人、軍人來華定居，漸漸形成回回民族。其時，伊斯蘭教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各大城市幾乎都設有蕃坊（即穆斯林的聚居地）及清真寺。[2] 伊斯蘭文化和中國文化經過長期的互相碰撞和交匯，在中國土地上形成了獨特的中國伊斯蘭文化；中國穆斯林用語就是其產物之一。其實在元代以前，中國穆斯林通用的宗教名詞仍以阿語、波斯語為主。這情況維持至明代才出現轉變：由於明代推行漢化政策，自西域移居中土的穆斯林不得不把阿語或波斯語的伊斯蘭教詞彙轉為漢語。中國穆斯林獨有的宗教用語由是產生。

一 《中國穆斯林詞彙表》的由來

晚清與民國之交，個別在華傳教士接觸中國穆斯林的機會漸增。傳教士發現過往對「漢族」行之有效的傳教經驗，未必適用於中國穆斯林身上。穆斯林擁有與漢族迥異的祖源、宗教、文化與傳統，也有特殊的禁忌；傳教士與穆民交談或進行宣講時，在措詞上得小心翼翼。為了更有效地溝通和傳教，傳教士開始收集中國穆斯林的用語，包括阿語人名及地名的中譯，以及一些漢化了的伊斯蘭教詞彙。1892年，《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刊登了一份伊斯蘭教用語簡表，內容主要選取自中國穆斯林學者和宗教領袖在著作中常用的詞彙。這是第一份中英對照的中國伊斯蘭教詞彙表的由來。[3]

簡表刊登後二十七年，終有一份詞彙表正式獨立出版。英國公誼會（English Friend’s Foreign Missionary Association）傳教士梅益盛（Issac Mason）是在華出版事業的代表人物，同時亦是一位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學者。梅益盛深信，在華傳教士必須多認識伊斯蘭教，這就需要有專家深入研究伊斯蘭教教義及穆斯林文學作品。[4] 因此之故，他特地為傳教士編寫了數份重要的參考資料，包括一套供傳教士學習用的伊斯蘭教詞彙卡、[5] 一篇穆宣出版物書評，[6] 及一份關注穆宣人士指南（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7] 為方便翻譯人員和穆宣工人獲取一些相關的現成材料，及提醒他們留心穆斯林詞彙的不同用法，梅益盛編寫了《中國穆斯林詞彙表》（List of Chinese－Moslem Terms，以下簡稱「詞彙表」），於1919年2月由中華續行委辦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轄下的佈道回族特委（Committee on Work for Moslems）出版。[8] 詞彙表以1892年《教務雜誌》刊登的簡表為藍本，梅益盛除保留原有的大部分內容外，也新增了一批摘取自中國穆斯林著作的常用語。

二 「詞彙表」的形式和分類

詞彙表按英文字母順序編排，方便英語使用者檢索。每個英文詞彙後均附一個或以上漢語譯名——這是由於大部分詞彙在中國穆斯林著作中都沒有定譯。梅益盛在序言中指出，兩個世紀以來，以回族學者劉智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但很多當代穆斯林作者不一定沿用劉智的詞彙，卻喜採用其他譯名。梅益盛遂把能收集到的譯名悉數放進詞彙表中，而把最約定俗成（established）的一個排在首位，建議作一般用法；相對流傳不廣的詞彙也收錄下來，以便西教士研讀穆斯林著作時作為參考。詞彙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雜項」（Miscellaneous Vocabulary）。這部分的詞彙可粗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伊斯蘭教法或教義。例如英譯 “Practices, the five” 詞條下是「五功」，包括 “Repetition of Creed”「念真」、“Prayer five times daily”「禮真」、“Fasting”「齋戒」、Almsgiving「捐天課」、“Pilgrimage ” 「朝覲天闕」五項（頁6）。第二類是伊斯蘭教禮儀和節期。例如“Jumah, day of assembly” 詞條下附四個漢語譯名：「主穆爾」、「住麻爾」、「主媽爾」、「主目爾」（頁4）。第三類是伊斯蘭教的教制和教職。例如 “Ahung（Mullah）” 詞條下，說明這是波斯語「教師」之意（Persian Akhun = to instruct, teacher），另附三個漢譯：「阿衡」、「阿洪」、「阿訇」（頁1）。

詞彙表第二部分是「人名及地名」（Transliterations: Names of Persons and Places, etc.）。人名以古蘭經人物為主，例如“David ”「達五德」、「達屋德」、「達烏德」（頁9）；也收納了穆罕默德的各親屬，例如“Abu Talib”（M.’s uncle）「額卜他吏部」（頁9）。地名則主要是伊斯蘭教的聖地或具淵源的地點，例如“Medina”「默底納」、「默德那」（頁11）。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部分末後，再加插三個伊斯蘭教重要人物分類。按次序為“Wives of Mohammed”「聖后」共11人，“Concubines”（妾）2人（頁13）；“The Six Eminent Prophets”「大聖」6人；“Saints, the 25 famous”「二十五聖」25人（頁14）。最末部分是“Terms applied to God”（適用於真宰的詞語）共14條（頁15）。上述數項補充詞條中，「大聖」及「二十五聖」的各個人名，已按字母順序編排在表內；在最末另設分類，相信一方面是為方便檢索，另一方面也突顯這些人物在伊斯蘭教內的重要性。

三 從「詞彙表」看上世紀中國穆斯林用語的特色

中國穆斯林詞彙成為漢語，然而詞彙的形成卻有不同的來源。其中最重要的來源肯定是阿語及波斯語。長久以來，阿語備受各地穆斯林尊崇，中國穆斯林也不例外；這從詞彙表中大量阿語和波斯語的音譯詞充分反映出來。人名與地名以音譯處理當可理解，但「雜項」類諸如教義、禮儀等詞彙，同樣音譯多於意譯，則不失為一個獨特的現象。

穆宣專家暨傳教士海春深（George K. Harris）嘗指出，一個阿語詞彙若無法在漢語中找到對等詞，就會採用音譯。[9]

參考上述原則，從詞彙表中可見部分詞彙完全用意譯處理，例如“Fast, to”「把齋」（頁3）。

部分則音譯、意譯並列，例如 “Bismillah” 詞條下音譯及意譯兼備：「必思命了，我憑着普慈今世獨慈後世主的尊名起」（頁2）。然而，不少詞彙僅提供音譯，例如 “Iman（faith）”「以媽尼」、「壹媽尼」、「以媽宜」、「以媽納」（頁4）；但事實上漢語中「信仰」一詞是相當接近“Iman”詞義的，[10] 卻沒有進入中國穆斯林的詞彙世界中。又例如 “Unlawful（Haram）”「孩拉目雜代」，同樣只有音譯，意譯欠奉，單看漢語詞，無從推測其含義。[11] 根據編者收集詞彙的原則，相信他之所以不列出意譯詞，是因為未能從中國穆斯林著作中發現對等漢譯。阿語對中國穆斯林宗教用詞的影響之深可見一斑。

第二個來源是佛教及道教的用語。“Annihilation”「寂滅」（頁1）是「湼槃」的意譯；“World Psychic”「妙世」、「妙界」（頁8），均為佛教用語。至於“Angel”「天仙」、「飛仙」(頁1)，及“Create”「生化」則是來自道教經書的用語。順帶一提，在佛道用語以外，有些詞彙也受一般漢語影響。例如“Blessing”的對譯詞為「安寧與吉慶」；“Pork（to avoid use of correct name）”是穆民的諱語，詞彙表列出「初六」一詞（頁6），很可能與「大年初六，太公分豬肉」的民俗有關。

第三個來源是基督教的用語。編者在中國穆斯林著作中採集詞彙的過程中，發現部分受基督教影響的痕跡。事實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除了人物及經卷名稱互有重疊外，尚存在不少相通的概念以至詞彙。例如“Confession of God”「信認主」、「識認」（頁2）；“Repent”「悔吝」（頁6）；“Signs and wonders”「徵兆」（頁7）等。

其中 “Prophets” 的漢譯為「聖」、「差使」、「乃併貽」，後者直接從希伯來文נָבִיא（navi）音譯過來（頁6）。有趣的是，詞彙表中不乏猶太教及基督教的相關詞彙。“Judaism” 的對譯是「挑筋教」、「朱乎得」（頁11），前者顯然與雅各摔跤典故及猶太人宰牲方式有關； “Christians” 的譯名有以下幾種：「爾撒教」、「十字教」、「耶穌會」、「特爾撒人」（頁9）。而“Jews and Christians”則合稱為「二氏之人」（頁11）。[12] 這些詞彙反映了當時中國穆斯林對兩教的理解。

如上所言，自明代推行漢化政策始，中國奉伊斯蘭教的民族開始轉用漢語宗教詞彙。他們先後吸收了阿語和波斯語、佛教本色化用語、道教及基督教的成分，將之賦予伊斯蘭教的宗教涵義；這些詞彙經歷長時間的傳佈及演變，並透過中國穆斯林的經堂教育和宗教生活的傳承，逐漸形成一套饒富特色的漢語伊斯蘭教詞彙，也就是中國穆斯林獨有的經堂語。詞彙表正好為上世紀中國伊斯蘭教用語的面貌和特色，留下珍貴的紀錄。

結語

這個詞彙表或許不算精確，也未盡完善。正如編者所言，由於中國穆斯林作者本身沒有既定用詞，導致大部分詞彙都沒有定譯，有時確實令人難以掌握。然而，詞彙表的意義和貢獻卻不容忽視：第一，詞彙表標誌着編者研究中國伊斯蘭教的決心和努力。第二，詞彙表對裝備在華穆宣工人接觸穆民，及協助他們研讀中國穆斯林著作方面功不可沒，單單這一點已達至其出版的原意。第三，詞彙表有助今人了解上世紀中國穆斯林用語的概況，及追溯其流變。[13] 約十年後，梅益盛重新修訂詞彙表，增補了大量新收集的中國穆斯林用語，交由中國穆民交際會出版，[14] 讓這份更新的詞彙表持續發揮它的作用。

順帶一提，詞彙表不僅捕捉了當時代中國穆斯林用語的面貌，也從側面反映出穆宣的困難及挑戰。詞彙表展示了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相似之處。誠然，表面看來，伊斯蘭教及基督教似乎淵源相近，在教義和經典方面也有一些共通點，例如單奉獨一真神，禁戒偶像，擁有重疊的「先知」及「聖人」等。事實上，傳教士與中國穆斯林初接觸，也一度相信向後者傳教比向拜偶像者傳教容易得多。然而，他們漸漸發現，與穆民打開話匣子或許不難，但一旦觸及較深入的教義層面，就仿若碰上銅牆鐵壁。即或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有共同點，穆斯林始終堅信惟有前者才是天下最真確、最超然的信仰；[15] 在這個立場上他們幾乎是寸步不讓的。傳教士這才意識到，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存在着本質上的差距，刻意強調兩者相類，是利是弊暫難下定論；而穆宣的挑戰和困難，則肯定遠比原先設想的巨大得多。不過，這一點已超出本文範圍以外，要留待日後進一步探討了。

 

註：

[1] Issac Mason: List of Chinese-Moslem Terms. Shanghai: The Committee on Work for Moslems of the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1919.

[2] 敏賢麟編：《回族文化概要》（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10），頁40-42。

[3] Jianping Wang, 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 (Richmond: Routledge, 2001), x.

[4] “First Annual Meeting”.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ol. II, No. 3, July 1928, p3.

[5] “Current Topics: Chinese Moslem Terms”, The Moslem World, Vol. XXXIV, No.4, Oct, 1944, p302.

[6] 方便傳教士因應場合和對象，更有效地運用文字材料。“May Meeting of the Society”.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ol. I, No. 2, July 1927, p3.

[7] 指南內容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異同、接觸穆斯林的技巧和難處、伊斯蘭教的缺失、表達基督教信息的方法等等。Issac Mason,“Hints for Friends of Moslems”.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ol. II, No. 2, April 1928, pp2-13.

[8] 這份詞彙表甚受傳教士歡迎，更一度斷版。 Claude L. Pickens, Jr,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the Chinese Islam”, The Moslem World, Vol. XXIX, No. 1, Jan, 1939, p68.

[9] George K. Harris, “Sining, Kansu.”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ol. IV, No. 3, July 1st 1932-Safar 26th 1351, p43.

[10] 據《伊斯蘭教小辭典》載：「阿拉伯文Iman的音譯，一譯『伊曼』、『以媽納』、『以麻呢』，意為『信仰』。伊斯蘭教指穆斯林對安拉賜予穆罕默德的『啟示』及其基本信條的確信與承認。」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小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頁136。

[11] 「哈拉木」，阿拉伯文Haram的音譯，原意為「禁忌」、「被禁止的」。伊斯蘭教法專用詞。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小辭典》，頁311。

[12] 劉智《天方至聖實錄年譜》：「二氏乃指朱乎得忒爾撒兩教徒也。」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小辭典》，頁293。

[13] 例如詞彙表列出清真言（Shahada）的三個譯本，包括「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止一無二，我證穆罕默德是主的差使」、「再無有主，自除是按拉呼，穆罕默德是主的欽差」、「惟有獨一之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欽差」（頁8）；而今天最通用的白話版本是：「萬物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14] 在1927年9月20日在上海傳教大樓（Missions Building）舉行的中國穆民交際會會議上，決議由梅益盛再修訂此表。 “Fall Meeting of the Committee”. The Quarterly Newsletter of the 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 Vol. 1, December 1927, No. 4, p1.

[15] The Late Issac Mason, “The Future of Islam in China”, The Moslem World, Vol. XXX, No. 1, Jan, 1940, p77.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3期，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