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政治矛盾愈來愈緊張。在這種情況下，崇基學院神學院作爲神學院五十周年活動主辦了一系列的「金禧公開講座」，其中有一個講座主題是〈中國與日本緊張關係中看基督教的意義〉（ 2013年10月）。我也被邀請做短短的分享。自此我一直在想，今天，基督教爲了東亞的和解到底有甚麽存在的意義？分析現狀和展望未來的時候，我們同時也應該看一看過去的歴史。我想藉着這篇文章跟各位一起回顧東亞基督教史的一幕。

跨東亞的歐美傳教士

最早來日的傳教士就是天主教耶稣會的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他在印度宣教之後，1549年再往日本宣教幾年。後來，他發現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非常深，故此決定去中國宣教。他的想法是，假若中國福音化了，就可以把日本也福音化。1552年9月，他到了距離中國廣東海岸很近的上川島。但當時，外國傳教士還不能進入中國大陸。同年12月，他病逝於島上。我們應該記住，沙勿略的宣教心願不僅僅是在日本也不僅僅是在中國。他的宣教遠象是往日本和中國宣教，換句話說，就是向整個東亞宣教。

由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江戶幕府二百五十多年來長期禁止和迫害天主教。十九世紀中葉，美國的「黑船來航（美國四艘蒸汽軍艦來到日本）」打破了江戶幕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後來禁教命令就被解除了。1859年，基督教（新教）的傳教士開始來到日本。其實，著名來日傳教士當中也有不少原來在中國宣教的傳教士。下面簡單介紹幾個著名傳教士與中日兩國的關係。

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美國長老會）：赫本是一個醫療宣教士，也是建立日本長老會的創始人之一。他由1859年到1892年在日本宣教，編輯日本最初的日英詞典，也建立明治學院大學的前身學校。他對聖經翻譯也有很大的貢獻。最有名的是他所創的日語拼音方法《平文（赫本）式羅馬字》。其實，他早已於1843到1845年在中國廈門進行醫療宣教。

麥利和（Robert Samuel Maclay，美以美會）：麥利和由1873到1887年在日本宣教，主要進行教育方面的宣教。他建立青山大學的前身學校，對日本衛理公會的最早宣教有很大的貢獻。其實，麥利和曾經由1848到1872年在福州宣教二十多年，並建立了在福州最早的一間教堂（真理堂）。再說，他後來由1884到1887年在當時的朝鮮參與宣教活動。他在中國、日本、朝鮮這三個地域工作大約四十年服侍上帝。

郭立士 (Karl Gützlaff）也是爲人所熟知的早期來華傳教士。但鮮爲華人基督教界知道的是，他是日譯聖經的最早翻譯者。1835年，他在澳門認識了三個從日本漂流過來的漁民。一年後，在他們的協助下，把約翰福音和約翰書信翻譯成日文。這就是在世界上最早的日文聖經。雖然當時郭立士和三個漁民都不能把這本聖經帶去日本，但後來卻由前文提及的赫本帶着「郭立士譯聖經」到了日本。

「和譯聖經」和「漢譯聖經」

日本19世紀中葉才開國而開始外交和貿易等的國際聯繫。1859年之後，歐美的基督教傳教士開始來日。因爲郭立士所翻譯的聖經只是部分聖經內容，早期來日傳教士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聖經全書翻譯。他們得到日本人的合作而組織「翻譯委員會」，1880年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到1887年完成舊約聖經的翻譯。翻譯委員會在翻譯過程當中參考了早就完成的「漢譯（中文）聖經」，結果雖然「和譯（日文）聖經」後來又作了好幾次的修訂，可是到現在爲止還保存很多中文詞彙。比如：創世記、申命記、洗禮、聖靈等等。很有趣的是還有不少意思一樣的基督教詞彙，比如：神學、三位一體、宣教、教會等等。

關於漢譯聖經對日本基督教的影響，有各種各樣令人感動的故事。在現在的神奈川縣有一位針灸師叫矢野隆山（YANO, Ryūzan），他1861年成爲一個傳教士James Ballagh（美國改革宗）的日語老師。因爲矢野先生也是一個漢學家，他幫助了Ballagh把漢譯聖經翻譯成日文的工作。後來矢野先生患上肺結核，Ballagh跟他一起讀那兩人一起翻譯的經文來鼓勵他。最後，矢野先生於逝世前一個月在病床上接受Ballagh的洗禮，他就是日本基督教史上第一個基督徒。

在佐賀藩有另外一個人，叫村田若狹（MURATA, Wakasa）或者叫村田政矩（MURATA，Masanori），他是藩的家老（相等於今天的國家機構上的部長或大臣）。1855年，他被派遣到長崎藩，在港灣裏偶然找到了漂浮的一本書，就是英文聖經。由於長崎也是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59年，有一個美國改革宗傳教士Verbeck也來到了長崎開始宣教。當時村田已經回到佐賀藩，但把他的部下江口梅亭（EGUCHI，Baitei）派遣到長崎藩而讓他研究聖經。江口先生在長崎認識到Verbeck而得知在中國已經有漢譯聖經。幸好，長崎的口岸有些書店已經進口了漢譯聖經，江口先生就買到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所翻譯的新約聖經和米憐（William Milne）所翻譯的部分舊約聖經送給村田若狹。後來村田開始自行研究漢譯聖經（當時大部分的高層領袖都看得懂中文，在日本叫做「漢文」），但是卻不太懂聖經所包含的意思。因此，1862年，他又一次把他的部下江口和親弟綾部（Ayabe）等派遣到長崎而請Verbeck來教他們聖經。接着他的部下所學習的聖經知識，村田也慢慢地和間接地學習到。1866年5月，村田親自探訪Verbeck而從他直接學習聖經。同年5月20日，那一天就是五旬節，村田和他的親弟綾部一起接受Verbeck的洗禮。村田若狹就是第二個日本基督徒。

二十世紀前葉～中日戰爭期間

1910年，世界宣教會議在英國愛丁堡開辦，這促進了世界各地的教會合一運動。結果，在東亞，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1922年）和日本基督教協進會（1923年）成立了，而中日協進會之間開始互相交流。值得注意的是，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1937年5月，日方協進會代表團訪問了在上海召開的中方協進會的全國會議，兩方的代表並進行交流及討論怎樣解決中日之間的矛盾。除了這些以外，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在東京的成立（1906年）和上海日本青年會的成立（1907年），也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基督教史和日本基督教史的交叉點。

非常諷刺的是，中日基督教會之間最「密切」的交流就是中日戰爭時期。1937年7月7日之後，日本軍開始佔領中國各地，日本官方不能避免處理大小的抗日運動。日軍的特務和統治機構「興亞院」等企圖以日本的宗教團體來與中國的宗教團體促進「合作」和「親善」交流。日本官方認爲「宗教」對民間的影響很大而值得利用。規模上來說，佛教對中國民間的影響最大，但基督教對中國民間和中國高層領袖的影響都很大，而且其國際上的影響力也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日本當局推動和支持日本的基督教界「進出」到中國的淪陷區。

對日本教會來說，由於日軍佔領的城市裏日僑居民的增加，有需要爲日僑基督徒派遣日本牧師去建立日本人教會。結果，不少日本人教會和日本青年會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漢等各地陸續建立起來（日本人教會戰前只限於上海和北京的幾間而已）。日本當局的企圖是藉着擴大日本基督教在華的影響力來驅逐歐美傳教士對中國基督教的影響。當然，規模來說，前者比不上後者。對日本當局來說，傳教士的影響力是一種障礙。結果，太平洋戰爭開始之前，日本當局還控制不了中國教會。

1941年6月，由於時局的壓力，幾乎所有的日本基督教宗派結合起來而建立「日本基督教團」。日本教會像中國教會一樣也早就有教會合一運動，所以日本基督教團的成立，一方面確實有教會內部的主動性，但另一方面不能否定這是在日本政府的壓力下被推動的教會合一。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大部分的歐美傳教士不得不撤退而回國或者給送往集中營。日本當局成功消滅歐美傳教士對中國教會的影響力之後，才能够開始企圖把「教團」模式運用於在華基督教政策上。這就是所謂「中華基督教團」的成立。雖然幾位學者已經進行「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的研究，比如：邢福增〈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淪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2002年），宋軍〈從抗戰時期華北日軍對基督教政策的演變看華北中華基督教團的成立〉（2011年）等，但華中地區的研究以前幾乎沒有。所以，我在博士論文「日本侵華期間在淪陷區的宗教政策─以基督教為中心的政策、組織及人物之間的關聯性考察」（2013年）的研究裏提及華中地區的「南京中華基督教團」和上海的類似機構。

借此研究，我發現，當時很多日本教會的領袖與中國教會的領袖有那麽密切的接觸。這個事實令我很驚訝。留在淪陷區而接觸了日本教會領袖的中國教會領袖，有江長川（中華衛理公會的會督）、王梓中（中華公理會的領袖）、缪秋笙（中華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總幹事）、俞恩嗣（中華聖公會江蘇教區主教）、誠質怡（當時擔任金陵神學院上海分校的職分）、楊紹誠（南京來複會的會長，戰後擔任南京基督教協警會的會長）等等。來華的日本教會領袖，有阿部義宗（ABE, Yoshimune，日本基督教團總會議長，前日本衛理公會的會督）、小崎道雄(KOZAKI, Michio，日本基督教團東亞局局長，前日本公理會的領袖，戰後擔任日本基督教團的議長）、賀川豐彥(KAGAWA, Toyohiko，當時世界上最有名的佈道者）。還有作爲在華日本人教會牧師身分的駐華牧師，村上治(MURAKAMI, Osamu)、黑田四郎（KURODA, Shiro）、織田金雄（ODA，Kaneo）等等，他們都成爲「中華基督教團」的顧問，擔負着日本當局和中國教會之間的「聯絡（liason）」角色，是一個微妙的立場。到底他們的角色是日本當局的「傀儡」，是中國教會和日本當局之間的「緩衝」，還是中國教會的「救助」，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日本教會領袖和中國教會領袖之間的關係也是非常微妙的。日本教會牧師當中也有對中國教會友好的，也有驕傲的，也有中立的。我認爲，中國教會領袖與日本教會領袖當時的接觸和交往，往往是「不得不」，但是在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來看，也有友好關係的例子（比如，南京的楊紹誠和黑田四郎）。

雖然每一個個案的具體情況不同，整體來說，大部分的中國教會領袖在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教會的關係，尤其是「中華基督教團」的事情，在戰後和1949年之後的情況下，還是一個不敢提及的「避諱」。1949年之後，在中國基督教界內被譴責的主要事情是教會領袖與美國帝國主義的關係，但是還有一部分的人被懷疑在中日戰爭時期與日本的關係而被批評。比如，王徳潤（中華基督教會山東大會青島地區的牧師），因爲他曾經參加華北中華基督教團，1951年在青島開展的控訴大會被批評。王明道，雖然他完全拒絕參加該教團，但由於日本當局後來停止干涉他和他的基督徒會堂，有人懷疑他跟日本帝國主義勾結而免受迫害。實際上，日本當局沒有抓他也沒有關閉他的教堂，只因他的教會是一個獨立而自立教會而跟美帝教會沒有關係而已。

關於淪陷期的香港教會，請各位購買及閱讀陳智衡老師的大作《太陽旗下的十架─香港日治時期基督教會史》（建道神學院，2009年）！

戰後～現在 日本教會與香港教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日本和中國到七十年代一直沒有邦交。日本教會和中國教會，除了在1957年曾有一次性的「日本基督教代表團訪問中國教會」之外，幾乎沒有了交流。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基督教協會和日本基督教協進會之間有幾年一次的外交交流，但是在我個人來看，還是流於表面形式。

那麽，日本教會和香港教會的關係是如何的呢？雖然日本的協進會與香港的協進會之間，和Christian Conference in Asia（CCA）裏面有作交流，但始終是留在被限制的階段而還沒有達成真正的交流和合作。最近，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派遣一位女傳道人到日本基督教團參與日本青年事工。細胞小組教會宣教網絡（Cell Church Missions Network：CCMN）早就開始派遣不少傳教士到日本。雖然這些事情都很有劃時代意義的，但始終還是流於局部的。日本教會和香港教會之間交流不多的原因，一方面在於日本教會基本上從來沒有考慮過「香港教會」的存在。最近，日本的基督教學術界裏，「東北亞洲基督教比較研究」或者「中日韓基督教研究」等這樣的研究漸漸出現。這一方面是好事，但另一方面，香港地區的特殊性和香港教會異於內地教會的獨特歴史往往被忽略。整體來說，日本教會對外的關心主要還是歐美或基督教發展急速的韓國。同樣的，香港教會對外的關心主要好像是歐美基督教或者內地教會，而不是日本或者韓國。雖然很多香港人喜歡日本文化和日本菜，也喜歡去日本旅遊，但對日本教會的了解和關心並不太大。

將來的展望

我們回頭看歴史的時候，很明顯的是，東亞各地的基督教有密切的關聯性，也非常有跨國性（transnational）。全球化的當代，政治、經濟、文化都愈來愈跨國（或者跨地域），但，爲什麽東亞各地教會之間的交流和合作還沒有那麽跨國呢？無論是在香港、中國內地、還是其他華人地域，多少人去過日本的神學院留學？多少人看得懂日文的基督教書？多少人可說日語？我當然想向日本教會問問同樣的問題。多少日本的傳道人去過其他亞洲地區的神學院學習？日本有多少關於香港教會的書？有多少人會說廣東話或者普通話？現在是不是全球化的時代？二十一世紀是不是亞洲的時代？爲什麽亞洲的神學家之間沒有深刻的交流呢？爲什麽在東亞各地的教會之間沒有宣教方面和神學教育上的合作呢？有些人討論和提倡「亞洲的神學（Asian Theology）」，但我認爲，還沒有具體的交流和了解的現在還談不到真正的亞洲神學。請各位不要誤會，我並不是說我們亞洲教會不需要學習歐美的神學。歐美的神學是值得研究而且應該好好學習，因爲歐美神學裏面有很多普世性和普遍性的東西。我只想強調的是，我們亞洲教會向歐美神學好好學習的同時，也應該有亞洲教會之間的交流和合作事工。

那麽我們可以從哪裏開始呢？這就是我每天從中大的火車站到崇基神學院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想的課題，而我心裏每一次唱一首讚美詩「成爲我異像（Be Thou My Vision）」。我還在等着上主給我啓示，給我一個明顯的遠象（異象）。但，我最近感覺到，從日本來的一個牧師，在香港的神學院裏進行研究，參加香港教會的崇拜，跟香港的弟兄姊妹交流，這些小事本身就是比較重要的一步。我希望，上帝呼召更多對香港和其他東亞感興趣的日本弟兄姊妹起來！同時也希望，上帝呼召更多願去日本神學院留學或者去日本宣教的香港，內地，及其他華人地域的弟兄姊妹！

「我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完全全合而為一，讓世人知道是你差我來的，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約翰福音17章23節)

 

※松谷曄介(MATSUTANI, Yosuke)博士為日本基督教團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in Japan) 牧師。先後獲日本東京神學大學神學碩士及北九州市立大學博士學位。研究興趣包括中國基督教歷史、現代中國神學及中日基督教交流歷史等。目前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做訪問學者，也為日本學術振興會海外特別研究員。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2期，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