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人視野】建道消失的檔案:重尋佈道團的真實面貌(上) / 陳智衡
建道消失的檔案:重尋佈道團的真實面貌(上) [1]
一、佈道團的真實張力
作為建道師生及校友,必定聽過不少建道佈道團激勵人心的見證故事,這都是十分真實歷史。可是,歷史往往並非只有一面的故事。基本上除了建道畢業班外,大部分建道學生都必然是佈道團成員。每代佈道團學生中,都總會有熱心積極的同學,他們全情投入,為的是希望能接觸一位非信徒並向他們傳福音。不過,除了有熱心委身的同學外,同時亦有不太情願,質疑為何學生必須加入佈道團的同學。
建道學生佈道團成立於1915年,第一屆佈道團學生是自由加入,創立佈道團的同學逐個遊說,最後或多或少以群眾壓力來使最後一位同學加入。[2]到二十年代,佈道團成員並不是每位學生都積極參與的,當時在佈道團官方刊物中有文章以「得過且過,不圖發展」等字眼來形容某些佈道團成員,就連職員也被形容為「莫不關心」。[3]在佈道團核心人員眼中,凡不積極參與者,都被冠以類似的字眼形容。二十年代非基運動時期,那亦是佈道團的黑暗時期,不少建道學生相繼退學離校,佈道團職員辭職聲音亦此起彼落。佈道團一切的佈道工作被迫停頓,最後只有三數人繼續堅持佈道團的工作。[4]
1949年建道在香港復校後,佈道團不久亦正式復團。前院長劉福群牧師(William C. Newbern)雖然十分肯定佈道團在建道的存在意義,可是他亦提出同學的學習與服侍的張力問題。劉福羣指出:
佈道團的活動,往往與學業有所抵觸。學生們的課餘時間,大部分都用在這些事奉上。學校規定每小時的上課,必需加上一至三小時的溫習,但學生們往往連這最低規定都遵守不來。每星期二十小時的功課,已經非常繁重,還得多花二十多小時從事課外活動。此外,有些學生自己不肯用功研究書寫論文,往往拿佈道團作為成績欠佳的藉口,但大多數教授都認為,每星期最少二十小時的溫習時間,是騰得出來的,不過課外活動的時間,就的確少而又少了。[5]
除了劉福群牧師外,七十年代與劉牧師的言論相近是當時擔任團長的陳耀鵬同學。陳耀鵬作為佈道團團長,自然寫了很多肯定佈道團存在意義的原因,但他有一段說話是相當有意思的,他指出:
功課與事奉的失調——有人認為神學院的生活是蜜月生活,其實,在這四年的生涯裏,同學對聖經知識及其他學問的研究絕對不敢亦不會馬虎,而所敬愛的師長亦不許我們馬虎,這些繁忙而又重要的功課與富有挑戰性的事奉,往往會令同學在時間的分配上及取捨的衡量上有無所適從的感覺,這會導致「兩頭不到岸」的危機。[6]
無論劉福羣牧師和陳耀鵬的說法,其實都帶出一個真實的畫面,同學在應付佈道團和神學裝備的學習時,兩者之間的拉扯著實不容易解決。八十年代初,有同學認為佈道團工作是畫蛇添足,原因是佈道團創立的時候,建道學生並沒有週未實習,故此自然迫切需要組織佈道團來爭取實習和事奉的機會。但當各同學每星期都要到教會實習,加上不斷變遷的社會對時代工人的裝備和要求日漸升高的時候,功課的繁重已使同學們應接不暇,為何還要同學背負佈道團的工作?[7]所以,有些同學就用各樣方法不參加佈道團,前建道老師張煉能牧師用「取巧」來形容那些同學。[8]
除了個別學生對佈道團有所抗拒外,就連團內某些部對於佈道團出隊次數亦有意見,其中較為突出的是懲教部。九十年代初,懲教部認為對比其他部,他們出隊次數及時間較為多,所以他們感到部員所承受的壓力和負擔亦較為沉重。他們認為為了讓懲教部部員減壓,懲教部向佈道團職員會建議兩個選擇,一是讓懲教部同學減少週末實習半年,一是把每三次休息一次的制度改為每兩次休息一次,即由每年出隊三十次縮少至二十七次。[9]最後佈道團職員部應允讓懲教部以二休一的制度,因為佈道團沒有權利應允學生不用週末實習。[10]
這些佈道團歷史並不是激勵人心的故事,故此不可能世代傳頌。不過,那確實是佈道團百年來真實的一面。然而,百年來佈道團為甚麼不斷出現這張力呢?或許這與佈道團成立宗旨有關。
佈道團成立歷史主流的官方說法是,1915年入學的朱醒魂和梁慕德等新生認為讀神學時都應該要傳福音,於是他們有意在學院組織學生佈道團,經老師同意後就開始進行各方面的籌備和推動。主動的是學生,學院是被動的,所以這是獨立於院方的學生組織。梁家麟院長的《建道神學院百年史》[11]和朱醒魂後人朱敬華校友的《宣教火,家承傳一華人宣教先鋒朱醒魂與家屬見證》[12]也是這樣記述。朱敬華在《宣教火》講述佈道團是由朱醒魂等人創立,他主要是引用梁院長的《建道神學院百年史》一書,而梁院長在書中則引用大量佈道團刊物和昔日校友的回憶記載,這代表著佈道團百年來是一直世代流傳此說法。
因著這主流的官方歷史,故此佈道團百年來都傳遞一個觀念,就是「我們傳道由即日開始,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傳道,不獨為神所喜悅,亦可以增加學習之機會與經歷,而收事半功倍之効」。[13]這觀念不單世代傳遞下去,而且更成為佈道團的根基。這說法亦一直流傳至今,就像天條一樣。任何時候都需要傳福音,這既是無可質疑,亦永遠是對的。所以神學生在神學訓練期間,也要經常傳福音,這一直是佈道團的定位。不過百年來的真貌是,歷代佈道團都出現理想與現實的落差。
對於佈道團成立的主流說法,筆者倒有個疑問,剛入學不久的一年級神學生,他們還在適應學院這陌生環境的時候,真的可以完全自發,並在短時間內組織如此具規模和系統的組織?這是筆者一直在心中的疑問。如果佈道團的成立歷史有另一個版本,百年來建道佈道團是建基在一個不完整歷史版本上的話,那麼佈道團的定位和存在意義只會不斷被挑戰。前一百年是如此,後一百年也會是如此。或許在主流官方說法以外,同時亦有另一個版本存在。(待續)
註: [1] 此文章曾於2017年6月5日佈道團早會分享。 [2] 李天任:《建道學生佈道團創立憶述》,《播種人》第十一期(1964年12月),頁22。 [3] 正言:《進言》《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6。 [4] 林證耶:《佈道團的過去現在與將來》,《佈道》第三,四期合刊,頁16。 [5] 劉福群:《十架與冠冕》(香港:宣道書樓,1979),頁148。 [6] 陳耀鵬:《團長眼中的佈道團》,《播種人》第三十三期(1976年1月),頁53。 [7] 林瑞興《再思佈道團工作》,《播種人》第四十二期(1980年6月)頁20~21。 [8] 陳耀輝,劉會清,劉燕芬訪問張練能:《佈道與操練》《播種人》第四十二期(1980年6月),頁8。 [9] 《給佈道團眾同工及志民的信》(1991年4月16日)。 [10] 《佈道團職員會會議記錄》(1991年5月30日)。 [11]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1999),頁40。 [12] 朱敬華編:《宣教火,家承傳一華人宣教醒魂與家屬見證》(香港:建道神學院,2016),頁45~46。 [13] 李天任《建道學生佈道團創立憶述》,《播種人》第十一期(1964年12月),頁22。
原載於《建道通訊》189期,2017年10月,頁14-15。
作者簡介
陳智衡
神學研究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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