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長的話】教會中產化頌 / 梁家麟
教會中產化是自然而正常的事。
隨著社會走向穩定,人民生活富裕起來,中產階層也逐漸成長;教會與時俱變,與社會同步成長,信徒以中產階層為主,乃是正常不過的事。
「窮人有福音可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福音都是首先在窮人中間傳播的。社會邊緣的群體通常都不是既得利益階層,對傳統文化的效忠較低,受傳統社會的約束較少,對外來宗教的接受能力較高;加上他們在生活基本需求的範圍內的缺乏較明顯,所以傳教士也較易藉救濟和服務(教育、醫療)來接觸他們。
立足邊緣基層
早期教會成員中,婦女和奴隸佔了很大的比例;福音傳到印度,首先是在賤民階層取得立足之地;傳教士來到中國,首先藉間接佈道的方法來吸引低下階層;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沿海大城市的教會,外來民工佔的比例甚高。
兒童和年輕人因著社會化的程度較低,也屬於邊緣群體,對外來事物的接受程度也高;所以教會在發展初階,信徒的平均年齡通常較低,兒童和青少年的比例較高。
香港教會的發展模式沒有例外,傳教士首先是在基層群體,藉救濟和服務開展工作,「有奶粉可派」是許多信徒的童年回憶。難民/新移民事工也是五十年代的主要傳教形式,宣道會和路德會便是藉以崛起的。
教會中產化不是傳福音對象的選擇轉變的結果,而是教會成員的自然轉變。木屋區的街童、屋邨的青少年,逐漸藉教育和辛勤工作,改善生活的條件,提升社會的地位;他們捕捉了香港社會和六十至八十年代的蛻變趨勢,分享社會發展的共同成果。教會由屋邨單位搬到私樓,信徒也由屋邨遷居自置物業裡,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沒有召開宣教策略會議,也不是遵循某套教會中產化發展方略而進行的。
體現時代進程
上教會的兒童和青少年的性格較比溫純聽話,讀書較為用功,工作也較專心勤奮,較不容易沾染不良嗜好,婚姻和家庭較牢固;因此也較易往上爬,積聚財富也較容易。我沒有統計數字,光從常識推理,基督徒中產化的幅度和速度應該較香港社會整體為大為快。(這裡我已刻意不提上帝特別賜福信徒此超自然因素,以免給人散播成功神學的印象,但我當然相信上帝的保守和賜福。)
我成長於一間基層屋邨教會,數十個信徒裡,得博士學位的有三個;其餘中學或大專畢業的,大都創業成功或取得專業資格。與我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超過一半住在自置物業裡。太平山下,這樣子的故事根本不希罕。
正如許多人所曾指出的,教會主要由教師、社工和護士等行業的中產階層組成,赤貧的和巨富的都不多;撇除香港最基層的人士許多是新移民和老人的因素,教會的社會成分跟香港的社會分層大致相若。香港的中產階級的定義是非常廣泛的,家庭月入二萬多便算中產了,有牌的計程車司機是中產,裝修師傅是中產,擁有一層四百呎的屯門樓的也是數百萬「富翁」;如此說香港教會主要由中產階層構成,便一點不值得誇張標示。我倒是有興趣知道,香港有哪些社團或志願組織不是主要由中產階層組成的?
分享發展成果
中產階層為主導,這是發展較先進的社會最正常的情況;今天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存在嚴重不公平,貧富兩極化,中產階層萎縮,M型社會出現,才是不正常甚至是危機四伏的。中產無罪,中產理直氣壯;在一般情況下,教會若沒有中產化,便不僅是不正常,更是有嚴重的內部問題的;在傳福音和門徒訓練方面,肯定出了嚴重問題。
我在七十年代末期便參與工業福音團契和自己教會的工友福音工作,見證許多「工廠妹」發奮讀夜校,取得中學畢業資格,轉為工廠文員;也見證許多小雜工晉升專業技師,在八十年代初被高薪聘到大陸的廠房作訓練員。我的姊姊和姊丈都是小學畢業程度,姊丈在中電做技術人員至退休,他們在新界擁有一幢村屋,時值超過五百萬。我曾在基層教會:漁民背景的東方佈光基督教會服事數年,弟兄姊妹只因不嫖不賭,勤奮工作,愛護家庭,泰半便都安居樂業了;除了老年才信主的一群以外,沒有幾個住在「劏房」的。聖經的教導若無法使人變成這樣子的信徒,我們還可以相信福音有改變生命的大能嗎?
承擔社會責任
筆者重申不是成功神學倡導者,但不主張成功神學,不等於便得提倡「失敗神學」。天災人禍、生命橫逆,在基督徒中間仍是會發生的,所以也有忠於聖經教訓,勤奮工作的信徒沒能晉升中產階層,未能顯著改善生活。不過,橫逆不是常規,否則便不叫橫逆;我們總不能將個別例子變成普遍現象,說許多信徒遭遇車禍,家人罹難,生活無著;不能說失業、失意、失敗才是基督徒的正理。我不是說所有信徒都得變成中產,而是說教會中產化是一個正常而健康的現象,正好說明教會有效承擔造就門徒的責任。
教會中產化也說明教會逐漸進入社會的主流,基督信仰的外來性減低,信仰不再受到主流社會的嚴重排斥,接受信仰所得繳付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較少。這是我們夢寐難得、不斷祈求的事。教會中產化不等於福音本色化和社會基督化,但前者是後二者有望實現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有前者不等於有後二者,沒有前者肯定不會有後二者。我們的期待是,香港的基督徒能夠承擔社會更多責任,在公眾生活有更好的見證,在推動社會進步發揮積極的作用。
有人擔心,教會中產化意味著對窮人的忽視,減少對邊緣群體的關懷。這是有可能出現的。不過,若出現這個情況,通常都不僅是教會忽視了窮人,而是整體地忽視福音使命。
教會變得內向,缺乏外展的抱負,僅以自然增長為滿足,這是值得關注的危機。筆者相信,只要教會忠於耶穌基督的託付,積極向未得之民傳福音,便不會忽視尚未被福音化的基層群體。再說,邊緣群體才是最易接受福音,最能被福音化的一群啊。今天向非洲宣教容易,抑或向日本宣教容易?教會會否因自己的成員主要是中產階層,而決定只向日本派遣宣教士?
福音跨越文化
也有人問,教會即或在傳福音之上沒有歧視窮人,但會否因其主要成員是中產階層,而不自覺地形塑出中產屬靈文化,從而產生排斥基層的效果呢?這個情況也是可能發生的。教會必須恆常檢討,是否趨向精緻化與專業化,為了追求群體的純粹和秩序,而產生小圈子文化,造成排他主義的效果。
不過,信徒期待彼此深交,而同質性愈高的人愈容易深交,這是難以抹煞的自然情況;因此,即使我們有讓不同膚色、種族、階層的人共治一爐的教會理想,現實的教會總是傾向「各從其類」的。窮乏者很難在半山區或九龍塘的教會感到自在,在他們居住的地區為他們開設教會是較容易解決問題的,雖然這或會產生教會群體標籤化的效果。無論如何,香港教會最密集的地區都不是富有人的地區,居住在最貧窮的地區的人通常都可以在一車站之遙便覓得教會,因此也不能說香港教會都在逃避基層,遷向中產地區了。
我們不能期望每個人或多數人都能從事跨文化的宣教工作,這多數是由少數有志者或福音機構承擔;但我們期待所有信徒都支持跨文化的宣教工作。
也有人批評教會中產化造成教會趨向保守,淪為保皇黨,拒絕社會改革或革命的後果。說此話的人大抵都是中產階層,他們對基層有不切實際的浪漫想像,以為基層都是勇於社會批判、積極尋求制度改革的一群。
歷史和現實的真相是,基層群眾或會爆發暴動,但有計劃的改革和革命都是由中產階層或家境出身富裕者推動的。再說,香港教會從來都不曾由革命趨向保守,卻是從未出現過革命階段;說這批評的人,都對教會抱持某種特殊的政治和社會期待,譬如希望教會變成參政或社會行動團體,他們對現實教會的失望是必然的,任何時間都會失望。
我們期待教會更關心貧窮人,積極向社會邊緣階層傳福音;但我們歡迎教會的中產化,認為這是教會趨向成熟和勇於承擔使命的階段。
我們歡迎香港教會的中產化,我們更祈禱中國教會普遍中產化的實現。
原載於《建道通訊》171期,2013年4月,頁2-4。
作者簡介
梁家麟
榮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