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會來香港傳道的先行者：理雅各牧師／陳智衡

一．在香港宣教的開端

若要追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歷史源頭，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肯定是最初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今天的合一堂、灣仔堂、聖光堂和新界傳道會所成立的堂會，都是倫敦傳道會在香港所結的果子。而早期抵港的倫敦傳道會的重要領袖之一，必然是理雅各牧師（Rev. James Legge, 1815-1897）莫屬。理雅各出生在蘇格蘭，二十一歲蒙召成為往中國去的傳教士。一八三九年，理雅各完成神學訓練後，於一八四零年被倫敦傳道會差派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工作，以等候中國開門的機會。[1] 當一八四一年滿清政府戰敗給英國後，隨即把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成為殖民地。倫敦會傳教士於一八四三年即決定把馬六甲的大部分宣教資源移到香港，而理雅各亦因此而帶領華人學生及助理的團隊到香港宣教，而何進善（何福堂）亦是當時其中一位成員。[2]

作為帶領團隊的領袖理雅各，他在華的貢獻分別有教育、中西文化交流和傳道牧養三個範疇。在教育方面，因他是香港英華書院的校長，[3] 故此他於一八五三年獲港英政府邀請成為教育委員會的委員。而理雅各當中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建議政府把已開設的十九間「皇家書館」（學生九百多人）合併為一所具規模的「中央書院」，而這就是今天「皇仁書院」的前身。[4] 理雅各除了對早期香港教育有著貢獻外，他也曾參與早期的《聖經》翻譯工作，當時傳教士爭論“God”應該翻譯為「上帝」還是「神」的時候，理雅各為此撰寫《中國人關於神與靈的觀念》[5]（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1852）一書來與其他傳教士討論，這行動就已看到他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學術研究興趣。理雅各熱愛中國文化典籍，他對此進行研究、翻譯和闡釋中國古代思想，後來他回英國後成為牛津大學教授，同時亦是有名的漢學家。[6] 理雅各除了翻譯多本中國經典成為英文外，亦有《中國經典》、《孟子傳》、《中國的宗教》等英文著作，[7] 為的是希望歐美人士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也可以算是為往後的傳教士鋪路。

二．傳道與牧養

理雅各到香港後，除了把英華書院遷校來港外，他亦建立華人教會「下市場堂」和「灣仔福音堂」，以及歐籍人士的「愉寧堂」（Union Church），這也是他參與教會服事場景。[8] 理雅各對福音的熱誠和對信徒的關愛，都讓不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理雅各的朋友曾回憶理雅各時，指出理雅各的講道，展現出基督有著勝過試探的能力，這些教導就成為堅固他信仰的重要元素。[9] 理雅各關心歐籍信徒，但他更熱愛華人。他常到不同村鎮派發福音小冊子，與當地的人談福音。[10] 他每星期都會在華人教會講道，[11] 而且亦常到監獄服事囚犯，他曾表示：「我們希望盡我們所能，並期待看到那些走出監獄的犯人，不僅帶著對人的敬畏，而且被教導去敬畏上帝，並以此作為他們人生的義務」。[12] 對於服事華人，理雅各曾表示：「在我對華人的服事中，我得到了最大的自由和無與倫比的享受」。傳道者與信徒的關係是相向的，在理雅各的教會服事中，華人信徒亦很專心聆聽他的講道，他曾記述一事說：「我下灣仔（Wan-tsye）去佈道。麥嘉溫（Macgowan）先生與我同行。我們是乘船往返的。教堂裡座無虛席，甚至連供人們站的地方都沒有了。麥嘉溫感到很驚訝，因為我能夠讓這麼擁擠的場面保持安靜有序，而且還能夠這麼長時間地吸引著他們的注意力。他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場面。確實用中文佈道總是能夠安慰我自己的思想並讓我的精神感到滿足。」[13]

從這些事件，就可以看到理雅各十分享受與華人的接觸和相處，而且他亦有講道的恩賜，吸引不少人願意聽他的講道和佈道，從而認識基督信仰。他曾感到時間不足夠，故此曾表示「我的靈魂在看到這麼多的羊群無牧而傷痛，我覺得似乎我需要回家把我的字典和古書全燒掉，好騰出每個小時來向這數以千計因無知識而死亡的靈魂宣講福音真理」。[14] 對於在香港的傳教事業發展，理雅各就曾以下評價：「人們議論說我們在傳教上的花費事倍功半。但我相信，我們在傳教上所取得的成就，要比在政府部門和戰爭當中所取得的成就多出十倍」。[15]

三．以史鑑今

有論者曾嘗試歸納理雅各的品格重點是不貪財、有公義的品格、對中國人有憐憫心腸和不濫用自己身分所賦與的權利。[16] 因著理雅各這些性格優點，故此帶給他在服事上有良好的果效。然而，理雅各於一八七三年離開香港，回英國擔任牛津大學的漢學教授。他在香港的二十年服事，為倫敦傳道會在香港的傳教事業奠下重要的基礎，這都是今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重要基石之一。

另一方面，從理雅各的服事，或許讓我們看到早期傳教士的宣教模樣。他們是傳教士，直接佈道和門徒訓練自然是他們重要的關懷，可是在宣教過程中接觸的人和事越來越多，故此讓他們體會和關懷的東西亦自然增加。他們關心正處身的社會發展和需要，亦關心宣教對象的文化，不單是為了傳教需要而學者，而是若愛那群體，自己就會想了解對方更多，並且尊重對方的文化背景。

另一方面，我們在這些傳教士身上亦看到傳教需要不同的學理和學術探究來支持，而不是停留在實用和功能的層次。理雅各牧師表現出來的生命和服事，或許是我們每位基督徒需要學習的地方。傳福音是重要，但關心社會需要也是重要。基督徒既要重視「做」和「實踐」，但同時也需要有學理探究的心。此外，無論是本土或跨地域的宣教，總是需要認識不同類型和文化背景的人，若沒有尊重對方的不同，那如何實踐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

註釋：
[1] 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p3 & 40.
[2]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年建基至現代》（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2003），頁63。
[3] 張家輝和一位不署名校友：〈維城受挫暫輟弦歌〉《皕載英華》（香港：三聯書局，2019）。頁243。
[4] 李志剛：《香港教會掌故》（香港：三聯書局，1997），頁62-63。
[5] 理雅各著，齊英漢譯：《中國人關於神與靈的觀念》（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
[6] 段懷清：〈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和與王韜〉《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九十一期（2005年10月），頁20。
[7] 柯保羅：〈理雅各〉《皕載英華》，頁50。
[8] 劉紹麟：《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史：從一八四三年建基至現代》，頁56-57、63。
[9]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p66.
[10] Ibid., p60.
[11] Ibid., p76.
[12] 海倫．藹蒂絲．理（Helen E Legge）著，段懷清，周俐玲譯：〈理雅各：傳教士與學者〉《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597。
[13]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p171；海倫．藹蒂絲．理（Helen E Legge）著，段懷清，周俐玲譯：〈理雅各：傳教士與學者〉《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頁606-607。
[14]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p169；蔡義鴻主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一百五十週年堂史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2014），頁24。
[15]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p171；海倫．藹蒂絲．理（Helen E Legge）著，段懷清，周俐玲譯：〈理雅各：傳教士與學者〉《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頁606-607。
[16] 蔡義鴻主編：《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一百五十週年堂史特刊》，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