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倫理究竟是普遍的（Universal），還是獨特的（Particular）？是放諸四海皆通的真理，還是一套只適合教會（或選民）的原則？大抵上，基督徒都認定基督教真理是普遍的，人都應該服膺於上帝啟示的真理下，即是說，基督教倫理絕不單單適用於教會。然而，撇開單向圓滿的理想狀態，聖經有好幾處的記述，似乎正與這看法相反，至少，沒有正面支持。耶穌的登山寶訓就有這種相反的論調，尤其是馬太福音五章46節提及愛仇敵的道理，更證實這個世界原來就不接受上帝的標準。然而，主對門徒卻依然有超出現世常規的要求。在約翰福音十四章34至35節的新命令裡，主進一步吩咐我們彼此相愛，以行為作見證。換句話說，無論我們如何確信啟示真理的普遍性，基督教倫理在現實裡始終不普遍；又或者該說耶穌從沒有預期基督教倫理在我們的世界裡，會有普遍性的發展，祂只期望透過基督教倫理迸出異彩，令世界為之側目。當然，話得說回來，若然上帝的真理有其最終指向性，我們又怎可以隱匿自保，偏踞一隅，關起門來自說自話？因此，基督教倫理常處於弔詭的張力下，它既獨特，又尋求超脫於教會的框框。

正如筆者兩年前在本刊一篇文章裡指出，福音派敎會忙著尋找一種劃分兩界的倫理答案，在埋首於何為對、何為錯之際，往往忽略了基督敎倫理的宏旨不僅忠於真，更顯於愛，是以愛活真的一回事。在尋真的盡頭，敎會漸慚迷失了方向，因為她不知道如何堅持真理，或可以説敎會失去了倫理當中極重要的一環——將真理活出來！僅僅停留在講論的階段，及至發覺真理只講不做，欠缺説服力，又轉而以立法宣講真理，以定框劃線與聲勢吶喊，取代了活出真理的職能。

社會急促世俗化，敎會不知不覺間植從了世俗的方法，還以為那是正確的。在基督敎倫理的層面，這趨勢同樣真確。基督徒面對倫理間題——例如某些社會法案逾越了基督敎倫理——最激烈的反應往往表現在立法的事情上，就像最近的「賭波合法化」「反性傾向歧視法案」及「同性戀行為非刑事化」等。

筆者認為敎會在這些討論上，反應是頗積極的。這裡且不討論各間題的倫理對錯，[1]筆者只希望集中討論與敎會更有切身關係的事情。許多倫理間題在政府立法之後，即使立法的結果不為敎會所認可，也鮮見敎會跟進下去，更遑論實質的對策。從敎會面對立法議案的聲明可見，她似乎樂觀地相信靠著法律和輿論便可維持公理，藉此裁判、擺平或避免某些問題，且在澄清立場以後便鳴金收兵。這可能因敎會資源有限，不能作長期游説及與政客斡旋，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敎會和信徒對這些倫理問題根本沒有深度的委身，我們除了尋找一個能夠保持距離的視角，在表明立場的事情上盡黯心力外，便再不懂得做甚麼。按筆者的觀察，更嚴峻的思維陷阱，是敎會追隨了世俗的方法，還滿以為立法是處理倫理間題的良方。一旦發覺立法的理想想法遭受挫折，便只懂得慨歎世風日下，以為無法可施，無甚可為，以為去路已盡，急急在世俗判斷的句號上換過無奈的感歎號來！在情在理，我們相信現代政治裡的法律制衡，是社會所能為的終極，然而問題就在世俗社會所能為的終極，並不是敎會所能為的終結。

就以「賭波合法化」為例，究竟敎會有沒有預備處理「賭波」一旦合法化的局面？[2]又或者「賭波」仍然非法，那敎會打算怎樣跟進呢？福音書記載這樣的一個故事：[3]污鬼離開了所附的人，尋找可棲息的地方，遍尋不獲，回來看先前所附的人，原來裡面還是空空的，就多帶七個更惡的鬼附在那人身上。聖經明明的記載説：「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不好了，這邪惡的世代也要如此。」即或香港政府不讓「賭波」合法，那人心可以用甚麼來滿足呢？顯然，「賭波」根本不是問題的核心，僥幸的心才是。當人心無所皈依的時候，除了心存僥幸和趨附潮流外，還有甚麼可以調節精神、撐持良善呢？既然沒有更精彩、更有意思和叫人更起勁的生活，幹嗎不「賭波」！敢間，敎會可有想過提供更佳的選擇？沒有更佳的選擇，敎會憑甚麼杜絕「賭波」呢？要知道不是每個賭波的人都是「賭徒」，正如不是每一個賭馬、搓痲將的都是「賭徒」。如果一味以立法來肯定道德標準，甚或只管蹈空高談，沒有從形態到內容都務實致用的方法，那也是一種不道德I空洞洞的生活，至終會怎樣？耶穌基督的比喻有答案吧！

基督敎的倫理處於這些關口，可以做甚麼？或者，在我們尋求、期望以立法定立道德標準的同時，已忘記了比立法更有力、更有效的渠道和方案。説出來好像是還原主義，了無新意，但現實告訴我們，這不是還原主義，而是福音主義，若我們還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便該相信敎會是人離開「賭波」的途徑。敎會巴望立法可以糾正社會的病態，是因為她失去了見證的能力和信心。假若敎會仍然信心十足，深信福音可以，亦惟有福音可以填滿人心靈的需要，那不管立法與否，敎會仍能以福音滿足人心。事實上，敎會在社會裡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若要透過立法滿足其道德取向，一者難為，更者不可為。綜觀敎會人士所臚列的「反賭波」論據，最強而有力的不外是「賭波引致慣性賭博」「賭波不會增加政府收入」「合法賭博導致政府開支增加」等等。不錯，這些理由十分充分，但畢竟與基督敎信仰沒甚關係，談不上基督敎倫理立場。筆者反覆思付，運用該等論説的方法源於甚麼；可能敎會已跌進世俗社會的推理圈套，或是已降低討論的層次，好與社會接軌。無論出發點如何，結果都是一樣——基督敎倫理淪為某個基督徒個人的倫理，根本沒有多少堅實的神學或聖經基礎，僅有的都變成點綴！這種努力整體傾向實用，卻缺少深厚的信仰根基，到頭來無可避免地降低了本身的倫理力度，把我們的倫理道德埋葬於以人為中心的眾多學派大海中，終究建立不起屬於自身的格局。敎會發出的若不過是許多人文呼聲之一，試問哪一把人文呼聲比我們薄弱呢？那基督敎倫理的獨特性在哪裡？是因為標準調低了，所以基督敎倫理才得普遍？人們選擇信仰，理所當然是一個嚴肅而獨特的抉擇，該不會是跟隨群眾的意願。若基督敎信仰僅躋身於世俗的圈域之內，遲早會因趨同而進退維谷，切斷了自己得延續的使命。

反過來説，基督徒如果真能建立徹底地合乎聖經的倫理國度（筆者絕對質疑這個可能性），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第一，絕大部分人沒有信仰的根基以達到法律的標準；第二，這種以少數人的信仰意願，作為全部人集體行為的法制，不是獨裁是甚麼？最近的例子莫如塔利班的神權政權！法律終究只是道德的最大公因數，換句話説，以基督敎的尺度量：低得很。敎會就是敎會，應當將重點放在敎會群體裡面，我們的倫理道德觀是不同的。

以上兩段，不是要否定敎會反對「賭波」的立場，基督徒該有立場，但筆者卻肯定以立法來遏止「賭波」是不可能的，亦否定從立法渠道達致敎會標準的可行性。聖經從來沒有敎導敎會透過政治來奠定其道德標準，敎會的標準應該是高於社會的，故不妄想社會可能提升至同等水平，而立法的水平正是世俗社會的水平。基督敎倫理應該是超越立場，進到實幹的處境，為社會提供一個更美的選擇。相信，約翰福音的新誡命最能表達和實踐基督敎倫理的核心。

表明立場之後，盼望敎會仍有後著，提供更美的選擇，因為我們深知道律法只能叫人知罪，這也是立法的終極，基督敎不以知罪和定罪作結，乃是以救贖作結的。

或許基督敎倫理不是普遍的，但這獨特的理倫仍具吸引力，因為我們仍深信福音和敎會是社會唯一的答案。就在今天，為了反對或是抗衡賭博，我想基督徒最切實的回應不是訴諸法治，而是積極以福音戒賭服事，落實拯扶受賭博戕害的家庭。這就是説，救贖才是敎會的生命支點和責任，這才是我們的專業。總而言之，在神學的領域裡，揚善抑惡求諸政治和立法並沒有根據，也不是聖經的敎導。

獨特，是基督敎倫理的特色，因為它不會淪為社會主流的和聲，而是特立曲高；雖然它不一定被普遍欣賞，但人們至少可以從中認出基督的門徒來。

註：
[1] 筆者並不是迴避倫理立場的討論，乃願聚焦於更迫切的問題，敎會和信徒對倫理間題的實質回應。
[2] 事實上是有的，就如工業福音團契主辦的福音戒賭，及循道衛理社會服務中心新近設立的戒賭中心等，可惜其普及性仍有限。
[3] 太十二43~45；路十一24~26。

原載於《建道通訊》127期，2002年4月，頁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