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按:某個晚上捧讀拉許(Christopher Lasch)的《菁英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台北：商周出版，2008)，甚為震撼，發現書中所描述的社會現象，同時普遍出現在教會裡，並可作為教會許多問題的根本解說。有感而撰述本文。

香港教會崛起自基層社會，十九世紀傳教士藉教育和社會服務吸引貧苦大眾接受福音，建立了首批教會；二十世紀中葉從中國大陸撤出來的傳教士同樣積極服事多數具難民背景的基層民眾，建立另一批為數更多的教會。由於教育的市場價值帶來社會流動，加上七、八十年代機會處處，教會逐漸邁向中產化。

信徒由基層逐漸向上爬升，這不僅不是問題，更是一件好事，證明福音對人的奮鬥向上產生積極作用。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分別於堂會和機構投身工業福音事工，目睹不少工友在信主後艱苦地唸夜校報考會考，結果轉任文職甚至當上老闆的成功故事，為他們的晉升高興。

教會中產化若成為問題，第一是當信徒群體較多屬於中產人士後，便較難向基層傳福音，教會文化甚或產生了排斥基層群體的副作用；[1]第二是中產信徒逐漸遷離他們原屬的基層教會，轉到中產信徒集中的教會聚會，基層教會在人才與資源等方面嚴重失血。筆者沒有做過正式統計，但就個人的所知所聞，第二種情況遠多於第一種，這是所謂菁英信徒出走的問題。

菁英信徒離開原屬的中小型教會，造成許多負面影響，這是毋庸多說的。不過，本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方面，卻是出走現象對教會生態環境所帶來的衝擊。

菁英信徒出走，離開原屬的社群，追尋一個理想的信仰歸屬與歸宿。這種以個人品味而建立的歸屬關係是較難營建長久的責任感的。當菁英信徒以為他們既有權利且有能力自建信仰群體、甚至自訂信仰的內容時，他們對於從傳統或先輩承繼屬靈遺產的自覺自然大為減低，鮮能對栽培他們成長的前輩深存感激，也不認為需要勉力回報；他們對於所處的群體也不覺得有無可推諉的責任，特別是對於群體裡多數沒受過高深教育、事業不如他們那末成功的人，菁英更不以為有照顧這些「鄉里」的責任，反而隱約地視為負累。

菁英信徒以個人目標來規劃教會生活，譬如尋找跟自己的職業或階級相近的群體，尋找能提供更佳或更適切服務的教會，尋找他們心目中最能幫助下一代成長的教會。這跟社會上的富裕階層搬離讓他們創富的都市，尋覓市郊適合居住的環境，或讓兒女有更好升學保證的校區，甚或送子女到私立學校，沒有分別。這是一個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選擇，對所選擇的教會自然是以功能性來理解。

新建的社區不同於舊區。這是自由湊合的鬆散社群，沒有鄉里、沒有老榕樹，沒有多年相互糾纏的關係，沒有兩代或三代的傳說，當然也沒有是是非非、指指點點，以及社群各個小傳統所帶來的制肘與壓力。沒有命中註定，沒有本然責任，沒有相互交代與彼此提攜。(你可以爭論說，在新群體裡，還是可以建立這樣的關係和責任，我同意凡事總有例外，譬如有人能在新教會擠入核心領導層的，但這樣的人為數不多。)

自由組合的群體，難以培養出成員間的忠誠。因為長久而牢固的忠誠，不可能由當下的喜惡愛憎所決定，而必須奠造在某種執著的信念與被命定的自覺之上。若非認定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魂；若非認定國家有恩於我，又或者是先國後家，大丈夫得保家衛國…，那為甚麼要為身邊偶合的社群，犧牲自己僅有的生命和多年辛苦營建的幸福呢？在香港與北美，有教會要推行大規模的建堂計劃，都導致可觀數量的信徒出走，新堂建成後，出走信徒又陸續回來了。這跟北美一些人刻意選擇賦稅較輕的城市(通常是大城市群裡的某個城市)居住，想法完全一樣。

這更不要說在缺乏跟群體血脈相連，個人行為必須向其他成員交代的意識下，教會紀律根本難以執行。有信徒決定離婚另娶，與其跟堂會的牧者和會友囉唆，接受這個輔導那個處分，不如乾脆轉換教會，換個場景，便是另一條好漢。

傳統小型教會以恩情和責任維繫信徒，今天看來已常常失效；大型教會則以優越的節目和服務留住信徒，並希望打造品牌，建立品牌的認同感。這是堂會機構化的癥結。

當宗派與堂會不再是人們賴以維繫的屬靈家鄉時，信徒便不可避免地原子化，淪為單個個體；像今天的財經與科技菁英自詡擺脫傳統國家主義的制肘，晉升為世界公民一樣。菁英信徒很容易用信仰來將這種世界公民的觀念合理化，譬如「合一」就是最方便且看起來冠冕堂皇的口號。

我聽過不止一次有菁英信徒決定離開原屬教會時，談到他們理解教會是普世性的，不需受個別宗派和堂會的割斷。他們還狠狠批評宗派歸屬和堂會會友名冊制度乃違反聖經的普世主義精神。我通常的回應是不客氣地反詰：「你為甚麼約我這個宗派牧師來跟你這個世界公民談話？這可是浪費我的時間啊。我寧願專心聆聽那些跟我長相廝守的信徒。」然後離座而去。

我不反對有人做世界公民，但我只會專注愛上帝託付給我的羊群。這些羊是我認得的，他們也熟悉我的聲音。聖經說上帝愛世人，沒有要求人愛世人；世人不是胸襟和能力都有限的我所能愛的。到處留情的人，無法締造海枯石瀾的愛情；以全世界為牧區的奮興家，也不會真箇為羊捨命。

耶穌基督沒有某些人所想像的博愛主義精神。祂在臨離開世界前，多次跟所鍾愛的門徒重申，他們是父上帝特別賜給祂的，祂跟他們有特殊的關係，祂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參約十七）。是的，上帝另有羊在羊圈之外，但上帝還是要求將這些羊領回羊圈裡，而非任由牠們繼續在羊圈外，並乾脆取締羊圈內與羊圈外的區分。是否在羊圈裡，是否真正歸屬上帝，最後還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曾在自己牧養的教會的主日講壇公開宣告，我歡迎他會會友前來聽道，但請不要在崇拜結束後纏住我談話，我要騰出時間牧養那些安身在這間教會的弟兄姊妹和慕道朋友。你可以看到，我絲毫沒有「拉羊」的念頭，連留住過境客的動機都沒有。一位他會的大學教授跑來邀請我跟他作信仰對話，我婉拒了，因為這跟我到醫院探訪患病會友的時間相衝突了，我連丁點猶豫都沒有便選擇了後者。

我上一個事奉工場每周聚會人數近千，但我常常提醒同工和執事，我們的真正實力約只有二百餘人。惟有這二百餘人，才全心全意獻身教會，因鑑客觀需要而非純粹個人興趣來參與服事，積極承擔福音工作，抽空參加一位老姊妹的安息禮拜；並在面對經濟危機時，願意加按自己的住宅套現奉獻給教會。我跟這些弟兄姊妹建立生死盟的關係。

曾多次指出，今天流行的社區教會觀念，跟七十年代所傳講的社區教會截然不同。過去教會強調自己的社區性，乃是認同所在地區和人群，並且以同區坊眾的身分積極服事。九十年代以後的超大教會，卻強調教會自身便是一個自足的社區，可以提供信徒所需要的一切社區支援；至於教會座落在甚麼地區，那是不打緊的，反正多數信徒都不居住在社區裡。教會在社區而不屬社區。這跟北美的富裕階層在市郊開闢農地建造一個全新社區，意念相若。

當然教會也提供一些社區活動和服務，吸引坊眾參加；他們或會定期組織佈道小隊出外派單張傳福音。但主要的初信者來源是信徒的親朋好友，友誼佈道據說是最有效的佈道形式，較街頭佈道登門談道有效多了。

我們出去做社區服事工作，跟我們認同身處的社區是兩碼子事。前者是玩票性質，並使自己長期扮演局外人和施與者的角色；這跟道成肉身，與社區大眾摟抱糾纏、合成一個群體完全兩樣。我的女兒多年來助養非洲某地的孩童，但這跟將該孩童收養在家完全不同，遑論搬遷到孩童所屬的社區而成為其中一份子了。

教會傳統社群的崩解，是今天一個普遍現象，也是難以逆轉的趨勢。我們只能勉力守住自己的家，復振所隸屬的屬靈傳統，與弟兄姊妹建立深度與彼此交代的關係，提醒菁英信徒必須在上帝和信徒跟前給打回原形，以無有和無能的面貌朝見上帝，並與肢體相交往。順天而行，卻逆流而上。

註釋：
[1] 坊間有關教會中產化的論著，抱歉得指出，幾乎都是閉門造車，自造個稻草人來批判。首先得指出，我未曾見過有教會擺明車馬只向中產人士傳福音，而拒絕基層人士的；更沒有教會為了歛財的緣故而這樣做。香港幾家超大教會，包括播道會恩福堂、北角宣道會、九龍城浸信會、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等，都有為數眾多的基層人士，更不要提在元朗、沙田、大埔、青衣、慈雲山、筲箕灣等新崛起的大型教會（千人以上）了。香港比較「貴氣」的，除了英語教會外，便只有十數家，包括在中產地區有歷史傳統的宗派教會。其次，教會中產化幾乎都不是傳福音選擇的結果，而是信徒社會晉升而造成的情況，這是教會對社會的正面貢獻，而非變質或失落使命；沒有人能批評「屋村仔」爬升到律政司吧。第三，中產階級從來不是傳福音的好對象，社會邊緣羣體才是最易信主的一羣。當年九龍塘宣道會或靈糧堂等較為富裕的信徒羣體致力向難民和基層人士傳福音，開植堂會，今天香港浸信教會與崇真會救恩堂也繼續這樣做，說明了從一開始，沒有信徒會排斥基層。
至於作者隨意拿一些所謂中產現象來嘲諷一番，這裏便不回應了。只欲指出的是，以階級定性的前題來做社會分析，諸如教會中產化，所以不關心社會，所以政治冷感的推論，全是胡說八道的。第一，這美化了基層，誰說基層教會喜歡談政治了？我以在宣道會黃竹坑堂和東方佈光基督教會等典型基層教會牧養多年的經驗指出，基層信徒對公眾議題更沒興趣。香港人較關心政治，是在香港社會中產化了以後。第二，中產必然傾向維持現狀嗎？歷史和現實裏，推動革命的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香港推動社運的和積極參政的也大多不再是基層人士。當然香港多數人對社會運動都沒興趣，這不獨中產階級為然。第三，香港教會過去受敬虔主義思想影響甚深，所以不是從前熱心參政，自從中產化了後便對政治冷感了;大半個世紀以來，香港教會和信徒倒是愈來愈關心公眾議題，整個趨向是持續向上的問題只是香港教會的政治化程度尚未孚評論者的一廂情願的期望罷了。

原載於《建道通訊》170期，2013年1月，頁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