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參與神學教育這個既神聖又榮耀的任務已屆三十三年。在這不算短的歲月裡，「任重道遠」是常有的認定，說通俗點，便是「神學教育不易為」；與此同時卻另有一個強烈的主觀感受：「恭迎其會」，能夠在此時此刻，承擔為教會培訓人才的責任，責在榮幸不過。

神學教育的首要責任，是為教會培育傳道同工和信徒領袖，這是不在話下的。但這些年間筆者卻發現，有兩個使命愈來愈浮現出來，成了神學教育不能推卸的責任，可以稱為兩重附加的任務。

神學教育促成教會的轉變

必須說，這兩重附加任務向來便已存在的，不是全新事物；惟是在近一、二十年變得愈加顯著和迫切，且呼籲我們改訂課程目標和內容，俾能配合這兩重任務的需要。

第一，神學教育必須促成教會的轉變。

教育培訓人才，人才決定了教會的發展：教育為未來培訓人才，便影響了教會未來的發展。

早在二十年前，每當聽到教會負責牧者批評神學院未能為他們輸送合適的人才的時候，筆者在自我檢討之餘，已質疑這些批評的一個隱含意義，不外是神學院未能為這群牧者提供符合他們需要的配搭人才罷了。問題是，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已愈來愈與時代需要脫節，他們甚至成了教會存在的問題的一部分：神學院卻只提供配合他們的人才，便一定不能適合未來的發展的需要。

所以，多年來我們都認定，教會是為福音使命而存在的，有使命才有教會，使命失效便是教會失職。神學院所訓練的人才，不僅是為了守護現存的體制，為出現的空缺提供替補人才；乃是為保證教會能有效在此時此地實踐福音使命。我們必須有末世意識，天地將要廢去，教會和所有的禮儀體制都將成為過去，藉踐行和完成使命促使耶穌基督早日重回，才是我們的關注焦點。我們是要訓練有效的傳道者，而不是訓練維護建制的廟祝。

我們的眼目既在教會的使命，那教會的感覺需要便不一定是真實需要，今天的需要也不等於明天的需要，這一代的需要更不等同下一代的需要。特別在這個時代轉變急遽，世代間出現嚴重斷裂的情況下，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差異是懸殊的。

當然，我們不能單顧明天而不理會今天，不能光是應答下一代的需要，而忽略了這一代的需要。世代分歧，意味著需要分殊，教會必須提供多元化的事工，應對多元化的群體和他們的各自需要。今天我們面對的嚴峻情況是年輕人的大量流失，信徒群體老齡化。如何應答年輕一代的需要，已是迫在眉睫的挑戰，所以面向新世代便成了不能迴避的任務。神學院必須承擔這方面的責任：我們所訓練的人才必須是能面對下一世代教會和社會的需要，繼續實踐福音使命的。

守常與轉變

我們也面對變中有同，守護不變的真理和繼承寶貴的傳統的要求。沒有人是為變而變，變是為了更有效地傳揚不變的福音，守護和闡發一次過交付聖徒的真道，踐基督在二千年前所頒布的大使命。守常和求變是辯證地並存的，能守常才能應變、求變是為了更有效地守常，正如筆者常掛在口邊的一個吊詭說法：建道的一個傳統精神是開荒，就是另闢蹊徑，不在別人的根基之上建造，所以不守傳統才是建道的傳統，任何要求我們墨守成規的，都是迫使我們背叛建道的傳統。百餘年來，我們最偉大的先輩是高樂弼、翟輔民、劉福群和張慕皚。

這些年間，我們將神學教育切割為三部分：道碩前(Pre-M.Div.)、道碩和道碩後(Post-M.Div.)，三年道碩的課程緊迫，守常是較為迫切的任務，總不能為派飯技巧而丟棄基本教義、為模造傳播人才而放棄嚴謹的聖經訓練吧！我們將較多對應時代的實驗課程放在道碩後，青少年牧養事工和中小型堂會的增長是兩個較典型的例子。

在參與中國事工的時候，我們看到協助教會改變，以應對未來的發展需要，更是無可推卸的重任。中國教會的傳統根基薄弱，面對時代劇變，世代斷層更為顯著，如何改變她的屬靈傳統，教會體制和事工模式，乃是極其緊迫的挑戰。

神學教育配合宣教使命

第二，神學教育必須配合推動宣教使命。

數年前，筆者提出神學教育服務團的觀念，就是以宣教觀念發展神學教育，並藉神學教育協助教會推動宣教事工。今天多數國家都不歡迎宣教士，訓練本地同工成了宣教從起初便得啟動的任務。讓本地同工盡快承擔本地的「福音使命，這是解開宣教世界面前盤根錯節的糾結的唯一出路。

本地跨文化事工同樣如此，面對世代斷層，筆者認定讓年輕人承擔年輕人的使命(Youth for Youth)是唯一的出路，讓年輕同工盡快上位，同工團隊，特別是第一線的領袖年輕化，是解決教會老齡化的不二法門。我們的策略是盡快訓練，盡快交棒(但請勿以訓練作為拒絕交棒的藉口，無限延長訓練期，永遠拒絕交棒)。

無論如何，神學教育既然是為協助教會更有效地踐履福音使命而存在，那使命所指向的應是未得的地界和群體，而不應自困在已有的地界和群體裡。我們的焦點在教會外的一群(unchurched)，現在更在脫教會的一群(de-churched)，諸如歐美國家，諸如信二代。

我們要為教會和信徒注入宣教意識，要讓教會和信徒變得更宣教性(missional)。這是神學教育得承擔的責任。

教會已幾乎完全失去開拓精神，多數牧者難以承擔直接佈道的責任，這是我們都得正視的事實。我們在事實上仍處於前基督教時代(Pre-Christian Era)，卻過早習染了西方的後基督教思想。我們宣稱教會不應該注重傳福音和發展門徒，而應該更大的承擔文化、社會和政治的使命。我們的基督徒人口才佔單位數字的比例，卻不斷有人問為何我們不能像波蘭或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那般推動社會革命。

我們不斷在「吃老本」。抱歉得指出，年輕一代吃老本的心態最為嚴重。在北美，華人教會的英語群體多數是最沒有宣教使命的。當然我們會將責任歸咎於華語群體，是他們將英語群體淪落成育嬰事工(baby-sitting ministry)的。

面對社會的轉型和教會的被迫轉型，我們得訓練更多開拓型的人才，具創新精神和能力，勇於嘗試，敢做不一樣的事，敢發展不一樣的教會。「凡事皆有可能」不僅是一個事實的描述，也是一個對年輕一代的期許。

我們致力建立一個活潑多元的校園和校園文化，我們強調無調整的品質管理，我們自勉不要讓教育損害學生的個性和夢想，我們邀請同學參與神學教育的塑造(他們是我們的夥伴，而不僅是被教育的對象)。

香港教會要離開吾珥

香港教會需要新一波的佈道和植堂的運動。是的，我們既有的佈道與植堂模式逐漸失效，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便不需要佈道和植堂(才6%的信徒人口，便算完成了福音使命？)，反倒表示我們需要更新，甚或是斷層式地尋索新一代的佈道與植堂的模式。這是佈道2.0，植堂2.0，不是1.2。

事實上，今天大力倡導宣教的同工和團體，同樣都得面對再宣教的需要。不要光是重覆「尚有多少堂會未投入宣教使命」這些老調了，我們得正視多數宣教工場都陷入事工死胡同的現實。「沉悶」較「迫害」是更普遍而嚴重的情況。

我們都需要離開吾珥，領受召命，進入曠野，朝更美的家鄉走去。

冷酷地說，舊瓶盛載不了新酒，有部分昔日成功的教會只能享受一代風光，這是難以逆轉的現實。我們的期盼是年輕一代能殺出一條新血路，再創輝煌。

抱歉筆者已屬於上一代，沒有下一代的出路和答案。我自覺的責任是盡快扶立年輕一代，讓路給他們，然後迫切為他們代禱，以代禱者的身份終結個人的使命。

原載於《建道通訊》190期，2018年1月，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