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光照中華 

1807年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入華宣教，此後兩個多世紀宣教士遵行主耶穌召命，毅然遠渡重洋，義無反顧努力於中華福音大業。西教士和中國信徒通過醫藥、辦學、出版、翻譯、慈惠等事業提升國人素質、心靈健康，為中華走進現代世界文明同時在硬件、軟件上作出了顯著貢獻，主耶穌真光得以照亮中華。今天，國家講求「軟實力」，這亦是教會一直不遺餘力地默默耕耘者。

宣教士效法主耶穌，致力於「三濟事業」：理濟（傳道）、道濟（教導）和利濟（慈惠）。[1] 例如：醫藥方面，馬禮遜最早把現代醫學引進中國。[2] 於1834來華的美國傳教士伯駕醫生（Peter Parker）在廣州設立眼科醫院，他並為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治病。伯駕與宣教同工於1838年在廣州成立中國醫務傳道會，把現代醫藥、醫學系統地介紹給中華。社會救助方面，英國浸信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於1870年來到中國，服侍華人近半個世紀。1876-1879年華北五省大旱、飢民處處；他先後在山東、山西兩省賑災、收養孤兒，解救災民於倒懸。1913年美國何義思教士（Ruth H. Hitchcock, 1892-1984）在華南地區開展慈惠宣教事業，為廣東、廣西等地無助婦女、孤兒分別提供謀生技能、設立兒童院。戰後她在香港牧養信徒，在建道神學院任教，服侍國人六十年如一日，其間更經歷了日本侵華戰爭。1938年於抗戰時來到中國的挪威醫療宣教士司務道（Annie Skau, 1911-1992），先後在陝西、香港服侍中國同胞近四十年。[3] 祈大衛牧師偕同師母（David Crane, Elaine Crane）於1990年回到他父母祈篤信牧師、師母二十世紀上半葉宣教所在地廣東開平，為當地農村引進水和電力等現代設施。[4]

二、回眸教會與中國現代教育

1.教會與留學運動

馬禮遜牧師由英國倫敦傳道會差來中國，成為第一位入華新教傳教士；他和同工米憐牧師（William Milne, 1785-1822）為福音廣傳中華奠下良好基礎。1834年馬牧師卒於廣州，在華外籍人士成立馬禮遜教育協會以紀念他。1838年協會委任美國宣教士鮑留雲牧師（Samuel R. Brown，1810-1880）在澳門創辦馬禮遜紀念學校；1842年學校遷到港島摩理臣山。1847年就讀於該校的容閎（1828-1912）隨鮑牧師於負笈美國。容閎完成高中教育後就讀於耶魯大學（1850-1854），畢業前立志貢獻於中國留學教育，讓同樣在貧寒家庭出身的少年人也有機會留學接受現代教育，從而被培育成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人才。[5] 1871年清政府成立「駐洋肄業局」，翌年起合共120名中國幼童由官派赴美留學。容閎安排幼童住在美國基督徒家庭，少年留學生在學習現代文明、科學教育同時得以接受完整基督教教育。

由於朝廷有人不滿幼童「洋化」以及美國通過排華法案等原因，幼童未能按原定計劃完成學業。儘管如此，他們回國後學以致用，貢獻於中國現代化事業。當中包括後來出任天津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滬寧鐵路總辦的鍾文耀、開平礦務局副局長羅國瑞、駐舊金山副總領事歐陽賡、南洋海軍寰泰艦艦長容尚謙、津浦鐵路總辦黃仲良、臨城煤礦總工程師鄺榮光、外務大臣梁敦彥、被稱為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北洋海軍軍醫何廷樑、礦業工程師曾子穆和梁普照、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唐國安、上海電政分局總辦唐元湛、中華民國首任總理唐紹儀、關内外鐵路總辦梁如浩、天津輪船招商局總辦周長齡、香港行政局首任華人議員周壽臣。還有在中、法海戰中犧牲的鄺詠鐘、薛有福、楊兆楠、黃季良，在中、日甲午海戰中犧牲的致遠艦大副陳金揆、濟遠艦幫帶大副沈壽昌、廣丙艦幫帶大副黃祖蓮等。[6] 他們為改善社會經濟、國人生活素質，以及保土衛國等多方面作出了傑出貢獻。

2.教會與現代高等教育

1861年清政府設置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總署」），肩負辦理外交、推動現代化重任。「總署」轄下的同文館（1898年成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開始時為一所外國語學校，擔任總教習的丁韙良牧師（William P. A. Martin,1827-1916）是美北長老會宣教士。同文館培養成許多嫺熟外語的外交人才，包括如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陸徵祥（1871-1949）。丁韙良對教育情有獨鍾，1868回美深造；翌年返北京，就同文舘總教習職。他加強同文館科學課程，「期望以西方的科學知識，取代中國傳統對宇宙結構與秩序的錯誤看法；以西方的自然科學取代中國流行的風水、煉金及占卜諸說。」 美南監理會差會宣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先後於1881、1890年在上海創辦中西書院、中西女塾。他和李佳白、丁韙良等宣教士組織中國教育會，為中國學制提出改革建議。此外，教會還相繼興辦大學，包括聖約翰、齊魯、金陵、東吳、嶺南、燕京等十三所教會。此外，1861年1月，美北長老會女傳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1844-1924）來到中國廣州，於1872年在廣州創辦真光書院，開華南女子正式教育之先河。

三、教會與中國維新、革命事業

林樂知和倫敦會宣教士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丁韙良以及英國威爾斯浸信會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等創辦「廣學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SDK），啓發了康有爲和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的社會政治改革思想。基督徒通過辦學、出版書籍和報刊促進晚清維新和改革運動，既起了「鬆土和預工」作用，亦產生了深遠影響。「廣學會」出版由林樂知主編的《萬國公報》（Review of the Times）等教會報刊為此作了輿論準備，深入介紹政治、社會和經濟等學說，從而推動了1895-1898年的「維新運動」以及清末改革。自1890年起主持「廣學會」的李提摩太與康有爲（1858-1927）和梁啟超（1873-1929）等維新領袖交往密切。康有爲曾言《萬國公報》所刊載李提摩太和林樂知的文章促使他深信改革維新乃救國必由之徑。

孫中山少年時在家鄉翠亨村即因從宣教士學習英文和聽聞福音，得以「在黑暗中摸索時遇見一線曙光」。[7] 他其後在夏威夷、香港的教會學校接受完整基督教教育，1883年冬在香港綱紀慎會（公理堂）接受美國喜嘉理牧師（Charles R. Hager, 1850-1917）洗禮加入教會；和孫中山一同受洗的有「為民主共和犧牲之第一人」的陸浩東（1867-1895），而陸信主亦與孫氏向他傳講福音有密切關係。[8] 許多基督徒支持或直接參與了中國革命事業，當中包括牧師、傳道人、平信徒買辦和留學生等等；例如香港道濟會堂王煜初牧師、上海監理公會傳道人宋耀如（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父親）、楊衢雲（興中會創任總會長），等等。[9]

四、真光續照中華

今天，我國大江南北、黃河兩邊土地上都興辦起民辦學校、診所、戒毒中心等社會慈惠事業，針對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適時關顧。這些非政府機構牽頭者或主要負責人士許多是基督徒。他們上承基督教會服侍中國同胞「三濟事業」的優良傳統。例如，2004年由戴紹曾博士、曾振錨醫生、陳鴒先生在香港創立的國際醫療服務機構（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 MSI），致力於改善西南邊遠地區包括四川、雲南的醫療衛生水平。國際醫療服務機構其後受邀請參與培訓當地英語人才的教育事業，中文名稱相應改為國際專業服務機構。其眼科手術隊（2001年成立）十二年來為成千上萬的人恢復視力，其中包括在西南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失明人士。[10] 二百多年以來主耶穌的忠心僕人、使女前赴後繼，在社會上作鹽作光。昨天、今天，基督真光依然照亮神州大地。哈利路亞！

註：
[1] 李志剛牧師為建道神學院普通話課程「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科講授「基督教傳教事業與近代中國現代化」講義。香港長洲建道神學院，2014年4月7日下午。

[2] 譚樹林：《馬禮遜與中國文化論稿》（台北：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頁171。

[3] 參閲何義思著、李思敬，盧詠儀譯：《誰掌管明天》（香港：宣道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1997年12月七版[修訂三版]）；原著：Ruth Hitchcock, The Good Hand of Our God (Elgin, IL: David C. Cook Publishing Co., 1975)。拙文〈一對「佳美腳踪」——記抗戰時期美國、挪威女宣教士〉，《建道學刊2012年1月底37期》（香港：建道神學院，2012年），頁83-100。

[4] 祈篤信牧師和師母在開平宣教時，他們會擕同六個孩子去香港度假；這時何義思教士在其香港長洲的度假屋接待祈篤信牧師和師母一家。根據祈大衛師母向筆者憶述；2013年3月4日，香港。Elaine Crane, Son of the Soil, Tai Wai of China: The Journey of David & Elaine Crane Serving God in Their Generation Acts (13:36) (Greensburg, IN: Winters Publishing, 2009), pp.11-31.

[5] 「中國成長中的一代應該享受我享受過的良好教育，通過西方教育，使中國得以復興，文明強大起來。」容閎以英文撰寫的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文譯本書名：《西學東漸記》。章開沅教授：「容閎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奉獻給中國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容閎一生四大事業：（1）協助建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2）倡導並率領幼童赴美留學；（3）參與維新變法；（4）促進革命成功：涉及現代化過程中器物、精神、制度三個層面。容閎：「中國之腐敗情形，時觸予懷，迨末年而尤甚。……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哭，無限壓制。……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容閎以英文撰寫的自傳：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文譯本書名：《西學東漸記》。

[6] 錢鋼、胡勁草著：《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2009年增訂出版、2010年再版），頁296-347（附錄二：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名錄）。

[7]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近代化論集》（第四篇 國父孫中山先生大學畢業前與基督教之關係）（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出版、1988年四版），頁173。

[8] 史家黃宇和（John Wong）批評華人史學界有意、無意迴避基督教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關係：「中國史學界歷來輕描淡寫地一帶即過之一個史實，即孫中山在檀深受耶穌教義的影響，求乃兄同意其領洗入教，孫眉驚恐之餘，馬上買了單程船票把他遣返翠亨村。中國精英歷來反對耶教，比普通人尤甚，難怪中國史學界一直積極迴避孫中山與基督教的關係，簡直當沒有發生過此事，引起廣大耶教的教友不滿，唯有怒而不敢言而已。」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年），頁174-175。顧衛民〈基督教傳道人、留學生、買辦與革命者——宋耀如、陸皓東以及孫中山關係初探〉，李志剛主編《辛亥革命與香港基督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頁107-140。

[9] 顧衛民：〈基督教傳道人、留學生、買辦與革命者——宋耀如、陸皓東以及孫中山關係初探〉，李志剛主編《辛亥革命與香港基督教》（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頁107-140。

[10] 甄富靄醫學博士（眼科光明工程策劃主任）〈眼科手術隊在中國〉，MSI二十週年紀念文集編輯小組《帶著基督的精神——MSI二十週年紀念文集》（香港：國際專業服務機構，2013年12月），頁82-83。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61期，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