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中國基督播道會在華南

美國播道會（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USA，簡稱SEFC）於1884年由范嵐生（Fredrik Franson, 1852-1908）等一群信義宗背景的瑞典移民創建。[1] 美國播道會甫成立，即積極推動差傳。1887年10月，美國播道會在年議大會上通過差派寬夸倫（Hans J. von Qualen, 1851-1918）到中國傳教。同年12月，寬夸倫抵達廣州，成為該會第一位赴華傳教士。

寬夸倫曾在芝加哥綱紀慎（Congregationalists，即公理宗）禮拜堂事奉，期間認識當地一些華僑信徒。他們有感中國鄉親的福音需要甚大，力勸寬夸侖到中國傳教，其中蕭雨滋及吳碩卿更答允同往襄助。二人先後於1886年及1888年回中國，偕同寬夸倫一起開展傳教事工，建立堂點。寬夸倫、蕭雨滋、吳碩卿成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2] 在華傳教事業的拓荒先鋒，三人在會史上並列會祖。

播道會的傳教基址設在廣州，在華傳教範圍亦僅限於廣東地區，從未擴展至其他省份。[3] 廣東地區正是辛亥革命的發源地，這成為播道會人投身革命的重要背景。值得一提的是，播道會在穗早期的一個佈道所，即紫來街口的講堂，原屬倫敦會。[4] 倫敦會何以出讓該堂址予播道會？究其原因，是由於倫敦會河南堂教師區鳳墀向來與孫中山關係密切；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他在同年10月28日逃亡香港。倫敦會有見河南堂無人管理，遂決定出租物業。[5]

早期播道會個別的教牧信徒，與同盟會淵源甚深。身兼基督徒與革命黨人的雙重身份，他們既熱心於教會事工，同時投身革命。正因為擁有雙重身份，往往因利乘便，得以借助教會的事工或設施來掩護地下的革命行動。下文茲簡述之。

救國救民救靈魂——兩度遠涉重洋的蕭雨滋會祖

蕭雨滋比寬夸倫更早一步從美國芝加哥到中國廣東，先行打點一切，並與其後返粵的吳碩卿一同協助寬夸倫在廣州開拓傳教事業。蕭雨滋既是牧者，也胸懷救國之志，與興中會的革命志士素有交往。傳道牧養的同時，蕭雨滋暗中支援革命工作。後來他自粵返美，為的是另一個重要使命——支援革命事業。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其後數年，孫中山先後在東南亞及英國成立分會。1909年底在紐約設立的同盟會分會，為美國第一個同盟會組織。1910年初，孫中山原擬按行程從紐約前往舊金山，卻接獲蕭雨滋發自芝加哥的信函，信中提及當地許多華僑傾向革命，懇請他前往共商大事。孫中山決定改動行程先前往芝加哥。[6] 同年1月18日，孫中山抵達芝加哥，蕭雨滋和友人親往迎接。他們在會英樓安排了宴會，邀請孫中山講解其革命理念及分析當時局勢，與會者深受感動，決定即時設立同盟會芝加哥分會，並由孫中山親自主持。[7]

蕭雨滋離開牧職自廣東重返芝加哥的日期不詳。惟可以確定的是，同盟會芝加哥分會得以成立，成為美國第二個分會，蕭雨滋絕對是關鍵人物。他與孫中山早已相識，回美後在芝加哥招聚了一群有志支持革命的廣東華僑，其中也包括他的兒子蕭漢衛。當蕭雨滋聽聞孫中山身在紐約，即去函力邀對方到訪芝加哥。在芝加哥分會的成立會議上，蕭雨滋被推舉為會長之一。[8] 孫中山深慶得人，在其後寄往芝加哥的信件中明言「現舉蕭雨滋先生為會長，可為我得人賀也。」[9] 雖然芝加哥分會成立之初會員人數不多，具經濟實力的僑商亦僅佔少數，卻是同盟會在美國重要的分會。孫中山其後於1911年4月28日重訪芝加哥，在當地與會員商討黃花崗起義失敗後的善後工作，籌募經費。同年10月上旬，在中華民國成立前夕，孫中山三訪芝加哥，及後在當地公告起義成功。[10]

1911年後，蕭雨滋似乎繼續留在芝加哥，並未返回播道會的華南工場。惟從與蕭雨滋相關的一些史料中，均提及他是「耶教牧師」，[11] 估計他繼續在芝加哥的教會擔任牧職。

藝術與革命的結合：永銘齋與高劍父、高奇峰兄弟     

播道會早期在廣州建立堂點，傳教辦學， 除了獲倫敦會租賃房屋作佈道所外，也得到該會傳道從旁協助。其中一項教會事工是開辦「永銘齋」，藉教授彩繪工藝美術品，招生習畫學藝，同時講授基督教道理。倫敦會河南堂的教師區鳳墀和楊襄甫在這項事工上曾提供幫助。[12]

永銘齋以開班學藝作招徠，同時製作富基督教色彩的玻璃製品外銷，故需聘用專職畫師及學徒。1904年， 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受聘永銘齋助繪玻璃燈罩。高劍父先後師從廣東畫家居廉和駐澳門的法國傳教士畫家習畫，又將畫技授與其弟高奇峰。至1906年，高劍父離開廣州赴日本入讀東京帝國美術學院，[13] 翌年高奇峰亦赴日留學。高氏兄弟在留日期間加入了在東京成立不久的同盟會，是同盟會較早期的會員。[14]

1908年，高劍父奉孫中山之命回國，成立同盟會廣東分會，並擔任會長。[15] 翌年，高劍父參與策動新軍廣州起義，事敗後，與自穗回港的劉思復等在香港組織「支那暗殺團」，目標是行刺廣東省的高官。暗殺團由劉思復任團長，高劍父任副團長，主力策劃暗殺行動及製造炸彈。[16] 1911年參與黃花崗起義，[17] 與黃興同為少數的倖存者。[18]

高氏兄弟集兩種革命者的身份於一身：既關注國是，參與政治革命，也致力倡導國畫的革新。他們將革命事業和藝術使命結合在一起，透過辦「博物商會」和開設美術磁窰，推廣工藝及促進瓷業生產之餘，暗地裡為革命籌集經費，以及掩護同盟會的革命活動。1911年底，他們赴上海創辦審美書館和《真相畫報》；一面設館授徒，一面藉出版刊物宣傳民主革命思想。[19] 畫壇上被譽為「嶺南三傑」祖師的高氏兄弟及陳樹人，三人均為同盟會成員；投身革命的同時，他們在藝壇上成就非凡，開創了嶺南畫派，對國畫的影響極其深遠。

高氏兄弟曾擔任永銘齋的職員，參與在播道會的福音事工中。有文獻提及高劍父為基督教徒，惟相關資料不多。[20] 高奇峰的播道會會友身份則是可以確定的。高奇峰於十四、五歲左右已加入基督教會，應該就是美瑞丹會。[21] 1933年底高奇峰病逝。他的安葬禮在河南草芳播道會禮拜堂舉行，依基督教教儀式由牧師主禮，遺體安葬於河南新鳳凰播道會墳場。[22]

晨星啟明：啟明號福音船與林冠慈

1909年，以行刺清吏為目標的支那暗殺團成立。基於暗殺團的性質屬高度機密，執行任務者亦須嚴選，據說成立之初原始團員只有八名。其中一名團員由副團長高劍父引薦加入，他是播道會會友林冠慈。[23]

林冠慈原名冠戎，是性情淳樸的農家少年。少時目睹催租官吏欺壓鄉民，氣忿難平，曾購刀欲為鄉民報仇不果。稍長從家鄉歸善（今惠陽）到廣州，從傳教士處學習化學知識，略知炸藥的製法。其後得悉孫中山創立革命黨，1910年毅然隻身南下香港，在高劍父的介紹下加入支那暗殺團。[24]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暗殺團決定以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為刺殺目標，選派林冠慈、陳敬岳、趙灼文、潘賦西、劉敬源等為執行員。林冠慈侍母至孝，臨行前嘗陳詞：「我以身許國，早視死如歸。此行無所繫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為憾爾！」為紀念母親的養育之恩，他易名為冠慈。1911年7月底暗殺團抵廣州，伺機行事。8月11日偵悉李準將由城外水師公所入城，午後林、陳、潘三人分頭出發。林冠慈把炸彈藏於茶籮，待李準乘轎經過即投擲兩彈；李準受重傷未死，林冠慈即場被衛兵槍殺身亡，年僅二十八歲。[25]

林冠慈是播道會會友，生前曾在播道會福音堂任職，甚得傳教士的喜愛；他的化學知識和炸藥的製法就是從西教士學的。[26] 林冠慈並非傳道人，他在播道會的工作，是在福音船上學習駕駛；[27] 亦有指他在福音船工作，因而信教。[28] 這艘福音船即播道會的「啟明號」（Morning Star）。

播道會開展水上事工，源於寬夸侖發現廣東一帶地方陋習既多、迷信又深，尤以河南蛋戶四鄉婦女為甚。有見及此，寬牧於1895年回美述職時，向母會力倡建造福音船的計劃，獲得接納。1897年11月，啟明號在廣州沙面舉行下水奉獻禮。據說福音船質料上乘，可容納百餘聽道會眾。翌年3月12日，首次在福音船上舉行主日崇拜，由寬牧主持，招艇民登船聽道。啟明號沿珠江分流北上深入內陸六哩，穿梭於廣州府、肇慶府等一百一十四縣鄉之間。日間往鄉村佈道及售賣福音書籍；晚上泊岸宣講，艇戶鄉民登船聽道。[29]

啟明號不僅打開水上福音事工的大門，也有利於地下革命工作。啟明號屬播道會產業，船上懸美國國旗，由西教士擔任船長，吳子坤牧師則負責掌舵和司控引擎，[30] 河道水師對此有所忌憚。有指孫中山看中了這個優勢，通過與蕭雨滋等人的關係，利用福音船掩護革命黨人，傳遞消息，運送秘密文件和武器等。[31] 有文獻提及支那暗殺團的執行人曾藏匿於福音船內。[32] 啟明號就是如此一面進行水面傳教工作，地下則為廣東一帶的革命活動提供掩護。

1911年10月，中華民國成立。自此傳教環境較前開放，播道會決定集中資源從事陸上的福音工作，於是將啟明號出售。[33] 從另一個角度看，其時革命（初步）成功，無需再執行地下任務的啟明號亦已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結語：基督徒與革命者的雙重身份

辛亥革命與基督教的關係至為密切。革命先烈及志士中，基督教的教牧及信徒大不乏人。倫敦會的區鳳墀長老正是一例。他與孫中山相交甚篤，自興中會時期已積極參與。在他引介下，孫中山結識了不少同情及支持革命的教會人士，對日後革命工作的籌劃和推展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粵港地區教會對革命的投入及支持尤為關鍵。除了人力和財力資源的籌集外，教會及其附屬組織以至教牧同工的身份，成為了地下革命行動的屏障和保護。

以華南地區作為傳教基地的播道會，在奠基之初，就有教牧同工和信徒奮不顧身地參與在革命事業中。作為牧者、藝術家、教友，他們再背負了另一個身份——革命者，這誠然是他們對時代所作出的回應與抉擇。筆者在整理本文時禁不住尋思：蕭雨滋會祖最初帶著救靈魂的使命，毅然從美國回到中國家鄉作傳道，其後又懷著革命理想重返美國，期間他的心路歷程如何？寬夸倫牧師對華籍同工投身革命、永銘齋和啟明號掩護革命黨人等事又是否知情？抑或寬牧本人亦同情革命遂默許之……？惜一切都已隱沒在歷史的帷幕後，暫無可考。無論如何，播道會在中國的起始，正值風起雲湧的大時代。早期播道會的歷史，除了奠基立業，也交織著一段段先賢先烈帶著雙重身份、以生命服事那個世代的故事。

 

註：
[1]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USA（SEFC）直譯是「美國瑞典福音自由教會」。該會於1950年與Norwegian Danish and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Associations合併，稱為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EFCA）。
[2] 美國播道會在華使用的組織名稱是「美瑞丹會」，直至1931年才正式改稱「中國基督教播道會」（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簡稱EFCC）。
[3] 播道會在中國的堂點分別設在廣州(1888)、市橋（今番禹）(1920)及香港三地。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Armonk: M. E. Sharpe, Inc., 2009), pp218-219.
[4] 中華基督教會《神學誌》所載吳子坤〈美瑞丹教會傳道史〉：「1895年租賃紫來街口講堂，以資宣講，此堂乃倫敦會租地所建，停講已久。」劉粵聲亦提到：「1895年在紫來街口賃屋，以資宣講……紫來街租屋一間為布道所，歷十餘年」。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37。
[5] 黃宇和：《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2016），頁474。
[6] 身在紐約的孫中山在覆函中對芝加哥華僑支持革命表示欣慰：「得接來示，喜慰無量。近年貴埠人心進步如此，大可為中國前途賀也。弟現在紐約，因有要事未妥，尚未動程往金山大埠，此間事妥，當改道一過貴埠，與諸君子相會，詳籌光復大計也。」 〈覆蕭雨滋函〉（一九一O年一月十日）。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國父全集第三卷》（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21。
[7] 芝加哥分會成立時共十二人加入，計有蕭雨滋、羅拌輝、程天斗、曹楊三、李雄、梅喬林、梅火培、持天字、梅賜璧、梅友伙、棺彬。丘權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22。
[8] 另一位會長為梅喬林，書記為梅光培、曹湯三，司庫為梅壽相。李培健：《平民大總統》（台北：台海出版社，2002），頁164。
[9] 廣東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56。
[10] 據說孫中山有感住旅店不方便，遂搬到蕭家暫住，詎料蕭的長子洩露了他的行止，引來當地新聞記者蜂湧採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八卷》（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頁375。
[11] 有資料載：「蕭雨滋是該埠（芝加哥）基督教牧師。」廣東省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456。「中國播道會創辦人之一、原屬綱紀慎會的華人牧師蕭雨滋」。梁壽華：《革命先驅：基督徒與晚清中國革命的起源》（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頁54。
[12] 黃宇和：《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頁476。
[13] 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代美術史1911-1949》（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頁13。
[14] 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31。另參齊鳳閣：《中國現代畫家傳第一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頁58。
[15] 《辛亥革命史叢刊第十二卷》（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75。
[16] 黃鴻儀：《現代中國畫名家研究論集》（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997），頁103。
[17] 1911年4月27日，黃興等起於廣州。是役，同盟會員參加者百六十餘人，然辛以敗，孫中山有「吾黨菁華，付之一炬」之嘆。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427。
[18]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高劍父護送黃興逃亡香港，自己則再潛回廣州繼續從事革命活動。周佳榮：《潮流兩岸：近代香港的人和事》（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217。
[19] 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12、23。
[20] 高氏幾兄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亦有指高劍父本人沒有受過洗禮，但終生對基督教有強烈好感。參陳薌普：《高劍父的繪畫藝術》（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1），頁32；另參高劍父：《高劍父詩文初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頁1。
[21] 齊鳳閣：《中國現代畫家傳第一卷》（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頁58。
[22] 根據廣州惠愛中李同記印務局印製的〈高奇峰先生行狀〉，其生平由播道會牧師蕭雨滋、吳子坤謹述，訃告則由其兄長高冠天、高劍父率家族所發。黃大德：〈沉默的背後：清末民初的高奇峰〉，《美術學報》2013年第6卷，頁36-42。
[23] 李成俊：《李成俊選集（下）》（澳門：三聯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232。
[24] 《廣東文獻季刊第十五卷第1-4期》（廣州：廣東文獻季刊社，1985），頁95。
[25] 另一身藏炸彈的團員陳敬岳其後亦被捕殺。陳捷先：《宣統事典：清史事典（十二）》（台北：遠流出版社，2008），頁130。
[26] 這位西教士是否寬夸倫牧師則不可考。惟查1910-1911年間，任職播道會的西教士仍是寬牧。《廣東文獻季刊第十五卷第1-4期》（廣州：廣東文獻季刊社，1985），頁95。
[27] 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中國近代史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被，1982），頁436。
[28] 「（林冠慈）稍長，至廣州，在教會之福音船習駕駛，因信基督教。」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五）：中國同盟會》（台北：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1964），頁102。
[29] 李寬淑：《中國基督教史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頁268。
[30] 趙春晨、郭華清、伍玉西：《宗教與近人成廣東社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頁244。劉粵聲亦提及掌舵師為吳子坤牧師。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19。
[31] 梁圖光：〈珠江河面「福音船」〉，《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史料專輯（上）》，頁187。這個說法合理，因蕭雨滋在1905年以前大概仍在華南服事。劉粵聲亦提及啟明福音船開行落鄉傳道的首日，同工者有寬夸倫、吳硯卿、蕭雨滋、吳子坤、姚靈信姑娘等。劉粵聲：《廣州基督教概況兩廣浸信會史略》（香港：香港浸信教會，1997），頁19。
[32] 《傳記文學第二十二卷第1-6期》（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73），頁87。
[33] 由華南水上基督教會(South China Boat Mission)以1,500美元購入。華南水上基督教會即「東方基督教會」的前身，當時教會主要的服事對象是油麻地、筲箕灣和廣州等地的漁民。林永發：〈上世紀兩個差會的互動和合作：「華南水上基督教會」與「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基督教週報》第2501期（2012年7同29日）。

原載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66期，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