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啟蒙運動以還，神學成為一切學科之后的樞紐地位業已失墜，在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指導下，不同的學科紛紛湧現，並且從神學的世界觀中獨立出來，建立了自足的學統。正如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Peter Berger指出，在中古的社會中，「社會」被構成歐洲人共同的世界的壯麗的宗教政治外觀變成不可見了，只有在基督教帝國的瓦解後，具有現代社會學意義的「社會」才得以出現。

在歷史學的領域裡，我們同樣經歷了實證主義的洗禮。實證史學要求對歷史事件的解釋，必須建立在對史料的全面搜集及客觀分析之上。而史家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重建與解釋，亦要拚除一切超自然的因素在内，而單就現象本身進行理性的論析。並且，歷史學家在從事研究時，更須擺脫意識形態的支配。(當然，按照當代詮釋學的理解，任何人，包括歷史學者，也不可能不帶任何前設從事百分百客觀的研究；但是我們仍得提醒自己，不能將自己局限於某種神學或政治立場之內，桎梏了學術研究的空間。)

實證史學對基督徒帶來的衝擊，主要在於我們如何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對歷史事件作出解釋。這裡涉及許多複雜的課題，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筆者在此僅就中國教會史研究為例，略作討論。究竟基督徒應如何理解教會歷史呢？我們的信仰宣告上帝是歷史的主宰，我們也深信祂的大能正在中國運行，但是，筆者卻抗拒將教會歷史約化或還原成為單純的信仰認信。(可以想像整個課程都只是在高唱「上帝的旨意成就」的調子嗎？當同學的考試答卷完全是「事就這樣成了」時，老師應打多少分給他們？）無論如何，史學方法的規範，必須是我們從事研究的最高指導原則與標準。基督徒史學工作者也不能豁免於上述的遊戲規則之外。

職是之故，筆者深信，要持平地探討及評估教會歷史的發展，就必須將教會置於宏觀處境的脈絡內。作為社會領域的一部分，宗教活動在中國的發展空間肯定與社會其他體系的發展息息相關。我們絕不能完全將教會的發展抽離於一切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因素之外。當然，我們仍得反省歷史事件背後的神學或屬靈意義，但相信上帝及聖靈的工作，仍得通過對客觀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分析，了解教會的發展如何受到環境的制約：或宏觀歷史條件的轉變，又如何為教會的發展，創造了新的空間，或帶來新的制約。唯有對外在容觀因素跟宗教因素的互動關係作出全面的評檢，方是持平地認識教會歷史的可行方法。

筆者從事中國教會史教學及研究多年，深切明白過去學術界一直鄙視教會史，視之為不合法的偏門課題的關鍵，正是教會史研究予人不客觀、不嚴謹，流於感情泛濫、歌功頌德的結果。我們必須扭轉這風氣，為華人教會建立學統而努力。

原載於《建道通訊》111期，1998年4月，頁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