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全球趨勢

剛讀完菲立浦·詹金斯的《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令我對香港教會的前路有頗多反省。這本書以基督教今天的發展趨勢為基礎，預測其未來五十年在全球的發展。作者告訴我們，不要因為基督教在歐洲和北美的沒落，而輕率斷言基督教作為世界主流宗教的地位已告過去。事實上，基督教在南美洲和非洲的蓬勃發展，早已超過了北半球，並且還在纜續增長，預計在五十年後，基督教的中心力量將不會再是歐美的白種人，而是拉丁美裔和非裔。由南方將基督教傳回北方，已不單是指日可待，而是已在進行的事實了。

若將南方的新教會與北方的舊教會作比較，最明顯的分別是前者的信仰和道德較後者為保守。南方基督徒仍保留強烈的超自然取向，關心個人救贖過於政治改革，信服聖經的權威，並且抗拒被他們視為糜爛的西方文化自由主義思想，包括同性戀和女性墮胎權。

雖然非洲有部分獨立教會有宗教混合主義的現象，但作者提醒我們，在南方佔主導地位的仍然是正統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聖公會等。在這些西方宗派裡，南方基督徒佔全球信徒的比例愈來愈大，因而對宗派裡歐美的自由主義思想構成重大的制衡。

不久前美國新罕布什爾州選出全球第一位同性戀的主教，引來非洲多國聖公會的反對，包括非洲第一大和第二大的尼日利 亞和烏干達，肯亞聖公會更即時宣布與新罕布什爾州聖公會割斷關係，這正是其中一例。也許我們對非洲聖公會沒有太多認識，不明白區區蠻荒小國裡的聖公會後進者，如何能對歐美的先進聖公會指手劃腳。真相是，尼日利亞的聖公會有一千七百萬信徒，雖比英國聖公會宣稱擁有的二千五百萬信徒為少，卻遠較美國全國的二百三十萬為多，而在英國宣稱的二千五百萬信徒裡，有二千四百萬是平均一年亦上不了一次教堂的，所以尼日利亞聖公會每星期參加主日崇拜的人數，要比英國本土多出十倍以上，這更不要説美國一個州聖公會教區的人數了。所以，這次事件，是許多個聖公會大教省批評一個聖公會小教區。在1998年的蘭柏會議裡，與會的736個主教中，來自美、加和歐洲的加起來才316個，來自非洲的則有224 個。有理由相信，在二十一世紀中葉，單是非洲的聖公會主教便超過蘭柏會議的半數，可以左右大局。

五旬節派和靈恩派教會在非洲和南美洲也非常盛行。神召會在南美洲的信徒人數早已超過美國本土。靈恩派的神學和實踐，與南方基督徒原來的世界觀和信仰模式最為接近。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靈恩運動之所以吸引，是因為它極其強調上帝會直接介入人的日常生活。社會取向的自由派信徒，常批評保守派的信仰是他世主義和逃避主義，但恰好相反的是，靈恩派的信仰模式是現世主義的，信徒期望信仰會在此世界帶來真實和可見的改變。作者引述一段話説：

它們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它們的上帝是可以為你所用的。大部分長老教會的上帝都太大了，以致他們甚至不敢跟祂説話，祂太遙遠了。但五旬節派信徒擁有的，卻是一個可以幫助他們解決今日和明日間題的上帝。今天人們企求的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不是永恆。[1]

非靈恩派的福音派教會，必須嚴肅思考上帝和信仰在此時此地的有效性和可觸性。最令人悚懼動容的，是作者帶領我們認識基督教在全球的發展後，在最後一章從全球的觀點帶領我們重新認識基督教。要是我們看到南美洲和非洲才是基督教增長最快速的地區，未來且有超過一半的信徒居住在那裡，我們便看到「基督宗教是與窮人深深相連的。有別於一般的刻板印象，典型的基督徒並不是美國和西歐的白人大亨，而是窮人，其貧窮程度連北方國家的窮人也無法想像。」作者並以此現象回看耶穌基督的教訓：

當耶穌説「貧窮的人有福了」的時候，祂所説的「窮人」，並不是生活條件相對匱乏的人，而是指赤貧者。南方基督徒的絕大多數都是窮人（全體基督徒也愈來愈是如此），是飢餓、受迫害，甚至受到非人對待的人。印度人所説的「賤民」（ 字面意義是「受咒詛的」或「受壓迫的」），可説是耶穌口中「窮人」最精準的翻譯，因此「貧窮的人有福了」也大可翻譯成「賤民有福了」。[2]

教會的主流群體是窮人，這既是教會的現實，也是教會的理想。從耶穌時代直到今天，乃至於前瞻的未來，都沒有例外。

香港教會的傳教動力

這個發現幫助我們重新認識香港教會。筆者就香港教會史的研究，可為香港教會發展總括出以下定律在基層拓展，於中產裡鞏個。傳教士在十九世紀來到香港，主要是在社會的邊緣群體中傳教的，第一批信徒幾乎都是窮人。在傳教士（特別是教育事業）的幫助下，這批信徒及其下一代逐漸晉身中層甚至上流社會，而教會也在他們的參與下獲得人力和財力的牢靠 支持，時維1880年代左右。不過，中產教會的自然增長是緩慢的，香港教會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都沒有甚麼突破。

基督教迅速擴展，是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由於有大批新移民湧至，教會乘時積極提供服務和傳教。五十年代，香港教會的增長動力是新移民事工，九龍城、北角等新移民聚居地，是植堂的戰略地點，也有教會專攻最基層的經濟難民，木屋區和徙置區是基層信徒的吸納場所。六、七十年代，隨著香港的經濟起飛，經濟難民減少，基督教的增長動力，轉移到同樣屬於社會邊緣群體的青少年，特別是基層社區的青少年。教會辦學和在公共屋邨開辦各類型青少年服務，是吸收年輕信徒的兩個主要來源。有人嘲笑藉救濟和社會服務吸引人信主為製造「麵粉信徒」，筆者則認為這是一個「到位的傳福音」。

八十年代以後，隨著教會內的基層信徒逐漸成長，攀升到社會的中層，香港教會逐漸走向中產化。有人批評香港教會之所以中產化，是由於她的傳教策略有所轉向，忽略了窮人，這説法是不對的，香港教會中產化，主要不是教會向中產階級傳教的結果，而是低下階層信徒的社會晉升使然。這是福音工作的成功防範許多基層青少年談入歧途，鼓勵他們努力讀書，積極向上，也幫助好些藍領信徒藉唸夜校而轉換工作服的衣領顏色。不過，教會在進入社會和文化的主流以後，便亦減少接觸邊緣群體的機會。

九十年代以後，為數眾多的福音機構佔據社會幾乎所有角落，但這些傳福音和服務，與教會只有很間接的關係。教會已失去傳福音的前沿，缺乏一個清晰的邊緣群體作為傳福音與植堂的對象（主流群體的信主率有限，遠不及邊緣群體）。大型的佈道聚會仍此起彼繼地舉行，它們與各個福音機構不停宣告驚人的歸主人數，但這些都是「不到位的傳福音」，其後留在教會的新信徒，不及據報人數的十分之一。香港整體信徒人數沒有顯著增加。

超大型教會的崛興，迅速改變教會的生態環境。今天牧會者都知道，改善設備，提高服務素質，是吸引高素質信徒 （ 兼具人才和錢財的中產階級成年人）自動來歸、堂會迅速擴充的不二法門。昔日的觀念是不要把太多資源和精力用於編排聚會和裝飾教堂，以減少內耗，將資源調撥到教堂外的非信徒身上，但今天卻明白「不落本」提高服務素質，是難以吸引信徒來歸的。正如有硏究者言，香港只有一間超大教會是靠自力傳福音而獲致增長的，其餘都有超過七成以上的信徒是由別 的堂會轉過來（許多連轉會手續也沒辦）。有些轉會是必要的，譬如信徒遷居，以及海外回流信徒與畢業的留學生，我們不應一筆抹殺，惟更普遍的情況是基層教會裡已晉升中產的信徒， 因各樣理由而轉到以服事中產階層成年人

為職志的教會去。 筆者重申 中產階層成年信徒是教會的最佳支持者， 但位處社會主流的中產 階層成年人，卻不是傳福音的最有效對象，新移民和青少年等邊緣群體才是。

許多教會以吸納中產成年信徒為目標，而基層教會則在嚴重失血，教會普遍失去清晰的邊緣群體以為傳教對象，不少連青少年工作亦不成功。幾個趨向加起來，實難不使人以香港教會的未來為憂。筆者深信，再多跨教會的併購運動，都不會使香港整體信徒人數增加，並且不僅沒有增加，更將加速其衰弱沒落（ 一家三千人的教會若有兩千青壯的「後座會友 」，即等於上 百家中小型教會失去事奉支柱）。

無疑，「邊緣化」不限於經濟和社會性，每個人在一生中總有若干臨界點，諸如生老病死處於臨界點的便亦類似邊緣人，這是他們考慮福音的契機。但處身經濟和社會主流的人，在多數正常的情況下，都不容易發現自身的福音需要，他們不是傳福音的「好土」。福音理應最易打進邊緣群體，貧窮人是最適合接受福音的。香港教會必須嚴肅思考基督教在全球發展的趨勢，重拾傳福音的異象和動力，努力開闢傳教的新戰線，向邊緣群體傳遞「到位的福音」，證明「貧窮的人有福了」。

註：
[1] 菲立浦 詹金斯（Philip Jenkins）著，梁永安譯:《下一個基督王國基督宗教全球化的來臨》(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  (台北：立緒文化事業，2003) , 頁115。
[2] 詹全斯：《下一個基督王國》，頁 313－314。

原載於《建道通訊》134期，2004年1月，頁5-7。